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8万彩礼被38.8万“截胡”，如何破解困境？

28.8万彩礼被38.8万“截胡”，这是昨天半月谈《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文中的内容。于是巧哥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长文，都是复述巧哥十多年以前发表在人民网、中国青年报、中国保险报、红网等官媒上的评论文章里观点。

想不到，这样的文几个小时也无法查看了。

《半月谈》说，一位受访者说，2021年他出价28.8万元彩礼娶媳妇，结果被另一个出价38.8万元的“截胡”了。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场竞争的残酷写照。表面上看高额彩礼似乎抬高了女性的“身价”，实际上其基础是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稀缺性”，而非其独立人格和能力被认可。女性被异化为一种可以用价格标定的“商品”，其价值与彩礼数额直接挂钩。这是一种典型的物化。

说这是“物化”，我看说得还轻了。这就是婚姻市场上的“招投标”，只不过标的物是一个人的终身，招标方是女方父母，评标标准不是人品、不是感情，而是谁出的钱多。

半月谈还说：治理高额彩礼，还要重视城镇化带来的生活压力，降低农民进城安居的成本。审慎反思过度依赖“县城城镇化”的模式。让有能力进城的进城，没能力进城的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半月谈》也指出了问题和“病因”：“结婚穷三代”，高额彩礼引发了连锁反应，老人被后代婚姻负担捆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高额彩礼已非单纯的民俗问题、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结构、城镇化路径、家庭伦理、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可问题来了：怎么解决？文中没有讲如何解决，也没讲破解之策，那么巧哥今天就来说说如何破解。

这些年从上到下喊了多少遍“移风易俗”，文件发了一大摞，标语贴满了村口，可彩礼该涨还是涨，该“截胡”还是“截胡”。

为什么？还是没有找到好的对策。

彩礼为何居高不下，应是人口结构、教育资源分配、城镇化路径叠加之后的“并发症”。

你不把这三大病灶同时开刀，光在彩礼数额上做文章，那是摁着牛头喝水，牛不喝你还能咋地？

先说出生性别比失衡。这是彩礼起飞的第一推动力。推行计划生育，一家只生一个，可“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老观念还在。结果是什么？

经历过的都懂，结果多出来三千万男性。

这三千万人要结婚，可姑娘就那么多，市场规律最简单的一课就是：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学。

一些地方彩礼攀高，从几万到几十万，因为这些地方当年性别比失衡最严重。你到那些村子里走一走，一个自然村庄几十个光棍汉蹲在墙根晒太阳，连媒人都不愿意进村。这种情况下你跟他讲“不要攀比”，他跟你说“只要能娶上，倾家也认”。

这不是觉悟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所以第一刀必须砍向性别选择。但这把刀如今已经钝了，当年该生的人已经生出来了，三千万光棍已经站在了婚恋市场上，这就叫历史欠帐。

第二：教育资源向城市过度集中。这事儿很多人没意识到跟彩礼有什么关系。

巧哥告诉你，关系大了。现在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好老师都进了城，乡村学校从一村一校变成一乡镇一校，孩子上学要跑十几里路。可哪个家长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就咬咬牙，到县城买房。

买了房，一家人的根就从农村拔出来了，生活费、房贷、物业费、暖气费，哪样不是钱？这时候儿子要结婚，女方开口就是“县城有房吗”。你说有，但那是你们老两口住的。不行，得再买一套。

《半月淡》报道说，农村家庭为儿子结婚普遍要花60到100万，这里面大头是什么？不是那个十几万的彩礼，是房子。房子才是真正的“吞金兽”。而房子为什么成了标配？因为教育资源把全家人都绑架进了县城。

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带来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后果。农村男孩的升学率在加速下降。女孩比男孩早熟，小学初中阶段就能拉开差距，考高中的比例女孩明显高于男孩。男孩考不上高中就去读职校，或者直接打工，而女孩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进了城，眼界开了，工作有了，你再让她嫁回那个连自来水都不稳定的村庄，这有可能吗？

