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士都看不过去，他们提出日本对中国还有历史债务未清

最近，墨西哥参议院亚太委员会主席耶德科尔・波列文斯基在接受专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对中国依然存在一笔“历史欠债”未清。

国际人士提醒我们：战争损失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军费损失和伤亡损失。

就军费而言，全面抗战以来，每日的军费就是500万元，8年抗战仅军费一项就是9954.25亿元。就战争破坏结果而言，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罄竹难书，赔偿费用更是天文数字。

按照国民政府成立的“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来看：抗战前，我国经济中心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仅工矿业较为集中的上海一地，“完全毁于战火的就有905家，被害工厂约2270余家，损失总额8亿元左右”。

除了直接抢夺我国工矿业工厂外，日本还掠夺中国资源，据韩启桐先生所著《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抗战以来我国煤炭损失共有182556千元，钢损失11742千吨，铁损失146734千元。

战争使我国农业遭到摧残性破坏。据韩启桐一书中所记载，受影响作物面积有5333950千公顷，谷物损失1031753千公石，价值7904916千元。

日本不断向占领区移民，到1941年移民已达67万人，看过电视剧《反人类暴行》的都知道，日本移民“开拓团”所耕种土地所居住房屋都是从中国农民手中掠夺的。

天津东郊的军粮城霸占农田5.6万亩，在河北开设的“东洋民生农场”圈地数万亩，渤海沿岸开设公司强占农田100万亩。

日本侵华以来不断对中国进行疯狂的走私活动，破坏中国海关，掠夺中国资源。全面侵华后，日军截留沦陷区关税，自1932年至1945年中国关税共损失约35亿元。

按照《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0》截止1940年，有报告的46家银行共损失2亿5千万元。中央信托局、西北通济信托公司和上海信托公司六年里共损失438876元。此外，中央造币厂直接损失7922413元，间接损失815200元。

除此之外，还有文物、图书、矿产、海洋渔获等等加起来，共损失折合美元总计为133.59亿美元。

二战时期，日本对亚洲人民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受害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日本如果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日本军队的恶劣行径，中国采取的是以德报怨、宽宏大量的态度。

1956年11月，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松本治一郎访华，在会见周恩来总理时，他首先向被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人民表示了谢罪，随后周恩来表示：“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人民进行战争赔偿。”

1957年浅沼稻次郎书记率团来华访问时，使节团成员胜间田清一先生向总理提出，能不能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像处理战犯那样，对战争赔偿问题也采取宽大政策。周总理表示：“关于赔偿问题的方针，现在还不能确定，要到实现邦交正常比的时候才能决定。”

到了60年代，我国再次讨论了战争赔款问题，大致确定了可以放弃索赔的要求，主要理由是：首先是为了对日本人民表示友好，不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其次是接受一战德国赔款的教训，巨额的赔款引发了德国人民的复仇主义，中国放弃对日索赔要求也是为了防止日本人民仇华；最后是鉴于亚洲有些国家已经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

请注意，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三大合约基础上的。特别是里面的核心内容：不得重新武装日本，要改善日本人民生活，使日本民主化。

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在随后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对日本的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以至于让日本人逃脱了战争的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联合声明》的签字方是两国政府首脑，且都没有获得各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批准。

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份声明并未经过人大审议。换言之，这份声明仅仅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具有正式国际条约的性质。

更何况，联合声明中的战争索赔，只代表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要求，从未没有放弃民间索赔权。国际人士提醒我们的是：中国可以对日本进行民间索赔，这笔历史债务一直悬而未决。

因为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看，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对日索赔权，决非也无权放弃民间索赔权、民间损害受偿权。

在国家上，印象最大，最令人唏嘘的就是刘连仁索赔案。中国人刘连仁在1944年被日军捉到日本去做苦力，后因不堪虐待而逃亡，在隐居山中13年，过着与野人无异的悲惨生活。

1958年被人发现后，刘连仁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一切的请求权”。刘连仁的索赔请求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支持，该会代表表示“支持他对本政府的要求，即要求赔偿”。

直到30年后的1992年刘连仁才在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的帮助下转交了一封公开信给日本当时的首相宫泽喜一，要求日方对其遭遇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遗憾的是刘连仁的索赔直到他去世都没有结果。

刘连仁的索赔要求被延误了三十年，这期间固然有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的影响，但是在中国政府放弃赔偿在先以及为实现邦交正常营造的中日友好环境的影响下，刘连仁的索赔呼声就显得微不足道，只能被淹没在时代的潮流中。

在《中日联合声明》从未放弃过民间对日索赔，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日苏共同宣言》中找到法理依据。1956年日苏两国签订了《日苏共同宣言》，宣言中对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表述为：“苏联和日本将互相放弃它们自1945年8月9日以来由于战争的结果而提出的所有要求，即一国、它的团体和公民向另一国、它的团体和公民提出的要求。”

由此可见，日苏两国在有关赔偿问题上明确区分了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所以在中日就赔款问题交涉时，日方尤其是精通国际法的高岛局长不可能不知道赔偿是包括公民个人受害赔偿的，而中国方面也从未表示过放弃民间形式的赔偿要求权。

为此，日本东京最高法院也不得不承认，《中日联合声明》有关赔偿的条款“仅从语句来看，并没有明示‘请求’的放弃对象，是否包括除国家间战争赔偿以外的请求权的处理，即使已经包括了，那么是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个人请求权？

近些年，国际人士仗义直言，我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兴起，越来越多的受害群众勇敢的站出来，公开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一部分人更是走上日本法院，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

目前，我国民间索赔主要围绕的问题有：屠杀惨案受害问题、战俘劳工问题、妇女受害问题、细菌武器及化学武器受害问题、被劫文物图书归还问题以及日本残留公债问题等。

从80年代之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蓬勃兴起，特别是1995年以后，民间受害者大规模跨海赴日，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

而日本政府竟一再以中国政府已经放弃索赔要求为借口，对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以...及遗留化学武器问题等避而不谈，对我国民间索赔要求百般抵赖，拒绝赔偿。

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长期未能妥善解决，中国受害者未能得到应有的赔偿是民间索赔兴起的根本原因。加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日益嚣张、军国主义有复活凡人趋势，其政要不断否认侵略罪行的言行是民间索赔兴起直接因素。

日本人对中国人民从来都没有真心悔过，从80年代开始，日本就不断篡改历史教科书，大肆曲解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政要更是不顾亚洲人民的反对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这一系列行为令中国人寒心。

时至今日，日本不仅始终没有向中国人真心地谢罪，反而大行其道企图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右翼势力愈加猖，军国主义大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咱们也别指望有多少日本人对历史抱有尊重的态度。

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将民间对日索赔作为一个实际的行动来警示国人：抗战虽已结束，但仍须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