成为按摩师：盲人青年的身体实践与职业塑造

肖佳怡，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身体人类学。

［摘 要］伴随“身体转向”的思潮，残障者的身体经验日益成为理解其主体性的关键。文章聚焦盲人青年的职业发展，从身体感知、身体媒介及身体管理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盲人从事按摩不仅是社会建构的标签，更是其通过身体主动参与职业实践的结果。具体而言，残损的身体限制了盲人青年对世界的把握，使其职业选择集中于按摩等领域；同时，身体又是他们习得与内化按摩技术的重要媒介；更进一步，盲人青年借助身体管理来表达对职业的理解，积极塑造自身的职业身份。残障者的身体不仅是社会建构的客体，更是具有创造性的能动主体，能够驱动残障者在职业实践中实现自我成长并获取社会价值。

［关键词］盲人青年；身体经验；按摩职业；社会价值

一

问题的提出

2023年6月，一位名叫董丽娜的盲人播音硕士毕业生走入公众视野，其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视频在抖音平台上走红，并获得344.6万次点赞、17万次评论和57万次转发。谈及就业问题时，董丽娜在新闻采访中无奈地说道：“作为硕士毕业的视障人士，虽然我的专业水平不比别人差，入学的时候由于受到国家政策法规的保护，大学不会拒绝录取，但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会受到各种歧视，比如说虽然你的专业能力很好，但人家想了半天还是不能给你岗位，因为觉得可能会存在意想不到的问题。”（腾讯网，2023）可见，部分盲人即使具备出众的专业能力，仍难以获得理想的工作机会，对于专业能力并不突出的盲人而言，其就业形势则更为严峻。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在职工的招用、聘用、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不得歧视残疾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8），但是现实情况远未达法律要求，盲人在求职就业、劳动报酬等多个方面仍面临诸多障碍。除按摩师等少数职业外，盲人仍被排除在大多数职业领域之外。

自1985年起，“盲人按摩”在我国被正式确立为一项专门事业（铁山等，2011）。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扶持下，按摩师逐渐成为盲人群体的主流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盲人的就业权利与社会生存。然而，在公众的普遍认知中，“盲人按摩”常常被视为一种被动的、受制度安排的职业选择，盲人按摩师的形象也多与“励志典范”或“无奈选择”等标签相连，前者将其简化为克服身体缺陷的感人故事，后者则将其描绘成在就业市场中别无他路的既定事实，上述叙事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盲人按摩师作为能动主体的丰富生命体验。现有研究虽已关注到“盲人按摩”这一社会现象，但多数讨论集中于宏观制度层面，如分析按摩政策对解决盲人群体生存问题的有效性（楚洪波，2015），而对于青年盲人按摩师如何在这一高度依赖“身体”经验的职业场域中进行日常实践，赋予工作以社会价值，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身份建构和生命意义，则缺乏深入考察。因此，本文旨在深入青年盲人按摩师的职业生活世界，探究他们如何通过身体这一最直接的工具与媒介，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积极实践、创造价值，并最终活出自我。本文试图说明，青年盲人按摩师的职业实践不仅是谋生手段，还是促使其实现社会化、生成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

二

文献评述与理论视角

（一）盲人职业的研究

盲人群体在古代社会往往从事特殊职业。放眼西方，神话和传说往往把盲人塑造成吟游诗人、预言家或乞丐，而事实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盲人常常从事久坐不动的职业，如碾磨、灌溉和音乐（Harvey，2024）。在古代中国，盲人被称为“瞽”，诸多盲瞽人士被认为是有道者，“瞽者知天之道、述天之秘、预卜命运，是神秘力量的化身，因此逐渐形成信盲、崇盲、问卜于盲的风俗”（姜生、李书文，2004）。盲人的身体形态因异于常人而被认为具有沟通鬼神的特殊能力，因此他们得以担任“巫者”这一职位（李生平，2019）。这些特殊职业体现了盲人的感官代偿与建构神秘权威之间的关系，盲态被视为通灵状态的符号，盲人被神秘化为具备预知能力的特殊人物。然而，这种认知特权往往与污名并存，职业的污名化问题亦使得个体不可避免地面临边缘化的困境（舒曼等，2016）。盲人不仅在身体上要承受残障带来的生活与工作不便，还要在精神上忍受社会强加的“能力低下”“耻辱”等负面标签。但这种污名不是残障者的问题，而是社会建构的标签，是社会规则和公共秩序使人变成非人（戈夫曼，2009：5）。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使得残疾人在日常社交和就业求职等方面常常遭遇歧视性眼光和不公正对待（高萍，2016）。

