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彧启：爱”到分离才相遇——评西北大学小黑剧社的《武贰》

摘要：本文以西北大学小黑剧社创作的现代话剧《武贰》为研究对象，结合戏剧史相关文献，从戏剧“现代性”的核心维度（价值观念、精神内涵、艺术生态构成、舞台人物形象体系），辅以戏剧体裁、类型等基础原理，深入剖析人物内心意蕴，并客观评析编剧创作的优势与不足，探讨现代戏剧区别于传统旧戏的核心变革，展现当代大学生话剧创作的思想深度与艺术特色。

关键词：小黑剧社；启蒙理性；现代意识；文学性；《武贰》

西北大学小黑剧社的《武贰》，作为当代大学生话剧创作的典型代表，其鲜明的“现代性”特质贯穿全剧，成为区别于传统旧戏的核心标识。

首先，在价值观念层面，《武贰》彻底打破了封建实用主义的桎梏，跳出了“惩恶扬善”的单一政治叙事框架，不再将“善”与“恶”定义为非黑即白的绝对道德对立，同时摒弃了将戏剧视为消遣玩物的腐朽认知，将创作与二次创作视为塑造“人”的艺术实践，凸显戏剧的人文价值。其次，在精神内涵上，该剧实现了对传统旧戏的根本性突破，摒弃了封建专制主义所倡导的刻板“忠孝节义”与封建迷信思想，将“人道主义”作为核心精神内核，与新时代戏剧所彰显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相呼应，成为现代中国戏剧的鲜明亮点。最后，在艺术生态构成方面，《武贰》以写真求实的创作手法，取代了传统戏曲写意求美、过度程式化的“唱念做打”，呈现出贴近现实、注重真实感的艺术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舞台人物形象体系的现代性变革，存在两种合理解读：一方面，现代戏剧的典型特征是以社会现实中的普通人形象，取代传统旧戏中帝王将相的主导地位，而《武贰》的核心人物并非普通人，似乎未完全契合这一特征；另一方面，该剧巧妙地将“非普通人”进行“普通化”塑造，褪去人物的符号化标签，使其成为有欲望、有挣扎、有温度的“活生生的人”，这恰恰是现代戏剧“以人为本”理念的独特体现。

从戏剧体裁来看，《武贰》呈现出“前悲喜、后悲剧”的复合特质。这一判断并非简单的体裁叠加，而是基于戏剧本质与作品实际表现的综合考量：其一，悲喜剧的核心特质的是“笑后深思，思而欲泣”，属于喜剧的分支，却蕴含悲剧的深层意蕴；其二，悲剧的本质在于描写人的痛苦、灾难与毁灭，引发观众的悲悯与反思；其三，《武贰》的喜剧元素并非传统讽刺喜剧的理性无情，也非传统幽默喜剧的明快活泼，其嘲讽与幽默中夹杂着悲伤、晦涩甚至荒诞的色彩，契合悲喜剧的核心特征；其四，结合话剧舞台性、直观性、综合性、文学性的本质属性，该剧前半段的诙谐桥段与后半段的悲剧结局形成强烈对比，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复合体裁的合理性。

就戏剧类型而言，《武贰》兼具佳构剧、传奇剧与通俗剧的特点，以曲折离奇的情节、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引人入胜的叙事节奏，以及充满误会与偶然的人物关系，构建起完整的戏剧世界。例如，潘金莲与武松之间感情的偶然滋生、武松与武大郎的手足之情被彻底破坏、武松悔悟离去后武大郎被毒害等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既满足了通俗剧的观赏性需求，又借助传奇化的叙事，传递出编剧“劝善戒恶”的创作意图。

