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圣人”，这个在儒家文化中至高无上的称号，在唐朝，却成了皇帝的代名词。
从秦至唐初，臣属向君王奏对，一般多称呼皇帝为“陛下”。“陛下”最初指宫殿的台阶，臣子有事需要与帝王交谈时，不能直呼天子，因此需要通过站在“陛下”（台阶下）的侍卫转达，以示对天子的尊敬。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后，“陛下”慢慢成为了皇帝的专属敬称。
古代皇帝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有一个专属的敬称十分合理。然而到了唐高宗时期，李治开始给自己加各种尊号，不断强化皇权。以往的帝王享有尊号基本上都是死后的谥号或者庙号，当政的皇帝给自己上尊号，唐高宗是第一个。
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逼死舅舅长孙无忌后，李治开始真正地乾纲独断。然而，好运不长，仅仅两年后，李治就患上了风疾，时常头晕目眩，难以高强度长时间的处理朝政。这个时候，皇后武媚渐渐开始接手朝政，帮助李治处理国家大事。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名将李勣率兵攻灭高句丽，完成了中原王朝几代人的愿望，大唐版图随之来到全盛时期。这是在太宗时代都没有完成的伟业，李治却做到了。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在李治的默许下，朝臣为皇帝上尊号为天皇，同时也没忘了其政治盟友武媚，为皇后上尊号为天后。天皇、天后并称“二圣”，事实上从制度设计上确立了武后的权力，也为其日后改唐为周奠定了政治基础。
从这以后，皇帝也就慢慢变为了所谓的“圣人”，君权更加强大和神秘。到了唐玄宗时期，这种趋势到了顶峰。
唐玄宗李隆基在28岁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登上帝位，在明君贤臣的共同努力下，大唐政治氛围焕然一新，帝国也迎来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
作为创建了盛世的君主，李隆基跟自己的祖父祖母一样，开始不停地给自己加尊号，从开元初年的“开元神武皇帝”到开元末年“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君权进一步神圣化，作为皇帝的李隆基已经不满足于帝王之权，他要成为护佑大唐的真神。
不过，盛世天子当得太久，越容易沉浸在虚假的繁荣和幻象中，好大喜功，听不得一点不好的消息。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开元后期，李隆基渐渐懈怠政事，还任用了李林甫这样“口蜜腹剑”的奸臣做宰相，导致朝政积弊、节度使做大……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李隆基改元天宝，又继续给自己的尊号加码：“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道教最高神“三宝君”中，有一位就叫“天宝君”。他还追封道教始祖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自称为“圣祖”的直系后裔。从血统到神格，李隆基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圣人君主”。
整个大唐就这样沉浸在这场漫长的造神运动中，直到“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彻底撕碎了盛世的外衣，群臣和百姓口中的“圣人”最终沦落为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大唐也不再是大唐了……
那么，大唐有没有好榜样呢？当然有，那就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李世民。从一统中原到平定天下，从秦王到天可汗，开启盛世的李世民的功绩在中国古代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李世民既没有选择上泰山封禅，更没有给自己乱加什么尊号。相反，他勤政爱民、虚心纳谏，在最高权力的巅峰依然保持着冷静。因为李世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皇帝不是圣人，皇帝需要圣人。当时的魏征就是重要代表。
李世民反复强调：“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因为一旦皇帝真的把自己当成圣人，就再也难以听到真话，很容易陷入别有用心者制造的“信息茧房”，远离真实的世界，国家衰败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但李隆基用越来越长的尊号告诉自己：我是圣人，我不会犯错。在皇帝默许下，李林甫、杨国忠大行其道，排除异己，连储君的日子过得都是朝不保夕，朝臣更是噤若寒蝉。谁还敢批评“圣人”？朝堂上只剩下一片颂扬声。
李世民和李隆基，一个主动寻找“镜子”，一个把自己封为“圣人”。一个始终警惕权力的腐蚀，一个沉醉于权力的神化。
结局也是天差地别。权力越是神化自身，就越容易脱离现实；越是沉溺于颂歌，就越听不到危机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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