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国民党为何仍对日本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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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政府各派一边等待日本对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所述中方意见的答复，一边在“以德促苏”与“倚德议和”的交叉中更多地向后者倾斜之际，日本的动向却与他们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

1、国民党高层“赤化”的疑虑

首先，1937年11月19日孔祥熙从“反共”立场强调“唇亡齿寒”的密电，虽然将日本“盛倡反共而行为反为造共”之事实讲得非常透彻，日本对此却未做出相向而行的回应。

不仅如此，11月23日，日本军方还就中国今后形势做出判断：中日战争的持久化必然消磨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害怕赤化的派别将逐渐增强其防共反战情绪，故赤白两种势力会围绕应否坚持长期抗战的问题而发生内讧。如果赤色势力占据优势，反赤势力将陆续脱离抗日阵营，导致国民政府丧失中央政府地位而沦落为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地方政权。但是，随着赤化后的国民政府暴露其丑恶，中国民众的关心就将由抗日转向反共。

11月后国民政府高层的特点是反共执念的复炽，孔祥熙提醒日本不要“造共”，主要指的是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渔人得利”及中国民众转向“拥共”。但日本军方的上述判断却与之相反，认为国民政府高层将“赤化”，而中国民众则将转向反共。

基于这一判断，日本军方提出的对策是：对中国，要分化其舆论，破坏其经济，在华北与沿海各省成立反共、反国民政府的亲日政权，在国民政府内部要激化赤白冲突，促使其分崩离析；对苏联，要避免不必要的刺激，但以硬对硬，加强战备；对德意，要阻止英美结成反日德意阵营，促使英苏分裂。

日本军方的态度说明，尽管孔祥熙试图利用日本“共同防共”的口号，以强调日本侵华的“造共”作用来说服日本改变政策，日本军方却主张要继续以“激化赤白对立”为推进侵华的杀手。另外，与国民政府对日苏开战的期待相反，尽管此时日本的媒体已经在报导苏联飞行员驾驶苏联飞机在南京与日军空战，但日本军方的对苏方针仍是为集中力量侵华而避免刺激苏联。

其次，中苏关系方面，随着12月后苏联越来越明确地否定现时对日参战的可能性，国民政府中主张“倚德议和”的人士日益占居多数，而深陷孤立的蒋介石虽然还未放弃“以德促苏”的努力，其源于反共执念的内心矛盾也正日趋加深。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国民政府高层的总体倾向是“疑苏”与“惧共”情绪的蔓延。

但是，与对华判断相关，日本此际对中苏关系的观察却与事实南辕北辙，以致关于国民政府高层“赤化”及中苏关系紧密化的重大情报纷至沓来。

譬如，12月7日来自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情报称，蒋介石指示在莫斯科的宋庆龄与苏联谈判秘密条约，内容为将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国”，政府改名为“中华人民政府”，实施社会主义政策，聘请苏联专业人才担任顾问，军事上树立共同目标，相互援助，清除一切妨碍反侵略战争的人物。

再如，12月13日来自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情报称，蒋介石认为由于九国公约会议破产，各国已抛弃条约义务，故中国应退出束缚性的条约，自找出路，商订中苏军事协定。该情报还指出，苏联对中苏协定的构想是首先加强中共军队，即把物资及军事全部委托于朱德和毛泽东，并派遣军事参谋加以指挥。为此，苏联要中方先启用朱、毛，再逐渐由他们代替苏方推进工作。

这些情报显然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决策层对国民政府的敌意和对中苏关系的仇视。12月15日，广田弘毅以外相名义将相关情报全文转发驻苏大使重光葵。同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推出“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和“否认国民政府以后”的方案，后者确定要将外交国策“转入对苏与反共态势”。

但在实际上，该纲要在对苏方面只是空洞的口号，真正的目的是推翻“抗日容共”的国民政府，并为此提出以下策略：切断外国对中国的补给；在日本占领区组织反对抗日政权的牢固组织，并在非占领区发动全国性的反对抗日政权的活动；利用赤白两种势力及反日亲日两种势力的存在，激化抗日政权的内部抗争；摧毁抗日政权之金融等。

最后，在占领南京前后，日本决策层以为大局已定，故为巩固其侵华果实而决定大幅度提高“议和”门槛。结果，近卫文内阁于12月21日通过《关于日中和平交涉问题对德国驻日大使的答复》，以“最近战局的急速发展与事态的巨大变化”为由，规定了中日媾和的四项“基础条件”：

（1）中国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协助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
（2）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各非武装地带建立特殊机构。
（3）日“满”中三国缔结密切的经济协定。
（4）中国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