如今，盲人与按摩职业之间已形成高度紧密的关联。盲人从事按摩已成为当代社会中随处可见的、普遍的社会事实。这一职业选择既是社会长期分类的结果，也反映出盲人个体有限的适应性策略。正是在这种双向互构的作用下，盲人按摩逐渐被自然化，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职业分类（祝璞璞、黄盈盈，2020）。通过参加按摩技能培训，盲人得以在就业市场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和能力，认为自己是专业的服务提供者，而不仅仅是依赖于他人的残障者，甚至还会因敏感的触觉而在按摩行业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Mauksch，2023）。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男性，女性盲人的劳动参与率较低、就业质量较差，生育行为更对其就业状况产生明显负面影响（陈婷婷，2019）。由于同时遭受性别与残障交叠而成的结构性障碍，许多女性盲人被迫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并大多进入按摩行业谋求生计（熊伊伊、郑璇，2021）。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学界关于盲人职业的研究视野正不断拓宽，既关注了盲人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困境，同时也揭示了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然而，一个尚未被充分探讨的重要问题是：盲人如何通过主动选择成为按摩师，从而获得作为社会成员的尊严，并以此构建自我的生活世界与生命意义；若不能回归“具身”视角，盲人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便可能持续被社会建构论所遮蔽。

（二）残障研究：从“医学模式”到“具身模式”

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医疗科学的进步，残障逐渐被整合进医学研究的视角之中。依据“医学模式”的观点，残障被视为一种生物学现象，表现为生理构造上的不足，这代表了个体的身体结构与机能偏离了医学界所定义的标准常态，从而残障问题被界定为个人层次的问题（巴恩斯、默瑟，2017：29）。医学模式下的残障观念严格划定了正常与异常、健康与病患之间的界限，把残障看作一种社会病态。基于此，残障人群往往被排斥于常规生活、教育体系及职场等多种社会环境之外，有时甚至因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而受到谴责。

20世纪70年代，残疾权利运动逐渐兴起，其追求的核心政治策略是消除致残障碍，也就是推动社会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更好地容纳残障者，自此，学界对残障的理解逐渐转移到造成残疾的社会因素上来（庞文，2021）。这种“社会模式”视角将残障视作一个社会性议题，而非个人问题，它促使人们将关注重点从临床干预或个人适应转移到外在的物质与社会环境上。此模式并非否认身体损伤的存在，而是将残障困境的根源从个体层面的“身体损伤”转移到社会环境中的“障碍”因素（普利斯特利，2015：13）。对比残障研究的“医学模式”与“社会模式”可见，“医学模式”基于“个人悲剧”概念，将问题归因于个体及其功能限制；而“社会模式”则以“社会压迫”理论为基础，认为问题存在于社会内部，并由社会未能满足残障者的需求引起（Oliver，1996：30-32）。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残障研究开始出现“本体论转向”（Hughes，2007），学界开始对残障的内涵与障碍经验的本质进行探讨。尽管“社会模式”揭示了残障者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却忽略了生理损伤及其相关的生命伦理抉择与经验。因此，在“医学模式”与“社会模式”之外，需要一种替代性的残疾本体论方案——具身本体论（Embodied Ontology）。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不存在脱离社会的损伤，也不存在脱离损伤的残疾。”（Shakespeare，2006：29-34）也就是说，残障研究不应全然地将身体所经历的障碍经验放在抽象的社会结构中来讨论，而应将身体本身所经历的各种疼痛、情绪等作为重要的课题（王国羽等，2012：65）。

“具身”（Embodiment）这一概念最早由莫里斯·梅洛-庞蒂提出。其认为，身体在本质上是一个表达的空间，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意义纽带，具身能够打破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庞蒂，2001：237）。换言之，尽管残障者的生活受到特定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但他们依然能够依靠身体感知外界，通过个体积极主动地实践，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行为逻辑。可以说，“具身”正日益成为残障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身体不仅是残障发生的场所，更是残障意义表征的中介（Siebers，2008：23）。理解残障既需要制度层面的宏观叙事，也离不开个体经验的微观分析（谢冰雪、王淑梅，2023）。就身体对残障者社会化的影响而言，残障者会形成延展性身体、被形塑的身体与资本化身体三种经验模式，这些模式显著提升了他们的社会融入能力（金玉、王丰硕，2024）。从具身视角理解残障，需要兼顾双重维度：既要重视个体生理损伤的生物基础，承认身体在感知世界中的关键作用；也要了解社会分类标准通过观念建构成为残障歧视根源的机理（鲍雨、黄盈盈，2015）。相较于在制度层面倡导残障包容，创造残障与非残障者之间的具身互动实践更有效，通过建立“身体间性”（Intercorporeality）来实现真正的团结互助，从而跨越残障与非残障的鸿沟（Borodina，2022）。

