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8日,智能清洁品牌追觅科技创始人兼CEO俞浩在微博连发四条动态,以罕见的激烈措辞公开炮轰小红书。他直指平台算法“故意制造矛盾”、价值观“有毒”,甚至坦言“不敢多说,怕被小红书搞”。这场来自品牌方CEO的正面硬刚,迅速将内容平台的算法伦理与责任边界推至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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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心指控:算法“作恶”与价值观“有毒”
俞浩的炮轰并非空穴来风,他基于长期观察,提出了三点尖锐指控:
算法“差评置顶”: 俞浩称,自己几次打开小红书,首页首条推送的往往是差评,而大量好评内容需要手动搜索才能看到。他质疑:“怎么别的平台的推荐都是有好有坏,就你的算法,专门把坏的往前推?这不是故意制造社会矛盾吗?”他甚至要求小红书公开算法代码和盈利模式,厘清“每年上百亿的利润”与算法推荐的关系。
价值观“调动人性阴暗面”: 他将小红书的运营逻辑归结为“靠攀比、靠晒、靠夸大其词”,认为其通过激发用户的焦虑、嫉妒等情绪来获取流量和商业利益,直言其价值观和盈利模式“非常有毒”。
平台责任“耍流氓”: 俞浩以品牌方需为供应商产品质量负责为例,类比指出小红书不应以“平台”身份逃避对博主发布虚假信息的主体责任。他主张,起诉造谣博主时应“连带起诉小红书”,否则平台就是在纵容虚假信息。
二、 恐惧与博弈:CEO的“不敢多说”与平台的“冷处理”
尽管言辞激烈,俞浩在博文中也流露出对平台权力的忌惮。他坦言“我也不敢说太多,毕竟我也怕啊,怕被小红书搞我,毕竟平台能动用的资源比我多多了”。这种“既愤怒又恐惧”的心态,折射出品牌方在流量平台面前的弱势地位。
面对指控,小红书官方截至目前尚未发布正式声明,仅通过客服表示“记录信息并内部反馈”。这种“冷处理”姿态,被外界解读为平台在面对企业级用户公开质疑时的常规策略。
三、 舆论两极:共鸣与质疑并存
事件引发广泛讨论,舆论呈现明显分化:
支持者共鸣: 大量用户认同俞浩的观点,吐槽小红书“信息茧房”严重,内容质量下滑,充斥着炫富、对立和低质笔记,认为算法确实在放大负面情绪。
质疑者反驳: 也有声音指出,追觅本身在小红书拥有10万粉丝官方账号且持续投放广告,质疑俞浩“边骂边用”的动机。部分科技博主认为,小红书在生活分享领域的实用性仍具优势,问题在于用户自身的筛选能力。
四、 深层博弈:挑战“避风港原则”与AI时代内容治理
俞浩的炮轰,触及了互联网行业长期存在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平台责任的边界: 现行的《平台责任法》通常遵循“避风港原则”(通知-删除),平台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及时删除可免责。俞浩提出的“连带起诉平台”,实质上是在挑战这一法律底线,呼吁平台承担更严格的事前审核和事后连带责任。若此主张被司法实践采纳,将重塑整个互联网平台的内容治理逻辑。
AI时代的算法伦理: 随着AI生成内容(AIGC)的泛滥,虚假信息的制作成本急剧下降。俞浩质疑“如果什么都能推给算法,那AI来了你还不是更可以推给AI”,这直指AI时代平台算法的“黑箱”问题——平台是否可以利用算法的不可解释性,来规避对内容导向的责任?
俞浩的愤怒,是一个品牌创始人对“流量霸权”的公开控诉,也是一次对算法推荐“作恶”可能性的严厉拷问。这不仅仅是追觅与小红书之间的商业纠纷,更是所有依赖内容平台生存的品牌方与平台之间权力博弈的一个缩影。
在AI时代,当算法越来越深度地掌控我们的信息食谱时,“算法有没有价值观”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必答题。小红书们的“算法黑箱”,是时候该透进一些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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