该答复还以“媾和交涉条件细目”和“附记”的形式，要求中国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确立防共政策，并同意日本在华北、内蒙及华中等地驻军。

23日，广田弘毅在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示上述条件时，还补充道，假如中国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必须以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来表示诚意，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派遣和平谈判的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

日本的这些条件不仅将“共同防共”进一步具体化，还露骨地把“议和”变质为逼降。狄克逊当即抗议说，日本现在的条件远远超过11月初的条件，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广田回答说，由于军事局势的改变和舆论的压力，日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案。

2、蒋介石的“定心丸”

12月26日晚，陶德曼将日本上述条件的主要内容转达给代病中的蒋介石出面接见的孔祥熙。蒋介石本来以为“倭或以和缓条件诱我政府，使我政府内部又发生争执或动摇”。所以，在当天深夜获悉日本的真正条件后，蒋介石自记：“心为之大慰，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

但蒋介石对内部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在27日召开的讨论日本新条件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多数与会者仍主张议和，于右任等人还批评蒋“优柔而非英明”。缺席会议的蒋介石闻讯后愤愤写道：“此种糊涂评论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则昔日趋炎附势者，今皆变为投石下井矣。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因为该次会议最后议定推汪精卫、孔祥熙综合各人意见往商蒋介石做最后决定，28日，汪、孔和蒋介石举行三人会议，讨论如何答复日本新条件。

蒋介石认为须考虑国家主权，如外交、政治、财政一无自由将妨碍国家生存，故无从谈起。最后，三人“决定暂不正式答复”。

同日晚，蒋介石接见刚刚到任的苏联驻华大使卢甘茨时，再次尝试“以德促苏”。据苏方的纪录，蒋在通报了日本的新条件后表示：“中国对这个建议不予回答，中国将抗战到底。”

但紧接着他就要求卢甘茨转告莫斯科：“现状是，如果苏联不公开用武力援助中国，那么中国必败。现在日本已在华北建了一个伪政府，另外又力图以廉价条件向中国提出停战媾和。因此，中国舆论界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情绪开始日盛一日：既然希望苏联出兵是没有根据的，那么中国败局已定，最好还是支持亲日派政府。”

这些话对苏方来说属于老生常谈，何况蒋还把苏联的武力援助视为中国避免失败的先决条件，明显言过其实。因此，卢甘茨在12月30日与孔祥熙的会谈中，“以苏俄革命历史为证”，明确表示：“中国抗战只需自己努力便可克敌，俄对华表同情，在可能范围资助，不单独出兵助华。”

如蒋廷黻所说，卢甘茨是斯大林亲信，“彼之答复如何，乃苏联政府最可靠之表示”。所以，蒋介石在随后与徐永昌的谈话中终于不得不承认“俄使很明白的告我助械可以，对日开战则不能”。

3、求和还是抗战？

此后，国民政府高层在对待和战问题及路径问题上的分歧更加严重。在形态上，这一分歧既表现为同一人物在抗日与防共两难问题上的心灵交战，又表现为不同人物对和战抉择的不同态度。

前者以蒋介石最为典型。概言之，从国家利益出发，蒋介石总体上仍然倾向于坚持抗战。其理由，除了原来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目的外，现在还加上了新的因素，即他认定如接受日本的条件，“全国必起而反抗，政府即倒，且为满洲第二。战则尚存一丝希望”。

而且，蒋还认为内战之危害将超过“抗战大败”。因此他的结论是中国“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但是，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除了国家利益外，还得考虑国民党的政党利益。在蒋介石相信苏联会如他所预期的那样行动时，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是大体一致的；在苏联已明确拒绝参战，而中共的影响力却在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他就痛感二者的对立，并因此进一步加深了心理上的纠结。这使他一面认定“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一面又强烈担心持久抗战将给国民党的反共事业带来损害。结果，他在1938年元旦的日记中，提出要注重“和战二派之调剂与运用，表里互用”，并再次重申他一贯坚持的观点：“倭害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总之，蒋介石此时一面在总体上倾向于坚持抗战，一面还想保留“德国路径”，在议和问题上不立即关闭大门。

至于不同人物对和战抉择的不同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派别的对立。

第一个是主张拒绝日本条件，坚持抗战到底的派别。其在军人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白崇禧、李宗仁；在文人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则可举出翁文灏、王世杰。两者的理由趋同，即在国际政治上担心中苏破裂，在国内政治上担心内战重起。譬如，翁文灏认为，中国如加入防共团体，“不但国际无同情，且国内扰乱，日人假名平乱，更有侵略，实为可虑”。