借鉴“具身”视角，本文强调微观层面的个体实践，描述盲人青年的身体体验与职业历程，呈现他们的本真状态，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青年阶段是盲人进行职业选择、融入社会的关键时期。此时，身体不仅是他们与世界互动的重要媒介，也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盲人青年如何体验自身的残障身体，失明后的主观感受与身体感知如何影响其职业选择；第二，盲人青年如何以身体为媒介，获取按摩行业的规范知识并习得相关技术；第三，盲人青年如何通过身体管理，向社会展演按摩师这一职业形象。

三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视觉存在障碍且符合国家视力残疾最低标准、年龄范围为15~35周岁的盲人按摩师。按视力和视野状态分级，残疾在一般意义上包括“盲”及“低视力”，其中“盲”为视力残疾一级和二级，“低视力”为视力残疾三级和四级。视力残疾分级的国家标准见表1。而盲人青年在其日常生活中倾向于以“全盲”“半盲”及“明眼人”来进行群体分类，在他们眼里，“全盲”对应国家标准的“盲”人群，“半盲”对应“低视力”人群，“明眼人”是指视力没有损伤的人。本研究涉及的“盲人”既包括国家标准的“盲”类残疾人，也包括“低视力”类残疾人。

本文的访谈资料主要来自笔者2022年4月至2023年8月在云南省K市A盲人按摩店和B盲人按摩店进行的田野调查。A、B两家盲人按摩店均位于K市市中心，客流量较大，仅仅两店便聚集了十余位盲人按摩师。为了深入地观察与记录盲人按摩师的工作与生活，笔者经常在两店之间穿梭，在告知来意、经得盲人按摩师们的同意后，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的形式与他们进行交谈。笔者通过“滚雪球”的方法共计接触了28名盲人按摩师，并对其中12名从事按摩职业的盲人青年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聚焦对于残障身体的体验、学习按摩过程中的身体感知以及劳动期间对自我身体的管理三个方面。本文中所呈现的经验材料均来源于笔者的田野笔记。田野笔记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盲人青年成为按摩师之前的生命历程、日常生活与职业认知；盲人青年在成为按摩师过程中的职业培训活动、拜师经历与就业过程；盲人青年在成为按摩师之后的适应过程、职场经验与工作策略。此外，笔者将访谈资料按照主题来分类、编码与核查，并通过再访的方式补充所欠缺的经验材料。基于研究伦理，笔者已对所有访谈对象进行了匿名化处理，访谈对象信息如表2所示。

四

成为按摩师：

盲人青年基于身体经验的职业实践

视觉的缺失常将盲人青年的身体置于“不完整”与“需要被照顾”的社会定义之下。然而，在经过按摩的职业训练之后，他们的身体逐渐超越“失能”的刻板印象，转向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身体形态。这一转变，依赖于触觉、听觉等感官的精细化运用，此时身体不再是被动的，而是成为职业实践中的知识来源与行动方式。按摩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体悟之学”，其知识并不停留于抽象概念，而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持续互动得以生成。因此，这种技术难以完全借助语言传递，而必须依靠师徒间手把手的示范与反复的身体实践，最终融为按摩师的身体记忆。在这一专业场域中，关系的结构也发生重要转变。顾客成为带着病痛前来求助的一方，而盲人按摩师则转化为主动的、被需要与被信赖的施助者。通过专业的身体劳动，他们不仅赢得了他人的尊重与认可，更在实践过程中重构了自我的社会价值，从被动的社会客体蜕变为具有主体性的专业角色。

（一）基于身体感知的职业身份接纳

1. 无法掌控自如的身体

“拥有一副身体，既具有促动性，也具有约束性。”（希林，2010：21）与众多残障者一样，盲人青年拥有一具残损的身体，他们往往更能感受到源于自我身体的约束。失明的第一个生理事实是盲人青年与这个世界失去了视觉连接。在盲人青年的世界，他们将盲人分为“全盲人士”与“半盲人士”两类。对于残障程度不同的盲人青年而言，失明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躯体反应。虽然“全盲人士”无法见到外界事物，但并非完全“无光感”。盲人青年千垠在9岁时因脑部肿瘤压迫视神经导致双目失明，他这样描述双眼的感觉：“仿佛用不透明的油纸在眼睛上蒙住了一层一样，眼睛只对太阳有感觉，对灯光、手机屏幕都没有反应。”（A1）不同于千垠所体会到的“像被油纸蒙住了似的模糊感”，小琴在幼时便双目失明，她将自己的视觉感知描述为“黑夜中闪过的短暂光影”与“奇怪的波纹”。（A2）“半盲人士”的视力状况（最佳矫正视力为 0.05~0.3）与“全盲人士”不同。他们能辨认事物的大致轮廓，却无法看清具体特征。例如，当顾客进店时，他们通常只能看到人影，难以辨识面容与衣着细节。得益于相对保留的视觉，其身体活动较为灵活，外出频率和行动速度也略高于“全盲人士”。

