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没什么好的

在前面，笔者简要介绍过前苏联的玉米阁下赫鲁晓夫，他想做出一些贡献，但是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在他之前，苏联有一位短暂执政过的被称为“我们的希姆莱”的人士，也是一位在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不过，像俗话说的叫花子也有三个穷亲戚，他这样的人也有一群粉丝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喜欢的是奥特曼呢。

他就是前苏联的贝利亚，全名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生于1899年3月29日，死于1953年12月23日，也有人说是那一年的6月27日。贝利亚出生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省的麦尔赫乌利，也有资料称是阿布哈兹首府苏呼米附近，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他早年曾在巴库学习工程技术，后投身革命活动。1921年，贝利亚担任阿塞拜疆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他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联共（布）南高加索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期间获得了斯大林的赏识。1938年，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成为苏联肃反运动（就是俗称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1941年，他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3年，贝利亚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5年，他被授予苏联元帅头衔，并成为苏联国家安全部实际领导人。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被以"反党反国家"罪名逮捕并被解除职务和清除出党。同年12月23日被处决，有人称6月26日即被处决。所以这就是资料上不一样的地方。他终年54岁，他的家属也受到牵连，被流放至乌拉尔地区。

请注意，历史和政治上很多观点都是见仁见智，虽然他们的历史离我们只有几十年的距离，但是已经出现了好几派的不同见解，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些各方面的情况，具体怎么样大家可以自己思考。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过了很多年以后，经常会被人拿出来或者是洗白，或者是重新再评论一遍。所以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也总会有一些拥护者的。

他在工作期间确实有一些贡献，贝利亚在担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期间，大力推动了外高加索地区的工业和农业发展。

在二战期间，他作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负责监督武器生产和前线调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贝利亚对苏联核武器的研发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被称为“苏联原子弹之父”。

斯大林逝世后，他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进行部分调整和改革。然而，贝利亚也因作为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而备受争议，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这就是为什么会称为叫作我们的希姆莱，和纳粹罪犯齐名，说明他确实不是什么善良温和的小可爱。

他还参与了1940年的“卡廷森林事件”，处决了约2.2万名波兰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并对车臣人、印古什人等民族进行了强制迁移。大致情况就是说，1940年3月5日，盖世太保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扎科帕内举行第三次会议后，贝利亚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编号为794/B的文件，称关押在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各地营房及监狱中的波兰战俘是苏联的敌人，并建议将其处决。这些战俘中大部分为军官，也有知识分子、医生、牧师等，总数达2.2万人。在斯大林的批准下，贝利亚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了这次被称为“卡廷大屠杀”的行动。这个情况就是说有些人是可以不杀的，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称为另一个希姆莱，确实也不冤。

此外，他被指控使用犯人进行铀矿开采等危险工作。

另外，有一个贝利亚帮（俄语：банда Берии）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非正式派系，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在1953年被捕后，他在国家安全部门和各加盟共和国安全部门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捕，提交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理，因为被捕人员派系印象鲜明，所以报纸媒体以帮派称呼。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曾经重述了一则关于贝利亚的著名政治笑话。第一是说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在第二天就抓到了十个窃贼，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

第二是斯大林有次说自己年轻时乘雪橇走了12俄里（约12.8公里）发现12只鸟，他打死一只后，回去拿子弹，又把其他的也打死并且带回家。贝利亚私下说，“一个高加索人没有什么机会乘雪橇，他怎么可能走那么远的路（合计48俄里，约51.2公里）？他在撒谎！”

其实这就是故意泼脏水的一种开玩笑，如果在同时期还有很多这样的苏联笑话。而且关注的点应该是，为什么另外11只鸟都在等着斯大林回头去打他们呢？而不是为什么他能走那么远的路。就是应该会暗暗地嘲讽那个时代，别人都很怕他们吧。

确实是这样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政治人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有他的粉丝呢？

这里边就有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学因素。历史记录中说是他重视科研，推动核计划、释放科学家、有战时贡献，如“修道院行动”影响库尔斯克战役等细节，被部分叙述放大了。塑造出“复杂技术官僚”形象，削弱其“纯粹恶魔”的单一形象。

根据主流史学界与社会学研究指出，贝利亚“支持者”现象的代际认知差异并非源于历史事实变化，而是历史记忆建构、信息环境与社会心理需求的代际分野。如果问老一代，对他的评价一般都很差。

