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犁杖的长工站上万人肩头，为何觉得自己成了白嘉轩？｜白鹿原

本文解读《白鹿原》第七章。

上回已经提到，当时白鹿原上新旧政权交替了，用当时民意的话来说是“反正”了。皇帝没了，县令变成了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这保障所是新添的最基层的行政机构，管辖着周围十个左右的村庄。

鹿子霖的新身份，就是白鹿原第一保障所的乡约。

起初，白鹿仓的总乡约田福贤请他出任第一保障所的乡约时，鹿子霖还有点拿捏，说自己要做庄稼，没时间办保障所的事。但等他去县府接受了为期半月的任职训练回来，态度可就完全变了。

在县府受训的时候，史维华县长给他们每人发了一身青色制服。鹿子霖穿上新制服到大镜子前一看，自己都吓了一跳。

因为脱下长袍马褂换上制服的自己，比原来精神多了，简直认不出自己了。

更有仪式感的是，受训的人全都把辫子铰了。鹿子霖回到家，他爹鹿泰恒老汉瞅着他那光溜溜的脑袋，惊奇地问他的辫子哪儿去了，鹿子霖理直气壮地回答，凡是受训的人，齐茬儿都铰了，“保障所是革命政府的新设机构，咋能容留清家的辫子”？

泰恒老汉虽然心疼那根祖传的辫子，但到底是开通人，也就不再说二话了，他最在意的是，能不能以及几时能在祖上坟前放炮。

鹿子霖不仅自己“革新”了，他两个在朱先生白鹿书院念书的儿子兆鹏和兆海，看见老子一身制服的革命模样，也吵着要去城里上新学堂念书。

鹿子霖虽然人品有问题，但在接受新事物方面，那是没得说的，他马上爽快回答：“去！你俩一搭去！”

对鹿子霖来说，当乡约，是一次“正名”的机会，他必须做出业绩来。

书上说，“他在白鹿村和白嘉轩搭手修造祠堂，创立学堂，修补堡子围墙，结果却只是增加了族长白嘉轩的功德；现在他将第一次出面独立行事，就决心要办出个样子来”。

他的办事能力也确实不是盖的。

他用白鹿仓拨给他的有限经费，在白鹿镇买下一院破落户的民房。房屋本来就破败不堪，院子里臭烘烘的。他雇了卫木匠，又向十个村子摊派小工，把三间大厅和两间厢房全部翻修一新。还用蓝砖垒成两个粗壮的四方门柱，用雪白的灰浆勾饰了砖缝，安上两扇漆黑的大门。在右边的门柱上挂出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

保障所创建成功后，鹿子霖还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

他请来了顶头上司田福贤总乡约，请来了辖下十个村的官人（包括白嘉轩这个族长），还请来了其他八个保障所的乡约，以及镇上的头面人物，包括中医堂的冷先生、杂货铺的葛掌柜、粮店的崔掌柜等等。

反正能请到的能够给他长脸的人物都来了。

挂牌那天，田福贤把挽着红绸的木牌挂上门柱，鞭炮齐鸣，三声铳响，震得人耳鸣心跳。

人家是听个热闹，鹿子霖心里却想起了老太爷的话：“中了秀才放一串草炮，中了举人放雷子炮，中了进士放三声铳子。”

他现在是保障所的乡约，草炮雷子铳子都放了，老太爷在天之灵总算能得到慰藉了。

这么大的事当然不能少了大吃大喝。鹿子霖在镇子的饭馆包下五桌酒席，请大家吃喝。酒过三巡，他致词欢迎，田总乡约作指示，各位同僚相互恭维。

可白嘉轩坐在那儿，却浑身不自在。他怎么也消除不了心里的疑团：

“这些人在这儿吃谁的？”

他几次想把姐夫朱先生写给张总督的那首民谣念出来，但看看鹿子霖不是张总督，自己也不是朱先生，念了也没用，终究没有念出来扫别人的兴。

他应酬了一阵子，实在坐不下去，就起身告辞了，理由是“黄牛寻犊子，我得去配种”。在这样的场合，他选用要急着去给牲畜配种这样带点粗俗味道的理由，自然是故意羞臊鹿子霖。鹿子霖也确实被这话噎得扫兴，也就不挽留了。