尽管盲人青年群体内部的感官体验存在差异，但其身体普遍呈现出一种“客体化”特征。所谓“客体化的身体”，是指身体被置于外部世界的框架中，与自我之间形成了清晰的边界。在这种状态下，受损的身体既面临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又难以响应自我需求，从而逐渐沦为被对象化的存在（鲍雨，2017）。

首先，盲人青年的“身体客体化”体现在其身体形象上。从外观看，部分盲人青年的眼睛可能出现眼球凸起、眼白外翻或目光失焦等特征，行走时也难免呈现出“盲态”，易被旁人视为“异常”。在着装打扮方面，由于无法通过镜子观察自身，他们难以判断服饰的搭配效果与自身形象的“美丑”。相比于追求美，盲人青年更在意如何避免“出丑”，尤其担心因察觉不到外表问题而在公共场合“丢脸”。例如，准备参加聚会的小琴在见到笔者后立即询问衣着是否整洁、头发有无头屑，希望借助他人的视觉确认自身形象。事实上，当个体感到身体不符合社会标准时，容易产生羞耻、痛苦等消极情绪（何沐原、付宇，2024）。这种身体羞耻感在正处于社会化阶段的盲人青年中尤为突出，也反映出其自我客体化的心理状态。

其次，失明显著增加了盲人青年日常行动的风险。他们更容易在行走中受伤或摔倒，因此常不愿出远门，而倾向于待在熟悉的空间内。按摩师仲仁说：“路上仿佛多了很多坑洼，经常莫名其妙碰到东西。”（A3）同时，混乱的无障碍环境也限制了其出行，如兆京所言：“盲道常被挤占，红绿灯无语音提示，让我们不敢出门。”（A12）在他眼中，只有家里和店里是安全的，外部世界则充满混乱与不安。当遭遇突发状况时，盲人青年难以迅速灵活地调动身体做出反应，身体仿佛脱离掌控，成了一个“他者”。

这种身体的不可控性削弱了盲人青年在职业环境中的应对能力。现代职业普遍要求精细操作、快速反应与高时效性，而盲人青年因视觉缺憾，在信息接收、空间定位等方面存在显著障碍，大多难以满足此类要求。因此，其职业选择常被压缩至按摩等有限领域。

2. 对按摩职业的接纳

与其说按摩行业的门槛较低，不如说这一职业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而增强了其对盲人群体的可及性。具体来说，按摩职业相较于其他职业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工作空间固定且紧凑、工作时间较为灵活及人际互动主要基于身体接触。这些特征与盲人的身体条件和个人能力较为契合，因此，他们普遍将按摩视为一种不仅能够实现就业，而且可以长期稳定发展的职业。

首先，按摩店空间的固定性和紧凑性为盲人青年提供了安全且高效的工作环境。盲人按摩店通常位于社区内，距离盲人青年的住所较近，步行即可到达，大大降低了通勤难度。有的青年甚至直接住在店内，进一步避免了外出风险。按摩店内空间紧凑，一般由三至四个功能明确的房间构成，有利于盲人青年形成清晰的环境认知。他们能轻松记住按摩床、工具的位置，并通过触摸墙壁、门窗等快速定位与定向。这种布局既减少了碰撞、摔倒等安全隐患，也帮助他们更流畅地服务客人，提升了工作效率。

其次，按摩职业在工作时间上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尽管多数按摩店的营业时间大致固定，如上午十点至晚上十点，但对盲人青年的考勤管理普遍较为宽松。老板通常只安排人员轮流开门，其他员工可稍晚到岗，且很少因迟到扣薪。这种安排为盲人青年留出了更充裕的个人时间，也照顾了他们出行上的不便。下班时间同样具备弹性。在客流稀少的淡季，若店内人手充足，老板通常会同意按摩师提前下班的请求。此外，如遇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盲人青年可与老板协商请假。若老板同为盲人，往往更能理解其职业带来的身体劳损。在具体服务过程中，虽然总时长固定，但按摩师仍可根据顾客需求，灵活分配不同部位的按摩时间。这种工作模式不同于严格管控的流水线作业，赋予了盲人青年更多的自主性，因而更适应其身心特点。

