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2026年“五一”假期，云南916.18万文旅人次中，“体育+文旅”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增量——东川泥石流越野赛让荒滩变赛场，德宏雨林赛车吸引数万游客追赛，九大高原湖泊联赛把赛道铺进风景里。
然而，在这些热闹的背后，全省地级市的教体部门，或许正陷入一种尴尬：要接住“体育+”的泼天流量，就得扩机构、加人手；可机构一旦膨胀，又背离了行政效能改革的初衷。这种“不膨胀就推不动工作”的困局，根子在体育与生俱来的双重性。
从“文体局”到“教体局”的变迁，是最近二十余年间发生的事情。从2000年之后，地方政府进行机构精简，将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等职能部门全部打包，组建成了“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或简称“文体局”。
背后的逻辑：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体育是“大文化”的一部分，这些领域都有宣传、群众娱乐的属性。把它们放在一起，可以实现场地共用、人员互通、经费统筹，是典型的“抱团取暖”。
2018年，国务院进行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并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此举对地方行政机构编制，造成最直接的冲击就是体育该何去何从？！最终，地方政府将视线落在了“教育”身上，于是“教育+体育”的模式应运而生。
最近几年，全国各地的市、县（区）两级纷纷挂牌成立了“教育体育”。
体育的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一、基础教育型；其二、竞技观赏型；其三、大众健身型。
“教育+体育”的职能归类并无不妥，但这里的体育就仅限于基础教育型。体育的第一重属性是基础教育。从校园体育课到青少年体质监测，从体教融合到后备人才选拔，这是教体部门的主业主责，需要稳定的编制、专业的师资和完善的考核体系。就像部分地区的中小学体育教师缺口常年存在，若要保障“每天一节体育课”落地，本就需要持续补员。
然而竞技观赏型体育，却使教体局陷入了悖论。当“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文旅新引擎，当一场越野赛能带动数亿消费，教体部门被迫从“幕后”走到“台前”：要策划赛事IP、对接赞助商、协调安保医疗、运营传播矩阵……这些市场化、专业化的工作，传统行政编制根本承接不住。于是，临时抽调、借调、设临时机构势必成为常态；若要常态化运营，又不得不申请新增事业编制——机构膨胀，成了应对三重任务的被迫选择。
但这种膨胀本质是低效的。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与竞技观赏性的市场性，在现有机构设置里被强行揉成一团：一边要守着校园体育的“基本盘”，一边要抢着赛事经济的“增长极”，同时还要兼顾广场舞大妈的大众体育活动，结果可想而知了！
破局的关注在于重新定位体育的本质与类型，并逐一将体育的三重属性逐一拆解开来。基础教育部分，教育局潜心统筹深耕青少年体育运动；竞技观赏性部分，交给市场化主体运营——政府负责规划赛事IP、完善基础设施，具体的赛事执行、商业开发交给专业公司；大众健身部分，交由社区街道来组织群众广泛参与，从而实现全民健身的生活习惯。
具体而言，曲靖若能试点“教体部门管基础、国资平台管赛事、市场主体管运营、街道社区管全民健身”的模式，既能夯实基础教育的基本盘，又能释放“体育+”的市场活力，同时还能促进大众体育的公益性，自然不必靠机构膨胀来“拆东墙补西墙”。
在文体时代，没有赶上赛事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教体时代，又无法静下心来教书育人。体育的本真，从来不是机构的堆砌，而是让人动起来、让城活起来。当云南的赛道上跑着选手、围着观众、火着文旅，曲靖教体最该做的，是把该管的管好，把该放的放活——毕竟，真正的“体育强市”，从来不是靠编制堆出来的。
陈浩 记于知止堂上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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