说实话，在白鹿村，鹿子霖的财富虽然可以累加，但族长的位子一直是白嘉轩的。现在他当上了乡约，下辖十个村子，好歹不在白嘉轩之下了。这口气，总算顺了一点。

重要的是，别看在村里他基本得配合白嘉轩，但放到镇一级，他是可以反过来“吩咐”白嘉轩的。

这一点马上就实现。

鹿子霖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配合史县长的命令，对全县的土地和人口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然后按土地亩数和人头收取印章税。

听起来既荒唐又冠冕堂皇，而里面大有猫腻。你看这印章税收上来的分配就知道了：县府拿七成，白鹿仓拿二成，保障所留下一成作为活动经费和官员俸禄。

无利不起早啊！

这可是内部秘密，不向下传达。

白嘉轩听完这命令，心里头那个别扭劲儿就别提了。他实在忍不住了，就用开玩笑的口吻对鹿子霖说，是不是挂牌那天吃下窟窿了。

鹿子霖虽然被噎得难受，但到底是官事公办的神圣劲儿上来了，强作镇定地说这是史县长的命令。

回到村里，白嘉轩还是按要求把通告扎到祠堂外墙面上，然后敲锣大喊：“一亩一章，一人一章，按章纳税，月内交齐，抗拒不交者，以革命军法处治！”

你以为他就这么听话？这形式上的活儿干完了，白嘉轩立马部署“反正”。

当天晚上，白嘉轩去找村学堂的徐先生了，说：“我想起事。给那个死（史）人一点颜色瞧瞧，骚一骚他的脸皮！”

你看，那个“史县长”，连“屎”都不是了，直接变“死”。原因只在于这个县官“不与民作主”。

这对任何时代的公务员都是提醒。但凡你损民利己，别看人五人六的，早已连祖宗十八代都被人诅咒了。

徐先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但白天听到了“印章税”，就感慨“苛政猛于虎”，还吟了一首讽喻时政的词章。听到“起事”两字，竟不害怕，只问白嘉轩是不是想造反。

嘉轩说，他一个笨庄稼汉造不了反，但“按人按亩收印章税，这明明是把刀架在农人脖子 上搜腰”，做不成庄稼了，“既是做不成庄稼了，把农器耕具交给县府去，交给那个死（史）人去”。

白嘉轩问徐先生这样弄算不算犯上作乱，算不算不忠不孝，徐先生的回答特别有高度：

“对明君要尊，对昏君要反；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

要知道徐先生是朱先生推荐来教书的，还得为朱先生的识人之明大大点赞啊！而且徐先生不仅有识，更有胆。

白嘉轩想请他写一封鸡毛传帖，徐先生毫不犹豫就写了，开头就是“苛政猛于虎。灰狼啖肉，白狼吮血……”

直接把史县长之流看成了白眼狼了，如果事发，他能讨得了好？

可是，当白嘉轩说这事由他担承，任死任活不连累徐先生时，徐先生正色道：“君子取义舍生。既敢为之，亦敢当之。”

这就是读书人的胆量。

当晚，白嘉轩把三封同样的传帖交给鹿三，每封里面都插着三根白色的公鸡尾毛。这就是“鸡毛传帖”了。过去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个“鸡毛信”的故事，也是差不多意思。

他吩咐鹿三，先到神禾村，进村西头头一家，把传帖塞进去，只给主家招呼一声“货到了”就走。剩下两份送给贺家坊村的贺老大贺德敖。来回路上碰见熟人装作不认得，低头快走。

别看这事听起来还挺刺激有意思的，其实凶险异常。

白嘉轩想起老人们常说的鸡毛传帖杀贼人的事：

当年一道插着白色翎毛的传帖在白鹿原秘密传递，按约定的时间，各个村庄的男人一齐涌向贼人聚居的村庄，把耄耋老人和裹在褯子里的婴儿全部杀死。房子烧了，牛马煮了，粮食也烧了，贼人的土地分配给各村祠堂作为官地……