最后，按摩职业的核心互动方式依赖于身体接触和感知。在工作过程中，盲人青年主要通过双手触摸来感知顾客的肌肉紧张程度、结节位置及身体反应，从而判断其身体状况。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借助语言交流，主动询问顾客的感受，认真听取对方的反馈，进一步确认顾客的具体需求与舒适程度。这种以触觉和听觉为主的工作模式，显著降低了对视觉的依赖，使盲人青年能够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感官优势。在按摩过程中，他们与顾客保持沟通，并根据实时反馈灵活调整按摩的部位、时长与力度，为顾客提供精准和个性化的服务。

因此，按摩对盲人青年而言是一种身体能力可企及的职业，同时成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就业不仅带来物质独立，更能帮助他们获取社会角色、获得尊严与自我认同，超越“弱势”标签，成为积极的社会参与者。

盲人青年小琴出生于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边境小县城，一岁时因发高烧未及时就医而导致双目失明，自十岁起在临沧市特殊教育学校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学习，毕业后去往广东省东莞市进入按摩行业，2022 年回到云南K 市A按摩店工作，现在已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之一。她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我学会了按摩就可以来到大城市上班。按摩这份工作不仅让我能够自己谋生，还能帮衬家里。我哥虽然在外面打工，但很少寄钱回家，而我会把每个月工资寄一半给爸妈。每次过节，我都会给爸妈发微信红包。我觉得我对他们好是尽我的本分，爸妈生我养我不容易。”（A2）

此外，职业还能帮助盲人青年建立稳定的社交网络，减少社会孤立感。在工作中，他们可以与同事、顾客互动，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被尊重。这种社会参与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按摩行业的接纳度和归属感。概言之，尽管盲人青年因视觉缺憾在职业发展方面面临诸多障碍，但通过学习按摩技术，他们可以从“资源消耗者”转变为“资源创造者”（张承蒙、周林刚，2020），进而融入社会。

（二）以身体为媒介的职业技术习得

“个体的身体从来不是‘充分完成的’，身体始终受到各类社会、文化与经济过程的影响。”（希林，2010：127-128）盲人青年学习按摩是一个不断累积身体经验、获得生存技术的过程。在学习按摩的初期，盲人青年往往需要通过接触、重复并强化一系列按摩知识与身体动作，以熟练掌握程序化、系统性的按摩技术。

1. 专业知识的制度化学习

一般由特殊教育学校或盲人按摩培训班的教师向盲人传授标准按摩技术。教师采用课堂讲授、一对多的方式展开教学，为盲人普及、讲解按摩职业中的专业知识。基于政府的残障人士就业扶持政策，他们将盲人按摩培训视为专门的事业。在这一授课培训模式中，教师和学生所有的行动都是规范化的。培训安排在特定的时间段，按照预先设定的培训计划展开，授课内容紧扣书本的理论知识与实操流程。

按摩作为一种中医的外治法，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等为基础理论，通过推、拿、按、摩、揉、点、拨、滚、提等手法，对人体的穴位、经络施以刺激，从而发挥舒筋通络、调和气血的作用。与西医生物医学模式不同，以按摩为代表的传统中医疗法更强调“身体与外界的关系、身体自身的平衡及身体感知”（郑艳姬，2023）。谈及按摩的健体疗效，盲人青年们常常借助所学的中医基础知识来解释：“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气血调和能促进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与新陈代谢，气血失调就会使五脏等器官发生异常，产生一系列的疾病。”（A4）

据了解，盲人按摩师的职业技能等级从五级至一级逐级提升。以最基本的五级资质为例，其知识体系涵盖中医基础理论、人体解剖知识、经络腧穴学及传统养生知识四大核心模块。在实操训练中，盲人学生通常两人一组，轮流扮演按摩师与顾客，以熟练掌握全套流程。在准备工作方面，按摩师需铺设一次性床垫，放置圆枕并消毒，协助顾客俯卧后覆盖薄毯。常规全身按摩覆盖肩、颈、背、腰、腿及头部，时长约一小时。

对于上述按摩知识的学习，盲人青年志坚评价道：“教师在黑板上讲课的时候，我们死记硬背，教师讲一百句，可能只能弄懂十句。学手法的时候，教师一开始会示范，还会拉我的手告诉我做这个动作。教师讲完以后，就让大家两两一组，互相练手法。有时出现一些明显的错误，教师会纠正，但是说句实话，我们在同学身上练习，教师不会管那么细。反正靠日后自己去练是最重要的。”（A5）