德国戏剧理论家古斯塔夫·弗莱塔克提出的“金字塔公式”（又称“五段法”），可清晰拆解《武贰》的戏剧情节结构，印证了“戏剧是史诗的客观叙事性与抒情诗的主观抒情性统一”的艺术特质——编剧将自身对武松（武贰）、潘金莲、武大郎的细腻主观情感，融入精妙的客观叙事之中，使情感表达与情节推进高度契合。具体而言，该剧情节可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开端”，演绎武松对“打虎英雄”的殊荣及县老爷赐名“武贰”的内心抗拒，而潘金莲则希望他全盘接受，借此袒露自己的仰慕之情；二是“上升”，聚焦武松与潘金莲之间不伦之恋的滋生与发展；三是“高潮”，武大郎发现二人私情后陷入崩溃，戏剧冲突达到顶点；四是“下落”，武松幡然醒悟，选择离开武大郎与潘金莲，试图斩断这段错位的情感；五是“结局”，武大郎被毒害，武松持刀复仇。值得补充的是，潘金莲持武松匕首自杀的情节，可视为全剧的“双高潮”，若按“四段法”划分，也可将高潮与下落环节合并，凸显情节的紧凑性。

跳出理性的理论分析，聚焦武贰、武大郎、潘金莲三位核心人物，其鲜活的形象塑造正是该剧的亮点所在。

作为主人公，武贰对潘金莲的情感，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漂泊已久后的情感触动与沉迷。常年孤身漂泊的他，回到家乡后，得到潘金莲温情脉脉的照料、顿羹顿餐的关怀，这种久违的温暖让漂泊的游子心生好感。在笔者看来，武贰并未真正爱上潘金莲，他只是将其视为疲惫生活中的温暖港湾，一个仰慕自己的追随者，一段注定无法有结果的因缘往事，其情感中夹杂着依赖与迷茫，而非纯粹的爱恋。

武大郎则是全剧中最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他身材短小，常年遭受他人白眼，虽娶得美貌妻子，却始终未能生育，还遭遇了妻子的不忠。有人质疑，武大郎在剧中对潘金莲不乏不敬之举，并非真心疼爱妻子，因此无权要求潘金莲保持忠贞。但结合北宋封建王朝“无子为过”的社会背景，武大郎因无子而对潘金莲产生的些许抱怨，虽有不妥，却也情有可原。真正彰显武大郎人物魅力的，是他对弟弟武贰深沉的手足之情：他含辛茹苦拉扯弟弟长大，安排武贰在家休息，自己外出卖烧饼维持生计，发现弟弟与妻子的私情后，甚至一度想成全二人，不惜伤害自己。这份纯粹而厚重的手足之谊，令人动容慨叹。

潘金莲这一形象，早已被“荡妇”的标签固化在大众认知中，但《武贰》却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赋予其复杂的人性维度。抛开固有偏见冷静思考：潘金莲对武松的情感，究竟是真心深爱，还是自我欺骗的决绝？她临死前那句“在你怀中死，不枉此生”，是对爱情的坚守，还是为自己的沉沦寻找一个解脱的理由？是渴望嫁给“盖世英雄”的执念，还是无法忍受与武大郎这样身材短小、以卖炊饼为生的丈夫共度一生的无奈？这些疑问，恰恰彰显了人物的复杂性。结合《水浒传》原著来看，潘金莲的悲剧早已埋下伏笔：她本是清河县大户人家的丫鬟，因容貌艳丽遭受男主人骚扰，为了糊口只能忍气吞声；此事被女主人发现后，她被恶意卖给武大郎；后来，夫妻二人因在清河县遭受泼皮子弟欺负，被迫迁至阳谷县，原著中隐晦的表述，也暗含着对二人遭遇的同情。

阳谷县紫石街，“身长八尺，相貌堂堂”的武贰，对世人馈赠的“松”字感到彷徨无措，而潘金莲一句“我若嫁得这样一人，也不枉为人一世”的柔情告白，点燃了两人的情感火花。一见钟情的炽热，对于从未真正体会过爱情的潘金莲而言，更是一旦燃起便难以熄灭。她如所有陷入爱恋的女子一般，顿羹顿饭、欢天喜地地服侍武松，眼里只有这位“打虎英雄”，只有这份小心翼翼的爱情。