而如果不成功呢？反过来会怎样？简直不敢想！

所以，送走鹿三后，白嘉轩躺在马号的土坯炕上，浑身松软，像被人抽掉了筋骨。只是他作为族长，又不得不然。

四月初八，期待中的日子终于到了。

初七夜里，白嘉轩一宿没合眼，端着白铜水烟壶和鹿三在马号里坐了一夜。

天刚麻明，鹿子霖和田福贤这两位“乡约”就堵在门口了。田福贤说：“嘉轩，赶快敲锣！给大声吆喝，一律不要上县，不要听逆贼煽动。”

白嘉轩当然拒绝，说“传帖上写得明明白白，谁不去县府交农具，谁阻挠去交农具，一律砸锅烧房。我不敢。我怕砸了锅烧了房。”

田福贤说：“谁敢！真的烧了你的房，我让谁给你赔！”

白嘉轩蔑视地说：“你吹啥哩！传帖连县长都敢反，谁把你个总乡约当啥！”

田福贤的脸臊红了。鹿子霖也觉得被轻视了。

白嘉轩这是顺便臊了把他们的脸皮，把前阵子憋的气给出了。

可是，也不能太小看了那两位乡约，他们知道这“交农行动”是谁挑的事，带的头。

这时候，村里传来三声铳响，邻近村子也连续响起铳子的轰鸣。白鹿村一片门板磕碰声，扛着犁杖、夹着杈耙扫帚的男人们在蛋青色的晨光里跃动，匆匆朝村北的道路奔去。

白嘉轩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那些被传帖煽动起来的农人肯定已经汇集到三官庙了，可煽动他们的头儿却被田福贤和鹿子霖缠住出不了门。

不单是他，连贺氏兄弟也被几位官员绅士缠住不得出门。

原来这是史县长的精心安排，群龙无首就成不了事。

白嘉轩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借口上厕所溜了出来。但他已经晚了，真正的带头人是鹿三。

书上说，“时势和机运却促成了鹿三人生历程中的一次壮举”。其实这也是因为，鹿三虽只是一个长工，坚守本分，但事实上他更像白嘉轩的兄弟，嘉轩的事就是他的事。

鹿三扛着一架没有安装铁铧的犁杖，走出白鹿村就拥入从各个村子涌出的庄稼人当中。

“人往往就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是一种样子，好多人汇聚到一起又完全变成另一种样子。”

人多了，勇气和怒气都会增长。

临近三官庙，人群汇成一股股黑压压的洪流。小小的庭院挤得水泄不通，门外的麦田被踏成烂泥，散发着青苗的幽香。

白嘉轩的担心并不多余，因为起事的头目（白嘉轩和贺氏兄弟等）迟迟不露面，很快流言四起：有人说起事的人被吓破了胆不敢出头了，有人说他们收受了史县长的赏金被收买了，还有人传说两个头目被捆绑在城墙上示众。

这里面，肯定有史县长、田福贤安排的人。

效果是明显的，愤怒的人群开始骚乱。

就在这时，一个光头和尚跳了出来，在庙前场地上朗诵起传帖，要求各位父老再举荐三个头儿，带领众人进城交农具。

鹿三听了，大叫一声：“白鹿村鹿三算一个！”话音未落，他立即被身旁的人抬了起来。

站在陌生人的肩膀上，俯视着乌压压的一片黑脑袋，鹿三忽然觉得自己不是鹿三而是白嘉轩了。“直到死亡，他都没有想透，怎么会产生那样奇怪那样荒唐的感觉。”

这似乎是说鹿三有一种野心，希望拥有白嘉轩这样的地位，也可以说，他有一种责任，任何时候都要护住嘉轩的权威。

更现实的则是，人嘛，不管怎样本分守己，总会偶有“英雄梦”，或者一瞬间“登高而呼，应者云集”的梦想的，这也是种权力、地位的快感吧。如果这事儿恰巧是正义的，那就更自然而然地会产生雄壮之感。