由此可见，“身体技术的获得从来不是一种天然行为，而是个体经由学习与训练、反复实践的结果。”（林晓珊，2013）对于盲人青年而言，学习按摩没有诀窍，将标准化的身体动作内化于心，日复一日地练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就可以掌握。与其说盲人适合按摩是生物性的、自然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们在后天的、长时间的按摩实践中摸索的结果。

2. 按摩技术的具身化训练

技术与知识的学习应被视为一个“社会的、参与性的和具体的过程”（Pink，2015：39）。不同按摩师运用同一手法时，带来的身体感受可能截然不同：有的只“触于皮表”，有的却能“力透筋骨”。这种个体化的具身技术，仅靠书本知识难以真正掌握。因此，多数盲人青年在上岗前会选择“拜师傅”进修。

“拜师傅”是新手向资深盲人按摩师学习技术的过程，相当于岗前实习。在行业内，“拜师傅”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未受过职业教育的盲人经熟人介绍到店学习；二是完成残联培训的学员，由残联推荐至合作按摩店，经数月指导合格后上岗；三是特殊教育学校中专生进入指定按摩店实习一年，凭实习证明换取学历。尽管途径不同，但均以师徒制为核心，通过一对一指导实现技术传承。盲人青年赫平描述了师傅教他按摩的画面：“师傅在我身上依次演练基本手法，等我明白后就让我在师傅身上按。如果师傅感觉我手法不对的话就说出来，如果还是没能纠正，师傅会让我趴下去，用正确的手法按我的身体，让我去感受不同手法给身体带来的不同感觉。师傅教导我，按摩的时候不能只用手指的蛮力，手腕也要动起来，最好由身体带动手臂，手臂带动手腕，手腕带动手指。”（A6）可见，师傅的教学方式明显区别于课堂授课，师傅常在盲人青年身上直接示范，让其亲身体会、感悟手法的效果。若学员自己找不到准确穴位，师傅便在其身上直接指出位置。而在检验学员技术时，师傅也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感受其手法是否“到位”，即力道是否均匀、渗透、持久、有力且柔和。因此，最直接的检验方式就是让学员在师傅身上反复练习。盲人青年磊子还谈到了师傅布置的身体训练任务：“按摩需要有耐力和专注力，不能按着按着力度就变了。为了练力道的持久度，我那时每天早上都被师傅要求做俯卧撑、平板支撑、指上压等，一般要练一至两个小时。”（A7）

因此，盲人青年的按摩训练不仅包括一整套理论体系与按摩手法，也涵盖一系列旨在提升核心与手部力量的身体活动，如俯卧撑、内功、举重、臂力拉伸、指上压等。这些以从事按摩工作为目标的训练，实质上是一种身体形塑的过程，旨在打造出“训练有素的肉体”（福柯，1999：156）。最终，在日复一日的主动规训与长期实践中，一具符合职业期待的、有力的身体被塑造完成。

与此同时，敏锐的“摸”功也离不开盲人青年具身化的练习。按摩师嘉迪指出：“我们是要做到摸肌知痛、摸骨知病的。客人躺下以后，就可以判断他们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身体肌肉粘连产生的结节是能够明显摸出来的，会有一种异物感，也被称为气结。”（A8）换言之，盲人青年之所以能够习得“摸”功，是因为“经由日常、重复的身体实践于技术层面的掌握，而非抽象之表征的学习”（余舜德，2015：18）。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华康德所强调的，具体的身体练习要比传统的非实践的思想表达更有意义（Wacquant，2005）。如果说特殊教育学校或培训机构的教师主要依靠话语传递，那么按摩店的老师傅则直接以身体为媒介，使按摩技术的传递更为具身化与经验化，帮助盲人青年将抽象的理论认知转为实在的身体技术。

在习得按摩技术的过程中，身体不仅是被训练的客体，更是认知、理解和掌握这项技术的核心媒介。首先，身体作为感知工具，承担着接收和理解职业信息的职能。其次，身体是职业记忆的储存载体。按摩技术从有意识的刻意模仿，逐渐沉淀为无意识的身体记忆和流畅的动作模式，实现真正的“具身化”。最后，这种以身体为媒介的学习过程，重塑了学习者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不再是一套外在于身的操作步骤，而是成为身体本身的能力与延伸。

（三）依托身体管理的职业形象展演

在日常生活中，个体通常会通过自我呈现来获得他人的认可。戈夫曼（1989：30）指出，当行动者承担某种社会角色时，需积极运用舞台设置、外表、举止等符号进行表演，以传递期望的形象。同样，盲人青年入职后也会对身体进行管理与规划，运用印象管理技术在前台呈现专业的按摩师形象。