反而有个别更年轻的一代，例如网络原住民，会有少数喜欢的，贝利亚“支持者”在俄罗斯本土也是极小众亚文化现象。官方与主流社会持续否定贝利亚，所谓粉丝多集中于网络碎片化叙事中的符号化的重构，主流史学界、包括俄罗斯科学院、西方苏联史研究权威及国际档案学界对贝利亚支持者观点的反驳，建立在系统性档案研究、历史语境还原与方法论批判基础上，核心逻辑有以下几点。例，贝利亚1953年3–6月的“改革”例如平反医生案、大赦等，发生于斯大林逝世后权力真空期，实为集体领导决策（马林科夫主导政府工作报告，赫鲁晓夫掌控党务）。短暂的举措不等于历史的定位。档案显示，贝利亚同期仍在签署镇压文件（如1953年4月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追加指控）。史学家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将数月权谋操作美化为所谓‘系统性改革’，是典型的历史断章取义。”1953年大赦，主要释放非政治犯，小偷、醉汉等无关紧要的人，政治犯平反比例极低，仅约5%。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文件证实，贝利亚在赦免令中明确排除人民敌人，其所谓解冻具有高度选择性。所以他也不是什么政治改革的先驱。

在德国问题，贝利亚主张“两德中立统一”实为单方面战略退让。1953年东德六一七事件刚被苏军镇压，此时放弃社会主义阵营前沿阵地，将导致华约体系崩解，所以苏联其实是在他手里在吃亏。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强调，“戈尔巴乔夫1990年促成统一时，苏联已丧失东欧盟友且经济崩溃。贝利亚1953年提出此议，无异于在冷战高峰主动缴械。”

在民族政策上，搞去俄罗斯化，主张与1944年亲自签署车臣、印古什民族流放令的行为矛盾。根据解密档案（如1944年NKVD第507号令）显示贝利亚是民族清洗的直接执行者，他所谓“民族平等倡导者”实为权力斗争工具。所以说，有人说他“政策前瞻性”，是脱离历史语境的“事后诸葛亮”。

还有一些人说他是“被污名化/替罪羊”的论点，但是档案确证了个人罪责，也不能说是当时的整个集体造假栽赃嫁祸。

直接责任证据有，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010年解密档案显示，贝利亚亲笔签署3,705份处决名单，含老布尔什维克克德罗夫、奥尔忠尼启泽亲属等。绝不仅是“执行者”角色。

卡廷惨案的1940年NKVD第794/B号文件有贝利亚签名，建议处决25,700名波兰战俘（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

赫鲁晓夫转嫁罪责也不等于贝利亚无罪。

主流学界承认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夸大贝利亚责任以开脱斯大林责任，但不否认贝利亚自身罪行。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说“替罪羊理论混淆了‘被夸大’与‘不存在’。贝利亚是斯大林清洗机器的核心齿轮，而非无辜旁观者。”

有人说，“技术贡献抵消罪责”，但是手段与目的的伦理边界不能混淆。

“沙拉什卡”体系本质很残酷。 贝利亚管理的监狱实验室以死亡威胁驱动科学家，如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在狱中设计Tu-2。诺贝尔奖得主萨哈罗夫在回忆录中，控诉“所谓‘科技成就’建立在无数家庭的血泪之上，将暴政工具美化为‘高效管理’，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根据纽伦堡原则， 国际史学界共识“执行命令”不能豁免反人类罪责。贝利亚不仅执行斯大林指令，更主动优化镇压体系。例如1937年推动“第00447号命令”扩大清洗范围。他的个人能动性有充分档案支撑，这一点本来就是没法洗白了。支持者有一些逻辑漏洞，曾经对他审判仓促，并不代表没有罪行。他曾经主张德国动力是为了削弱莫洛托夫的外交权。不是高瞻远瞩。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俄罗斯国家的官方立场明确，不可以把网络亚文化现象等同于学术共识，最高法院驳回了平反的申请，裁定他的罪行有充分的证据，个别一些人说他是体制的零件，回避这种单个人责任，说他是在体制内身 不得已执行命令等等。但事实上他主动扩大了镇压的规模，比如说清洗内务部30%以上的干部。这绝对不是被动执行。亲历者一代有创伤性，他们否定，他们把这个人当成恐怖的具体符号。他们甚至有人亲身经历过大清洗，比如古拉格的幸存者会说他的名字，让我想起深夜的敲门声。战后生出的那一代人都会说，批判性的复杂性，承认技术上的贡献，但拒绝美化。但是3万份以上的处决签名是无法用体制零件这个词来开脱的。再后来7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人叫做后苏联一代，只是把它当成历史的研究对象，绝对不是情感投射对象，如果苏联解体之后，历史教育会去意识形态化，高校的教材就会说“严格区分1938年到1953年镇压责任和1953年短暂的政策调整”。到了z时代，这些年轻一代会产生一种所谓的改革者的浪漫想象，因为互联网有算法的推送，如果你越看什么就越推送什么，有些人看到的是一些片面的内容，消解历史的严肃性。另外还有社会焦虑的投射，很多人会说竞争太激烈了，不想卷。这就是为什么会说有境外反华势力在国内投放鼓动人躺平的东西，所以有些人可能是混淆了贝利亚和布哈林等等真正的改革派。还以为这个人只是敢挑战官僚体系，那就一定是正面的一方。