她们宁可在城市里“剩着”，也不愿回去。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构性矛盾：乡村留不住女孩，城市又容不下男孩，两头一夹，光棍越来越多，彩礼自然水涨船高。这不是什么道德滑坡，这是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带来的“人口虹吸效应”。

在昨天的文章中，说到当年巧哥发表的《寒门学子底输在哪里》，该文选载在2013年11月出版的，厉以宁、艾丰、石军共同主编的《时论中国：为中国留下深度思想印记》一书。厉以宁是北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艾丰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石军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可见这本书的权威性。

第三，城镇化路径是不是跑偏了？我们这些年搞的城镇化，说白了就是“县城城镇化”。不管你离城市多远，都要把农民往城里赶。可问题是，你把他赶进去，他住得下吗？

他在城里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没有体面的收入，买不起商品房的户口，享受不到城里人的社保。他只能做“两栖人”，春节回村，平时在城里打工，老了回村种地。这种城市化不仅没有解决农民的出路，反而掏空了他们的家底。

为了在县城买一套房，一个农村家庭三代人的积蓄全部填进去，老人六十多岁还在工地上搬砖，就为了帮儿子还房贷。这时候你还指望他拿什么降低彩礼？

所以，高额彩礼的根子不在彩礼本身，如果不从根子上动刀，光靠发文件、搞倡议、树典型，那就是隔靴搔痒。

那怎么动刀？巧哥不客气地说，得下几剂猛药。

第一：承认现实，不搞“一刀切”式的移风易俗。现在有些地方搞“彩礼限高”，规定不能超过多少万，超过的就通报批评。这有用吗？你限了明面的彩礼，人家改叫“恩养费”“奶水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与其搞这种形式主义，不如把重点放在降低婚姻的总体成本上。比如，能不能在县城大规模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门针对农村进城年轻人？能不能把教育资源向乡镇一级回流，让人不必非在县城买房才能上好学校？

第二：重新审视城镇化路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进城，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进城。

《半月谈》说得好，“让有能力进城的进城，没能力进城的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这话说得对，但怎么落地？你得让留在农村的人也能体面地生活。农村的基础设施要不要补？乡里的学校要不要留几个好老师？村里的卫生所能不能看常见病？如果农村的生活质量上不去，年轻人凭什么留下？

现在的情况是，留在农村意味着被时代抛弃，进了城意味着被房贷压垮。拿不起彩礼的打光棍，拿得起彩礼，如今也有不少农村青年不结婚了，原因就是压力大。

其实提高农村老人养老金，让农村老人看得起病，这也是在减轻农村年轻人的负担。

第三：打通农村资产变现通道。为什么农民进城那么难？为什么他们不敢放弃农村户口？因为宅基地、耕地只有使用权，他所有的家当在农村都是一堆不能交易的东西。一所房子在村里不值几个钱，在大城市就值几百万，这是巨大的资产鸿沟。

如今不少地方在探索宅基地的有序退出机制，在让耕地经营权流转起来，同时还让农民进可退，当在城市生活有难处，就退回乡村，这才是真正为农民着想。

第四：教育资源的逆向配置。这可能是最难的一刀，因为优质资源向城市集中是不可逆的趋势。但你至少可以在县级层面做文章。比如，在乡镇仍然保留初中，并且配些真正有水平的老师？能不能通过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来留住人？

现在的情况是，稍微有点能力的老师都往县城调，乡村学校越来越少。这样的状况，怎么可能不逼着农民进城买房？教育不均衡，婚姻成本就降不下来。

第五：要改变评价体系。地方政府为什么拼命推进城镇化？因为城镇化率是政绩，GDP是政绩，而农村的空心化、光棍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统统不在考核指标里。什么时候我们把“农村家庭的婚姻幸福感”“农村青年的成家率”也纳入评价体系，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才真正有人管。

说到底，高额彩礼不是哪个家庭的贪婪，而是一个时代的阵痛。我们只有承认现实，面对现实，才能解决问题。

解药不在彩礼本身，喊了这么多年的“移风易俗”，该换个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