1. 呈现得体的身体外观

尽管按摩行业没有穿着特定服装的规定，但在调查中不少盲人青年身着白大褂。如芬芬在工作中总爱穿上一件白大褂，她对于白大褂有一套独特的看法，白大褂既代表她对盲人保健按摩行业“仪表整洁、举止大方”之规定的遵循，也表示她向“医生”这一社会角色的靠拢。她认为，保健按摩师和医生一样，从事的都是缓解疼痛、调理身心的工作。她说：“白色的衣服，干干净净的，让顾客看着也舒服些。如果残联的人过来检查的话，我也不慌张，因为我是遵守规章的。再说了，好多医生都穿白大褂，我们其实也属于‘保健医生’，穿上以后，感觉比较正规。”（A9）

“外表在此刻可以起到告诉我们表演者的社会身份的作用；这些促进因素还告诉我们表演者暂时的礼仪状态。”（戈夫曼，1989：24）作为按摩店老板的坤哥则要求店里的每位盲人按摩师都穿上白大褂。在他眼里，白大褂彰显了按摩师上岗的身体状态。（A10）这就是说，盲人按摩师穿上白大褂后就表明他们此时在进行严肃的正式工作而不是消遣的休闲活动，可以在警醒按摩师的同时向路人或者进店的顾客释放出营业的信号。

除穿着白大褂之外，多数盲人青年会使用一些日常的、微小的生活技术来让自己的外观符合按摩师这一职业，这些技术包括修剪自己的指甲、让衣服干净整洁、梳理头发等。可见，盲人按摩师们认为“得体”外观的塑造需要依靠很多细节。在小琴看来，身体的异味与污秽的着装都会导致外观不“得体”，会让客人产生“不称职”的负面印象。（A2）换言之，对自身的身体外观予以关注，会赋予他们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并有可能让他们感觉良好。

2. 运用专业的身体知识

在按摩服务中，盲人青年常运用中医知识为顾客分析身体问题并提供养生建议。按摩依托刺激穴位、调理经络来实现防治与保健，若专业知识掌握不足，即便手法熟练，也易引发顾客对其专业性产生质疑。人体穴位数量众多，盲人青年需熟记常用穴位的位置及其功效。

千垠曾在K市某盲哑学校完成中专学业。毕业后，他常在工作过程中向客人讲解穴位知识，强调按压不同穴位可带来不同的治疗效果，以此展现自己的专业素养：“在穴位这一块，按摩肺腧、肩中腧穴能够调理肺气、止哮喘；按揉心腧、内关等穴，可以改善心肌缺氧；按揉脾俞、胃俞穴可以调理脾胃、缓解胃肠痉挛、止腹痛。我按摩的时候喜欢边按边讲，这样客人就能够知道我是懂这个行业的。”（A1）

盲人青年芬芬凭借以往所学的身体结构知识，经常向顾客解释人体“十四经络”的具体走向。她认为，要想让按摩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必须将穴位按压与经络理论结合起来运用：“我们学习的第一本医学专著《黄帝内经》开篇就写着：‘一阴一阳谓之道。’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合称十四经，包括肝经、心经、脾经、肺经等，不同的经络对应不同的身体器官。如果你是肝有问题，就得找‘起于大敦、止于期门’的肝经，经络走向是从足到胸，第一个穴位在大敦穴，一直延伸到期门穴。经络需要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进行疏通。”（A9）

对芬芬而言，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是她坚实的底气。通过向顾客解释每条经络的具体走向，她既能及时回应顾客对身体状况的疑问，也能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素养，从而赢得顾客的信任与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调研中多次听到盲人青年提及“虚与实”的概念，强调“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缓摩为补，急摩为泄。‘补’和‘泄’是通过手法在人体表面施以刺激，进而促进或抑制内脏功能。如果施加的是作用时间比较短的、重的刺激，那么就可抑制脏腑的功能，就叫‘泄’；反过来，如果施加的是作用时间较长的、轻的刺激，即可活跃脏腑的生理功能，谓之‘补’。”（A7）

由此可见，盲人青年所掌握的这套“虚实”之论，既用于解释顾客的身体症状，也指导其选择相应的按摩手法。若客人体质呈现“虚寒”，便采用缓和持久的按揉方式；反之，则施以强力短促的按摩方式。尽管这些按摩理念在科学性上可能并不十分严密，却为盲人按摩师提供了清晰的职业依据，既促进了按摩师与顾客之间的有效沟通，也有助于树立按摩师的专业形象。

