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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骥,男,1981.05出生,甘肃天水人,硕士研究生,天水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泰国格乐大学艺术类特聘教授、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水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油画教学、重大红色历史题材创作。
主要研究方向:民间美术、敦煌石窟艺术、伏羲文化研究等。近年来在高质量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2部,校级本科优秀教材1部;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级项目等11项。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挑战杯”、社会实践、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活动,并获国家级、省级一、二、三等奖、优秀指导教师等;油画作品多次参加省市级画展并获奖,重大红色文化历史创作油画作品被省市级宣传部门、博物馆、纪念馆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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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 60×50cm 布面油画
在传统与写意之间的真切表达
(冯民生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中国油画本土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艺术中的写意范畴首先成为中国油画体现民族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发展支点和精神追求。其中,“写意”不仅关涉笔触的挥洒与形式的简化,更体现为艺术主体对对象、情感与精神境界的整体把握。因此,如何在中国油画实践与发展中体现写意精神、形成写意表达,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油画创作的时代命题和关乎中国当代油画发展的重要问题。潘骥的油画创作,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中展开的。他并未将写意理解为外在化的中国画趣味,而是试图在色彩、笔触、结构与空间关系中,形成具有中国审美气质的油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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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会师》 200×190cm 布面油画
潘骥作品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对油画本体语言的重视与对中国写意精神的体现。无论是人物、风景还是静物,他都通过概括性的造型、沉着的色调、富有节奏的笔触和整体氛围的营造,使画面在油画材料语言中呈现出含蓄、朴厚而内敛的精神品质。尤其是在人物塑造中,他注重形象的整体气质与精神状态,而非细节的繁复描摹,追求一种厚重朴实的呈现。也许这正是他对中国社会普通人的深切感受和执着的情感,由此形成一种兼具乡土气息与历史厚度的视觉特征。红色题材作品《1935:会师》,表现长征途中的聂荣臻、邓小平等红军将领,画面并未以精细写实的方式铺陈历史场景,而是借助速写的笔触、凝练的结构和富有张力的背景处理,捕捉人物神情与历史氛围。画面重在营造岁月沧桑与精神凝聚的整体感,使观者进入特定历史情境之中。这种处理方式体现出潘骥对历史题材的理解,历史并非单纯的事件复述,而应通过绘画语言转化为可观、可感的精神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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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 40×3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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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 60×5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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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 40×25cm 布面油画
同样的艺术取向也体现在他的风景作品中。《山居》《暮色》《麦积山》等作品没有机械的摹写自然光影,也不拘泥于物象的客观色彩,而是通过色调控制、空间经营和笔触笔触组织,突显他对自然景观的主观感受和文化理解。《西北乡土》系列以沉稳和谐的色彩,概括有力形体结构,表现黄土高原居民的地域特征。画面中富有节奏感的笔触,使自然景象转化为真实情绪的表达。色彩与结构的整体处理,都彰显了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这就使画面的视觉效果和文化指向具有了高度统一的民族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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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写生·一》 40×25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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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写生·二》 40×25cm 布面油画
在油画表现中体现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应该是潘骥油画实践最为突出的价值追求。在他的油画作品中,无论是色彩和结构以及画面整体氛围,都指向了写意性,没有亦步亦趋地模仿自然和现实。《静物系列》进一步显示出他对写意精神的自觉追求。这组作品弱化了物象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而是强调色彩关系、形体结构与画面氛围,物象不再只是被描绘的对象,而成为画家组织视觉语言、寄寓情感经验的媒介。由此,画面超越了单纯的静物再现,呈现出内在化、精神化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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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 60×50cm 布面油画
对于中国油画创作而言,写意精神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削弱油画语言,也并非以中国画形式替代油画形式。它既是艺术实践问题,也是较为复杂艺术理论问题。因为要在中国油画实践中体现中国写意精神,进而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和民族审美特色的油画作品,就必须面对中西两种艺术传统所形成的知识境域和实践空间,并在突破固有文化思维方式的同时,寻找二者之间的有效融合。
在以往的绘画实践中,中西融合往往会形成“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不同倾向。前者容易以油画材料模拟中国画的效果,后者则可能使艺术主体性被西方艺术范式所遮蔽。回顾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油画民族化的诉求与实践探索始终此起彼伏,但由于种种原因,其结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相关实践也时隐时现,评价不一。究其原因,正在与艺术家面对中西两个强大艺术传统所形成的张力时,往往难以在突出主体性与保持融合性之间建立明确的实践目标和情感表达方法,从而造成艺术实践支点的错位。潘骥的油画实践同样面临油画民族化以及如何彰显民族特色的问题。而他的解决方式,是以真挚的情感介入创作,以中国写意为方法和审美支点,以油画语言表达为基础,综合吸收中西艺术因素,展开个人化的实践与探索。因此,潘骥选择的题材多为生于斯、长于斯且饱含跟人情感的故土与家乡,正因为这些对象与其生命经验和情感记忆紧密相连,他在表现中才能情感饱满,有感而发。当然,艺术创作除了情感之外,还需要熟练的技巧和对形式语言的敏感,尤其需要在情感统摄下完成有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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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韵》 40×25cm 布面油画
潘骥以真挚情感贯穿绘画表达的全过程,以油画语言体现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进而在油画表现中实现主体情感的抒发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呈现。因此,欣赏潘骥的油画作品,可以明显感受到其中国油画的审美特征。画面蕴含中国艺术的气韵和意境,是一种汇通中西的情感表达。在他的作品中,观者很少看到夸张恣肆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对比,更多感受到的是温文尔雅的情感抒发,以及由和谐、恰当的结构所形成的稳健画面与富有张力的视觉效果。
正如詹建俊对油画中写意精神的理解,“写意精神的实质,绝不仅只是挥挥洒洒的运笔之中;工笔规整的艺术手法,也并非不具备写意精神。我们在向传统文化学习中更须潜心地深入体悟中国文化中的深层逻辑与精神。”潘骥正是通过画面整体因素和视觉效果的组织,来构建油画表现中的写意精神。写意对于中国油画实践而言,更多体现为一种思想性和方法论。它贯穿于中国油画的观念、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创作过程之中,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凝聚。当作为精神内涵的写意借助油画语言和风格样式加以呈现时,便使高妙的中国写意精神获得了了全新的展现载体,也使中国油画的民族化与独立化具有了更为切实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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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寺》 60×50cm 布面油画
由此看,潘骥的油画表现中体现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探索,也是其对中国油画当代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回应。他的油画表现没有因为追求中国艺术的写意表达而减弱油画语言特性,也未因突出情感表达而对客观对象的任意变形和夸张,而是以中国艺术精神为准则,以情感表达为引领,以油画语言为基础,形成汇通中西艺术因素的创造性表达,因此,他的油画作品在油画传统与中国写意之间实现了恰到好处的融合,并由此达成对主体情感的真切抒发。沿着这样的实践路径继续深入,潘骥的油画艺术仍将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冯民生
202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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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声》 40×2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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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 40×25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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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山印象》 110×9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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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山》 60×5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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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郡》 60×5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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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 80×6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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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写生·一》 160×8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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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写生·二》 160×8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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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写生·三》 90×6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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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 80×6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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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 80×60cm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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