武贰的离开、西门庆的出现、王婆的撮合，彻底击碎了潘金莲的爱情幻想，让深陷爱恋失败落寞中的她，最终对武大郎下了毒手。这场悲剧的发生，究竟是因爱生恨的执念，还是三人惧怕奸情败露被武贰报复，亦或是潘金莲为了改嫁西门庆？作为旁观者，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洞悉其内心。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天龙八部》中的刀白凤，为了报复夫君的负心，甘愿沦为乞丐、满身脓血——贞洁与理智一旦失守，一切便会陷入不可控的境地。潘金莲那句“我杀的不是你哥武大，我杀的是你武贰，在我心底你早已死去”，振聋发聩，道尽了爱而不得的绝望与决绝，或许，谋害武大郎，正是她埋葬心中对武贰所有留恋的方式。

笔者始终对武大郎充满同情，而对潘金莲与武松的理解，則是在故事落幕时才由衷而生。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故事，但编剧始终怀揣善意，竭力以诙谐幽默的表面，掩饰三人命运的彻头彻尾的悲戚。“二货”，这个武贰调侃自己的外号，被剧中反复提及，每次出现都能引得观众发笑，但这种笑并非发自内心的愉悦，反而让人在笑后心生疑惑，想要探究这个词背后的深层含义。在笔者看来，这是编剧对武贰的善意包容——他终究不忍心将武贰刻画成一个违背人伦、鲁莽而又优柔寡断的负面形象，用一个诙谐的标签，消解了人物的复杂性带来的道德批判。

在笔者看来，编剧最大的成功，在于真正将“人”当“人”来塑造（这一认知受到黄世智老师的启发）。现代戏剧中频繁提及的“启蒙理性”“现代意识”，往往显得生硬晦涩，经老师提点后笔者恍然发现，这两个概念的核心实则是“人的主体性”——这一哲学范畴的名词，道出了独立个体所彰显的内在价值。对比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等作品不难发现，鲁迅先生的文字中充斥着冷静的鞭挞，虽有对底层人物的悲悯，却也暗含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指责”与“制高点式的评论”。《一件小事》中，“我”作为知识分子，被置于车夫、老妇人等普通市民之上，将悲悯视为一种“施舍”。而《武贰》的编剧，始终将自己与所塑造的人物置于平等的地位，也赋予传统意义上的“善”“恶”角色平等的人性维度：该剧不再将潘金莲简单定义为十恶不赦的“荡妇”，反而增添了她柔情与无奈的一面；不再将武贰神化为人人敬仰的打虎英雄，揭露了他的迷茫与挣扎；不再将武大郎局限于其貌不扬、只会卖炊饼的鲁笨形象，凸显了他的善良与手足情深。在编剧心中，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真人”，他们既有世人熟知的一面，也有鲜为人知的隐秘内心——这种对人物的尊重，正是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略显欠缺的。

戏剧的“现代性”，绝非单纯的时间层面的革新，更核心的是戏剧文化与艺术性质的根本性变革。《武贰》作为运用后现代艺术技巧进行创作的较为成功的作品，既传承了现代戏剧的人文内核，又融入了当代大学生的创作思考，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

当然，该剧也存在一些瑕疵。全剧第一场的文学性较弱，“二货”“二逼青年”等词汇的使用，导致剧情的时间感、年代感出现错乱，让观众难以快速进入剧情语境。这种文学性的缺失，主要体现在重情节推进而轻精神内涵的表达，正如一句经典评价所言：“他是一位伟大的制造者，而非伟大的创造者。”戏剧情节分为显在部分与潜在部分，而《武贰》的潜在部分略显浅薄，缺乏可供深入推敲的深刻主题与思想内涵，难以引发观众更为持久的思考。不过，总体而言，几位演员的表现值得肯定，他们具备积极稳定的注意力与灵敏细腻的适应性，尤其是饰演武贰的演员，声音可塑性极强，极大地提升了全剧的观演效果。

至于本文为何以“爱”到分离才相遇为题，为何“爱”字需要加上引号，还希望阅读这篇评论的读者，能与笔者用心交流。感谢您的阅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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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车向东.亲情与爱情冲突下的悲剧——评西北大学小黑剧社话剧《武贰》[J].青年文学家,2020,(36):123-125.

[5]张琪.校园剧社的建设与发展——以小黑剧社和一家人剧社为例[J].艺术家,2022,(08):1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