3. 进行体贴的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是劳动者在服务业工作中所付出的私人情感，“员工进行情感管理，压抑情感或伪装情感，形成交往对象可以观察到的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以便影响交往对象的感受”（Hochschild，1979）。按摩业和众多服务业一样，其工作性质非常看重顾客体验，因此表达情感、管理感觉是每一位盲人按摩师的必备技能。盲人青年不仅是肉体疗愈者，也是精神陪伴者。他们将对话、表情、肢体互动等情感表达融入按摩过程，使之成为情感劳动的一部分，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创造情绪与社会价值。

一般而言，“望闻问切”是中医遵循的原则，但盲人青年囿于视力受限多侧重于“问”与“切”。事实上，问候与聊天已成为其工作的重要部分。他们一边根据顾客的疼痛反应判断其身体状况，一边通过“最近是否着凉？”“睡眠如何？”等关怀性询问向其提供情感支持。这种将专业服务与人际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劳动（卢燕璇，2024）。

女性盲人青年在情感劳动方面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特征。社会对女性工作的期待不仅包括体力劳动，更强调情感付出与对他人需求的满足（马冬玲，2010）。在按摩服务过程中，女性盲人按摩师用语轻柔、表达清晰，通过温柔、热情等性别化特质营造宾至如归的服务体验。这种情感生产不仅为顾客创造了积极的消费体验，更成为她们职业实践中的重要策略。

盲人青年向顾客施展“示好”与“示弱”等情感劳动策略（党琦等，2025）的行为，实质上展现的是通过柔性方式化解冲突的生存智慧。在“顾客至上”的按摩行业，具备职业素养的盲人青年常常面临与顾客的冲突。这类冲突多为非激烈对抗，具体体现为日常服务中的隐性矛盾，如顾客的无理刁难、恶意差评或言语骚扰。面对此类负面体验，多数盲人青年选择隐忍，常以“忍一下”“不计较”等方式回应。“有一次接待一个客人，进来以后我就感觉他心情不好，语气很低沉。我按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开始骂人，拿我撒气，故意说：‘哎呀，这个师傅按得太疼了，这水平不行，把我的腰都按坏了。’这种客人来了，我们也只能忍着了。”（A11）

“隐忍”折射出盲人青年在职场中的生存智慧。面对顾客的刁难，职业规范与经济压力共同迫使其妥协，并将身体管理转化为职业策略。每一次成功的身体管理，既是一次有效的社会互动，也是一次维系生存、获得认可的体验，使他们能够持续地以被接纳的身份参与社会分工、嵌入价值生产网络之中。

一言以蔽之，在盲人青年按摩师的职业生涯中，身体远非一个静态的生物学事实，而是一个在实践中被不断重新定义与生成意义的动态场域。按摩不仅是一份谋生的职业，更是一个将“残缺”的身体转变为“有用”的身体的过程。他们凭借着这个独特的身体，最终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职业尊严与生活世界，生动地诠释了何为在身体经验中活出自我。

五

结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出现了“身体转向”这一思潮。在对意识哲学进行批判后，学者们将形而下的身体作为分析的起点，对身体本身进行研究（汪民安，2003：21）。具身（Embodiment）概念区别于客观的生物体（Body）一词，以凸显对身体与心灵之间二元对立的超越。受现象学传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具身”这一视角探讨作为主体的身体在面对周遭世界时的身体经验。借鉴身体现象学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不再是与思维相对的存在，而是具有反思性的主体以及感知世界的初始媒介，这为分析残障者的主体性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以往的残障研究要么视残障为一种生理身体的病态，要么过度关注残障的社会建构性与政治性，残障者活生生的身体被这两种取向忽视了。在“具身”这一思潮影响下，残障研究领域“对残损与疾病的分析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对身体经验的考察”（Williams，1984）。将“身体”带回到残障研究之中，已成为该领域的新兴呼声（Zola，1991）。

本文从盲人青年的视角出发，以其从事按摩职业的发展过程为线索，探讨了残障身体的过程性与情境性。尽管视觉的残缺将许多盲人青年的职业选择导向按摩行业，但在这一看似受限的职业轨迹中，身体恰恰成为他们建构主体性的核心媒介。视觉残缺不仅带来感官体验上的不适与身体的客体化困境，同时也促使他们重新开发身体的潜能。他们借由身体学习并掌握专业按摩知识与具身化技术，在职业实践中通过对身体的自觉管理，向社会主动展演其作为按摩师的职业身份，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确认与社会尊严的获取。本文认为，残障身体的意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与职业过程中不断生成与凸显。更重要的是，基于身体经验的职业实践为残障者提供了融入社会、获得认同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意义生成的行动基础。通过专业能力的积累、职业身份的认同与社会角色的承担，盲人青年可以重新定义自我、构建生活世界的内在意义，从而实现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责任编辑：徐浙宁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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