王世杰则在12月31日与蒋介石会晤时，“坚请其勿轻言和，盖目前主和者，无非以为和则国民政府之生命可以延长。实则目前言和，必须变更政府一切立场，自行撕碎九国公约与中苏不侵犯协约。和议成后，政府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月，政府必不能维持”。

第二个是主张干脆加入日德意防共协定的派别，其代表性人物是阎锡山。1938年元旦，他告诉徐永昌：“对外交以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即询德使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自须平等对我，否则可以证明日之侵我非为防共也（日对列国总以中国不防共为口实）。”

据徐永昌的观察，是日午间阎锡山等人的“外交会议已决以此方式答询德使”。

第三个是总体上倾向于“倚德议和”，但同时仍想为避免国内大乱而尽量向日本争取缓和条件的派别。

它在人数上占多数，其代表性人物有汪精卫、孔祥熙等。在对日、对德工作上，孔祥熙此际进一步以防止“造共”与“渔人得利”为切入点。12月末，他向德国的联络人强调：“假如举行和平谈判的努力不成功，中国将继续抵抗到底，甚至使国家经济崩溃，使中国人民投入俄国的怀抱，亦在所不计。毫无疑问，俄国那时一定是战争中的胜利者。”

与此相应，汪精卫则重在对内部的说服。

譬如，1938年1月6日蒋介石再次召集众人集议时，汪陈述议和理由谓：

“各国经济制裁日本云云，确已不能成立，虽美之汽油亦不能不售与日本，军械除苏俄能略助外，其他各国自身尚须努力，决难分我。希望任何国家参加作战一层，若无特别大变动，可以说完全绝望。俄使且表示俄加入作战于中国不利（即俄日开战，欧洲必有事，英惧俄发展且与日联和）。”

汪还强调，“德使亦谓中俄过于接近，甚失英美法之同情。德国所以盼中日早和者，恐日本消失国力太甚耳”。会议的气氛促使蒋介石也当场表示，“过去对日问题完全为舆论所误，以后当不管舆论”。在五天后的日记中，蒋还自责说“刚愎自用为余对外政策失败之总因，戒之勉之”，并提醒自己：大无畏精神在所宝贵，而冒险精神亦不可失却，但以国家为冒险则太危矣。此时应急筹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之道。

从这些文字中不难读出蒋介石面对多数人主和之际内心的彷徨。

正因为主和派占据了多数，而既倾向于主战又担心“俄患隐而叵测”的蒋介石也处在彷徨之中，所以，尽管日本的新条件苛刻得连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都认为“只有傻子才会接受”，国民政府却一直没有断然拒绝。

1月10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再次讨论“德国路径”后，决定待日本政府对议和条件做出详细说明后再表示意见。11日，陶德曼催促中方对日方条件予以答复，王宠惠因还须等待蒋介石的最后决定，遂“答以日方所提之条件太广泛难以答复”。

13日晨，陶德曼再次催促。因时间紧迫，王宠惠随即通过电话，与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张群共拟一覆文。下午，王宠惠在与陶德曼会谈时提交了覆文。覆文主旨系由王宠惠以外交部长名义请求陶德曼转告日本政府：中方认为日本改变后的条件范围太广泛，故希望了解这些新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在仔细研究后做出确切的决定。

陶德曼谓，如此答复，日方将以为是躲避，王宠惠称“并无此意”。

王宠惠的否定并非敷衍，因为在14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汪、孔、张、何、王讨论中日大局，多主和”。因闻王宠惠报告“德大使对我答复微示不满”，会议还决定由孔祥熙再对陶德曼加以补充说明。15日，孔祥熙与陶德曼会谈。

在再次感谢德国调停以后，孔解释说，传中国政府有意规避答复或敷衍了事之说，实属不然，即以中国政府几经考虑始行奉告之态度言，已足够证明其谬。中日纠纷总须解决，自不待言，惟现时战局日方较有利，欲言和必须条件可接受而又可永久解除中日纠纷者，此次日方所提实觉过于广泛。

但是，此时的日本已踌躇满志，自以为到了可以推翻国民政府、彻底征服中国的时机。所以，1月16日，广田弘毅以外相身分通告德国：日本决定放弃和谈。同日，日本政府公开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随后补充指出：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比否认国民政府更严重，即“在否认的同时予以抹杀”。

在日本首先切断“德国路径”、关闭议和之门后，1月17日，蒋介石终于被迫决定“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内部稳定矣”。国民政府在路径问题及和战问题上的分歧就这样由于日本的行动而同时终止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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