鹿三这样的，就是小人物在特殊场景下激发的也是一瞬间的豪气了。倒不是说他想取代白嘉轩；如果非说要取代，那也是代嘉轩去承担可能产生的坏结果。

不管怎样，鹿三总是把维护白嘉轩放在第一位。后来他杀田小娥，实际上主要也是为了白家。

说回“交农行动”。

众人又推举出两个人，和尚宣布四人为东西南北四路领头儿。和尚吼道：

“史县长不收回成令，誓不回原！”

嗷嗷嗷的吼声混合着咒骂，人流像洪水一样滚向县城。

交农队伍并没有进城，因为城门已经关死，里头已经用砖封死了。

史县长倒也能屈能伸，在随员的簇拥下出现在城头，他跪下了，作揖叩头。同时政令也随即颁下，收盖印章税的通令作废。

目的达到了。可憋在胸间的怒气尚未完全释放出来，却已宣告完结。没有经过多少周折就顺利取得胜利，反倒让人觉得意犹未尽。

围在城墙下的人把矛头回转过来，嚷喊着要惩治那些没有参与交农的人，骂他们不冒风险却分享斗争的果实。

于是回原路上经过的村庄，凡是没有参与交农的人家都受到严厉惩罚：锅碗被砸成碎片，房子被揭瓦捣烂（本来要烧，怕殃及邻舍才没点火）。

有意思的是，鹿三回到白鹿村，白嘉轩在街门口迎接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三哥！你是人！”

在乱世之中，要堂堂正正做个“人”，做个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人，还真不容易。事情也没这么容易了结。

过了不多久，白鹿镇上贴出两张布告。

第一张是罢免史维华县长的命令，任命一位叫何德治的人接任。

白鹿原人幽默了一把：走了一个死（史）人，换了一个活（何）人；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得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

如果这算是一场“庶民的胜利”，第二张布告就不妙了：那是逮捕闹事主犯的告示。和尚、鹿三、徐先生、贺氏兄弟，一共七个人，全都被抓了。

白嘉轩比闹事以前更难受。他的起事人身份早已不是秘密，传言说他花钱买通了县府，一看事情不妙就把责任推到那七个人身上，还说他的姐夫朱先生的大脸面在县里楦着……

偏偏漏了他不抓，那不等于把他架火上烤，搁城头示众？白嘉轩阴沉着脸，走了一趟贺家，又走了一趟徐先生家，对他们的家属只说同一句话：“我马上到县府去投案，我一定把他们换回来。”

他对哭哭啼啼的鹿三女人说：“三嫂，你甭急，我要是救不下三哥就不来见你。”

他到县府去，掏出麻绳要自首：“我是交农的起事人。你们搞错了人。把我捆了让我去坐监。”

可人家说了：“交农事件没有错。这是合乎宪法的示威游行，不犯法的。那七个人只是要对烧房子砸锅碗负责任。”

白嘉轩又去找法院，法院的人说法也是一样，还嫌他无理取闹。

白嘉轩只好去找姐夫朱先生想办法。朱先生写了一封信给张总督。白嘉轩跑到总督府门前，被荷枪实弹的卫兵拦住。他掏出姐夫的信，卫兵们谁不知道朱先生劝退二十万清军的壮举？于是放他进去。

总督不在，但答应七天里放人。

果然，第六天，鹿三、徐先生、贺家兄弟等六个人全都被放了出来。

只有领头的和尚还在押着。法院院长直言不讳：“烧了人家房，砸了人家锅，总得有一个人背罪吧？”

白嘉轩不死心，用钱买。他不惜破费，徐先生捐出俸银，贺家兄弟送来银元，老和尚挂着“救吾弟子”的纸牌到各村化缘，最后凑齐了银元送到法院院长太太手里。

和尚终于被放了出来。

可这和尚获释后，既没有向搭救他的人道谢，也没有向为他化缘的老和尚辞谢，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有人说他原先在西府犯了奸才逃来的，又有人说他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这个和尚后来还会出现。这里只是说一下，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人生，完全可以另写一部小说，绝对精彩。

而在白嘉轩看来，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搭救他们的总体目的已经达到，至于和尚还当不当和尚，已经微不足道。

这场交农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但它已经预示，白鹿原不会再太平无事了。

（网图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