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玟希 张丹丹：中国青年男性流动人口的彩礼、婚姻期望与婚恋意愿

编辑导语：在人口结构深度转型的当下，高额彩礼正深刻重塑着中国青年男性流动人口的婚恋观念与生活轨迹。实证发现，高彩礼地区的男性流动人口30岁前结婚与生育预期显著更低，且负面影响在25岁后、低学历群体中更为突出。彩礼压力不仅降低婚恋意愿，还推动劳动者延长流动时间、转向风险更高的非正规就业，进一步推迟家庭形成与职业发展。本文通过严谨的实证设计与稳健性检验，证实彩礼带来的经济约束是关键。研究为理解中国低生育趋势、流动人口困境与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最新微观证据，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青年男性流动人口的彩礼、婚姻期望与婚恋意愿：

基于制造业零工劳动者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研究探讨地区彩礼规范如何塑造中国低收入青年男性流动人口的家庭组建观念，研究对象聚焦制造业零工从业者。该弱势群体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问题，但受近年优质数据匮乏限制，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本文依托针对制造业零工劳动者与彩礼情况的专项调研数据，分析彩礼这类经济负担与民众婚姻观念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来自高彩礼地区的男性，对结婚与生育的预期更低，结婚意愿更薄弱，这一特征在二十多岁后期群体中尤为突出。上述关联在低学历流动人口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说明经济压力对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群体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研究还发现，彩礼压力会延长人口流动时长，迫使男性从事风险更高的非正规就业，进而推迟家庭组建进程与职业发展。本研究结论揭示了经济约束对中国低收入群体家庭组建行为的关键影响。

【作者简介】蔡玟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张丹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发表期刊】Economic Modelling；SSCI Q1；IF 4.7。

【发表时间】2026-02

一、研究背景

彩礼快速上涨：中国彩礼自上世纪80年代后大幅攀升，主要受性别比例失衡、未婚女性向发达地区流动、市场化改革后婚姻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已成为农村男性结婚的重大经济负担。（文章通过CHARLS数据计算，2013-2018年平均彩礼金为46,861元）

低收入群体结婚困难加剧：高额彩礼使农村出身、经济弱势的青年男性在婚姻市场竞争激烈，结婚推迟、生育意愿下降，甚至难以组建家庭，进一步加剧婚恋不平等。农村流动人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近年制造业自动化导致大量低技能劳动者转向灵活、短期、非正规的零工就业，缺乏合同与社保，经济更不稳定，更难承担婚姻成本。

现有研究缺口：针对青年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制造业零工群体的最新微观数据稀缺，少有研究专门分析彩礼如何影响这一群体的婚姻预期、生育意愿与劳动力市场选择，研究存在明显空白。

二、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旨在探究区域聘礼规范如何影响中国年轻低收入男性移民的婚姻观点。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2024年中国制造业零工工人调查：涵盖3,732名工人，提供详细的个人、家庭、就业、婚姻与生育信息，以及他们对未来这些方面的意图和期望。

2025年中国区域彩礼调查：覆盖全国280多个地级市，收集受访者对家乡彩礼水平的主观认知（并区分住房责任）。彩礼调查问题表述如下：“根据您的理解，近年来您家乡的典型彩礼金额是多少？此处所述的彩礼指的是男方给予女方的钱财或物品。如果包含物品，请将其价值折算成人民币。这不包括婚房。”此外，调查还涉及有关嫁妆和婚房贡献的其他问题。报告的彩礼金额范围从0元到超过30万元人民币，其中4.39%的受访者表示其家乡的彩礼金额为零。

2.主要样本

最终确定1338名16-29岁、未婚、农村户籍男性流动人口为核心样本，剔除缺失数据与不符合条件者。

3.变量与方法

被解释变量：个体婚姻/生育意愿或预期，通过询问被访者得到。

解释变量：被访者家乡的平均彩礼金额。

方法：采用回归模型进行研究

四、研究发现

1.描述性统计分析

婚育意愿：在我们样本中的1338名未婚男性农民工中，76%的人表示有结婚意愿，其中81%的人表达了生育意愿。然而，他们对结婚的期望值明显较低：他们认为在30岁前结婚的概率仅为62%，在30岁前生育至少一个孩子的概率为55%。（文章表明，在中国农村地区，初次结婚的理想年龄被认为是在30岁之前）

彩礼与教育：平均彩礼金额为127,300元（约合17,700美元），其范围从0元到270,000元。在我们样本中仅有18%的个体拥有大学学位或更高学历。相比之下，33%完成中学教育或以下，21%毕业于普通高中，25%接受了职业教育。

就业储蓄：过去一年的平均储蓄为21,096元，标准差为26,133元，最大值为125,000元。粗略计算表明，在不考虑住房等额外费用的情况下，一名农民工平均需要约六年时间来积累彩礼金额（即127,300/21,096）。

伴侣关系：约有20%的受访者报告与伴侣处于稳定关系；换言之，80%的受访者没有稳定的伴侣。

2.彩礼与婚姻/生育意愿

来自彩礼水平较高地区的男性农民工对其在30岁前结婚并成为父亲的可能性持较为悲观的态度。前两列使用（未加权的）地市级彩礼作为主要的自变量。具体来看，家乡彩礼每增加10万元人民币，个人感知的30岁前结婚可能性就下降5.8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来自没有彩礼习俗地区的男性和来自平均彩礼水平为12.73万元人民币地区的男性，其感知到的结婚可能性相差约7.5个百分点。此外，彩礼每增加10万元，男性农民工在30岁前认为自己能够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将下降5.37个百分点。

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负向关联在25岁以后更为显著，表明接近“社会理想婚龄”时，经济压力对婚姻预期的抑制作用增强。这意味着，对于29岁的人来说，家乡彩礼每增加10,000元，打算结婚的概率将减少约1.3个百分点。

此外，即使在那些有结婚意愿的人中，家乡较高的婚姻支付习俗也与较低的近期结婚预期相关联。

3.教育水平的作用

低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下）的男性受彩礼压力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更难应对高额婚姻支出。

4.彩礼与劳动力市场选择

高彩礼地区的男性更倾向于延长在城市务工的时间（每增加10万元彩礼，多停留约4.27个月）。他们更可能从事日结工等非正规、高风险、无保障的工作，尽管这类工作短期收入略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考察了与婚姻相关的经济负担如何影响中国低收入男性农民流动群体的婚姻与生育期望及意愿，以及劳动力市场选择。分析聚焦于城市制造业地区的流动零工劳动者，这一群体的就业不稳定且未婚率高，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与婚姻相关的经济压力的影响。

这项研究发现，彩礼压力与婚姻及生育预期下降有关，这种模式在低学历及近三十岁的男性中尤为明显。分析还显示，来自高彩礼地区的男性更倾向于从事非正式工作并延长务工时间，这可能会阻碍其长期职业发展并推迟家庭建立。本研究首次提供了关于流动零工工人婚姻与生育问题的最新证据，并强调了应对婚姻财务障碍的重要性。不过，本研究主要依赖固定效应来控制偏差，可能无法完全排除当地婚姻习俗等混杂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厘清其中的因果机制。

参考文献：（略）

文章来源：Chae, M., & Zhang, D. (2026). Bride price, marriage expectations, and intentions among young male migrant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gig workers. Economic Modelling, 155, 107443.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口评论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