在历史教育断层之后，曾经一代人确实是把它定性成人民公敌，但是在年轻一代看来，教材说多角度分析，但是也没有弱化他的罪责。但是课堂上有很多所谓的揭秘，所谓的历史信息，经常会截取那些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剥离历史语言环境，渲染所谓的改革悲剧，这就导致了一些人的认知偏差，也有一些青少年面临着刚才说的卷的威力，也就是竞争的压力，所以转向某种思想，寻找公平和正义。但是作为大清洗运动当中的造反派代表，居然被年轻人当成反对官僚和权贵的革命者，大家要看到他杀了多少革命者。

事实上他是镇压体系核心的设计者，他才不是造反派，他是打手和刽子手，但是有一部分年轻群体因为信息碎片化产生了历史角色的错位。还把一些人的真正反对派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事迹嫁接到他身上。

在所谓阶层固化的背景下，部分青年人以为他是打破官僚僵局的强人，其实他的本质是某些体制的支柱，有些人甚至说他如果掌权可以解决苏联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他亲自签署民族流放令的。另外，在非俄罗斯人的群体当中，有一部分人叫做某粉，他们会接触到选择性的翻译介绍内容。这种现象在俄罗斯的本地反而遭受主流的认识质疑。

另外还有一点，在学术界有很多流传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人的个人的品德也不是很好。

另外还有他自己的某些日记，虽然有些人说这大多数是造谣的，或者说反对派伪造用来骂他的，但如果这种事情确实广为流传的时候，也确实要看看是不是他做出了让人误解的行为。一般在谈论政治，历史的时候，对个人私德小节问题都不会太苛责，那种全都是骂的情况除外，还是要提一下。曾经，有很多犯人的家属们为了换取所谓获释的承诺，就会屈服于他的性侵犯，这不是一个指控，是一堆指控。在一个案例当中，他说要带著名女演员去政治剧表演，事实上说是带到了自己的别墅。并且该演员的父亲和祖母已经被抓了，据说已经被害了，但他还是提出了性的要求。

奥库涅夫斯卡娅被告知说，喊不喊都一样的。遭到暴力侵犯之后还是被捕了。被送到古拉格监禁，但是没有被害。

就比如说是这种“给你花你不接受，那么这朵花就要烂在你的坟墓上。”

甚至斯大林的女儿在贝利亚家做客的时候，斯大林也不放心，说打电话让赶紧回家。当贝利亚称赞波斯克列比舍夫的女儿漂亮的时候，后者迅速把她拉走。并且严肃的说，“永远永远不要接受贝利亚的搭车。”另外，贝利亚在克里姆林宫夏宫派对上据说看上了伏罗希洛夫的儿媳。一路紧随他们的车返回了克里姆林宫，并且吓坏了伏罗希洛夫的妻子。

所以历史上很有创伤，一定要守到伦理的底线，所谓新一代对他的重新发现，本质上就是叫做历史消费主义，或者说是另外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将复杂的人物简化成为满足当下情绪的符号，这就是历史的饭圈化。真正的历史教育需要教会年轻人区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以及对“暴行的合理化”。事实上在其他不是俄罗斯的地区可能没有人管，但是如果在俄罗斯会说推崇这种人的话，那就如同在德国说是希特勒的粉丝。有些历史学者曾经说，我们纪念贝利亚不是为了崇拜或者唾弃他，而是为了理解，当权力失去制衡，人性如何被制度异化。在老一代还没有完全凋零的时候，有的年轻一代陷入了碎片化的陷阱，健康的历史认知需要在代际对话当中建立。尊重受害者记忆的不可消解性，理解批判性的思维，但是要正确引导，不是拿着地摊文学当解密档案。

历史评价是有底线的，首先证据优先并不是碎片化的亮点，需要基于完整的档案来说，看到档案当中亲人被贝利亚亲笔签名处决时，所谓改革先锋的浪漫化叙事的说法就显得极其冷血。

他是20世纪最高效的镇压机器操盘手之一，短暂的改革无法洗刷数十年的罪行。对于他个人的政策我们需要看待当时历史的进程，要看到那是1953年的冷战时期，而不能用1990年的结果来倒推。就算是他们在说的改革期间，他也仍然在签署镇压的法案，所以这真的是非常要不得的，是典型的历史断章取义。另外，对系统性暴力的参与者不能因为局部的所谓一点点技术上的贡献或者短暂的一种权谋操作而淡化他的历史罪行。话说回来，这个核技术工作的主持如果换一个人也会把它做出来，并不是非他不行。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看到这个人是无法洗白的，他确实不太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