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轰炸后，最惨的为何是城里人？政府培训种地，被乡下人歧视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厨房即战场，也有日本传统中“常在战场”的武士信仰做基础。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经历了社会经济繁荣时期，成天吃吃喝喝、不习武艺者遍地都是，所以才会有提倡“常在战争”，要求武士把和平时期当成战争时期来过，并且以勤于练武、身材精干、不贪美食为荣。

江户时代是武士作为统治阶级，武士拥有的剥削平民特权是他们能够提倡一种看似高尚的道德标准的基础。但战争是日本军人发动的，到最后阶段他们哄骗日本全体国民都做“武士”，要在田间和厨房“战斗”，也要拿起竹枪去抵抗美军。

日本国民不可能从自己变身“武士”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自明治维新之后，至少对于日本男子的“食物教育”就是从小开始的，“吃甜食”、挑食之类的“坏习惯”不断出现在政府发行的德育修身教科书中，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些教材所举的正面例子就是“忍饥挨饿的清瘦武士拥有美德”。

从根源上批判所谓“武士道”的虚假与阴暗面，不要说战争时期的日本，就算在如今看似非常开明与自由的日本，都绝不可能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

1、种地培训班的背后

3月东京下町大空袭之后，日本国内各大都市中因房屋被烧毁而沦为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急速攀升。拆毁房屋制造防火隔离带的举措，也在制造出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日本国内的人口大移动开始了。

产自中国、朝鲜的粮食已经极难输入了，日本当局的目光只能转向一方面迫使民众进一步节约食物，另一方面开拓国内种植。日本是一个自古进行深度农业开垦的国家，本州、四国、九州三个主要岛屿上几乎没有闲置空地，但是明治维新后才完全成为日本领土的北海道还有不少待开垦地。

大量无家可归人口的产生，正好被日本当局视为可以利用的北海道开拓人力资源。“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于3月24日在报纸上发出“农耕义勇队紧急募集”通知，号召“战灾受害者”前往内原训练所接受开垦训练，随后将在北海道提供带有防空壕的半地下住宅和一定面积的开垦地。3月24日的《朝日新闻》社评，标题为“废墟的教训”。

这篇文章要点如下:

这么下去行吗?——国民有识之士的谏言已经重复了许多次，而在政治上却迟迟得不到解答，结果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巨大答案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即日本城市的废墟......这废墟不但令无数国民的生活受苦，也使至今为止日本政治爱使用的形容词......都成了无意义的废话。废墟，就是“这样下去不行”的声嘶力竭的答案。如果我们能够先于现实一步，早早推行大规模疏散和粮食的完全地下储备，这次灾害的后果就能大体上抵消。如今我们需要再加一把力，只要再加一把力，就可以超越现实。
政府派遣了灾后救助委员会，但是在议论之中，下次空袭、下下次空袭就到来了，恐怕一轮都不会停止。现在能够拯救遭灾者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脚。国民现在对政府抱以期待不过是收拾残局而已，要超越现实一步，需要立即采用迅速而强有力的政治手段。

所谓“超越现实”的手段，就是驱赶被空袭毁灭了家园的城市居民依靠自己的双脚，去往乡村，甚至去往遥远的北海道，用自己并不熟悉的农业劳作手段养活自己，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救助。这样的宣传乍一看在逻辑上是完美的，市民疏散、粮食地下储存这些措施如果及早采取，能够大幅度降低美军空袭造成的惨重伤亡以及伴随而来的食物供应压力。

问题是，如此言之凿凿的“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乃至《朝日新闻》这样的媒体，在空袭造成大破坏之前的论调不是这样的，而是配合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宣传，强调城市每家每户都应该挖防空壕，应该在空袭火灾发生后不逃跑，努力救火。

3月10日东京下町火灾证明的恰恰是日本政府与军部对于形势判断的完全错误，但要他们认错是不可能的，错就错在没有“超越现实”。

真正的现实是日本的战争之路在1945年已经是必败的局面。真正的“超越现实”应该是立即宣布投降，而不是等到8月两颗原子弹投下之后。然而在1945年3月，面对炽烈的毁灭之火与无尽的废墟，日本国民确实大多数认同及早疏散、去乡下种田才是“巨大的答案”。毕竟，“天壤无穷，唯有必胜之一途而已”。

不过，打发中断学业的孩子、城市失业人口去乡下种田，仍然需要尊重“科学规律”，一个从来没接触过农业技术的人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农人，而必须进行训练培养。例如，1945年3月1日日本文部省发行的第三十五号告示，宣布盛冈农林专门学校第一拓殖训练所和三重农林专门学校第二拓殖训练所将于4月招收30名至40名学员，目的是日后将学员派去“满蒙北支”从事农业开垦工作。训练期为一年。

在日本投降的4个月前才开学的农业开垦训练所，其学员当然不可能完成一年训练，但在日本投降的4个月前才开学的农业开垦训练所，其学员当然不可能完成一年训练，但这至少反映了直到战争末期，日本当局仍然将解决粮食问题的中心放在海外。道理很简单，日本是一个农业用地充分开发的国度，临时性地将非农业人口打发去农村，只不过给农村地区增加了很多张需要喂养的嘴，对于增加日本的农业产量不会有多少帮助。

2、乡下人歧视城里人

5月东京都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后，日本的国内难民数量极为庞大，他们已经不再需要政府和军部的号召，而是自动向农村地区移动，寻找落脚之地和果腹食物。但他们立刻就被农村人视为来吃白食的嘴，是“来自东京的猪猡”。

以下是战后通过媒体问卷调查得到的当时被疏散到农村地区的日本人的回忆:

我们家在疏散地，缺乏食物是最大的烦恼。我们临时居住的地方是千叶县一幢小楼的二楼，往外看可以将整个东京湾一览无余，但当时是被划为“要塞地区”的，根据军部的命令禁止从二楼窗户往外看。在附近山上，当地人都在挖松根，目的是榨松根油。而我们这些疏散者连工具都没有，时常被当地人用怨恨的眼光注视。--东京市民松本，住家被烧后与祖母、弟妹一起疏散到千叶县。
我原本希望从教师养成所毕业并成为一名教师，但在1945年4月因为形势紧迫，中断学业前往一所小学赴任，并立即担负带领学生疏散的任务，疏散地是秋田县。对于到那时为止，还留着长发自诩摩登的我来说，突然就成为“孩子王”，还要带领他们到乡村艰难度日，简直就是恍若隔世的感觉。我平生第一次下到田间，一天到晚做插秧、锄草的事，让水蛭爬满脚上，走好几公里的路送东西到町学校，都是难以忘怀的经历。秋田县盛产柿子，走到哪里都有柿子，而每顿饭也必然把柿子当菜吃，吃到后来真的非常厌恶。我今天绝不吃柿子。与其说是讨厌味道，不如说那个“柿子时期”真是没有任何好的回忆。
我去往农村倒不是因为战灾，而是1944年就因为父亲疏散前往距离千叶县八街町还有好几公里远的一个村子。进了村子以后，我和母亲被分配面积三反(约一千坪)的土地，种植蔬菜。对从来没有任何农业经验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母亲身上从东京带来的和服，后来也都换成了米或者盐。
还有坏心眼的人把我们叫作“东京来的猪”。不过也有好心人帮助我们，才让我们撑过了那段岁月。
我们一家从大城市疏散到了有野猪出没的农村(和歌山县日置川町志原)，过上了过去根本想象不到的生活。屋子里只有一盏电灯，生活用水得一大早从附近的河里挑过来，做饭时烧木柴，还得自己编草鞋，做苦力来混个温饱。做苦工一个时间单位获得的麦子比大米要多一倍。
蔬菜是自己种的，鱼可以一个月吃几次，肉则得依靠自家养的鸡。到了冬天需要自己缝棉被子。那段岁月让我学习了很多很多事，也感受到了母亲的伟大。虽然那时我很有干劲，但实在是体力不足，插秧结束之后就立刻趴到床上动弹不得，基本就是这么生活的。
我们在东京的家是在昭和20年4月被烧毁的，后来就疏散到母亲的娘家长野县下诹访的村庄。母亲的娘家虽然有很多人，但那时在村子里只能吃到极为粗陋的食物，留下了很多难过的回忆。
记得有一次去买粮食买不到，站在农家门口哭泣。还是个小学生的妹妹被当地人欺负，我辛苦地去保护她，真是太难了。

欺凌是人类社会中丑恶但几乎无法摆脱的现象，而在日本，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欺凌更是遍地都是。在和平时期，日本乡村地区的人进入城市后几乎都会受到歧视，而在战时被迫疏散往乡村的日本城市地区的人也遭到农村人的欺凌，只要开口说话是“东京腔”，就是某种“原罪”。

对于那些以学校为单位疏散到农村地区的中学生来说，他们在疏散地上课往往持续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所在的疏散地，都不可能提供充足口粮，这些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城市疏散人口，到最后无一例外都得下地干活。

以下引用冈野女士的回忆。

我们学校在疏散地的集中授课，连一个星期也没坚持到，就开始了下田去“勤劳奉仕”的每一天。这是我头一次经历，与被动员去工厂干活不一样的劳动辛苦。感觉最辛苦的是忍着腹中饥饿开垦田地，拿着沉重的三齿耙将作物根茎一个个刨出来。我对于这项工作特别不顺手，看着周围的人刨出好多，我就是没法把那个根刨断，干着急，而手腕疼痛得感觉要断了似的。

在开垦作业结束后，需要两人一组用扁担将肥料桶抬过斜坡运到田地上去。稍微晃动一下，粪尿就溅到身上了。所以得让身高差不多的人编成一组，与我编组的是长野县人桥爪。她虽然不高，但体格很健壮，自小在城市生活的我是完全比不上的。所以她对我说，登坡的时候她在后面，因为重量大部分都由后面的人承担。于是我在前面抬的时候，感觉意外地轻，回头看，只见桥爪为了不让沉重的肥料桶滑落下来，一边拼命承担着肩上的重量，一边死死抓着把手。

那天我们住宿在步兵队的宿舍中，从借给我们的军用毛巾里面，出现了不少虱子、跳蚤。

日本城里人疏散到农村之后，很多确实受到了欺凌，但不能一概而论，也有不少原本并不相识的人结为友人。

一段时间之后，食物配给情况更加恶化了。全体住宿生都只能依靠严重不足的配给勉强支撑，在这里我们连自己种植的菜园子也没有。

吃饭基本上就是以配酱汤的高粱饭为主食，没有任何副食。对于总是空着肚子的我们来说，无论是战争还是学习的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即便如此，“勤劳奉仕”的田间劳动仍然在继续。一天，来了一辆卡车，车身上大白字写着“文部省”，车上堆积着一座小山似的卷心菜。另外，从学友平冈映子的家中送来了不少大葱和味噌。我们都非常高兴，不过这样的幸福时刻也就这么一回。

冈野战后保存着当时学校教师留下的一份记录，反映了教师们为了吃饭问题而付出的艰辛。

昭和二十年7月29日(晴)现在此处有48名学生，尽管并没有达到50名学生的预定人数，但当地的粮食配给情况已经糟糕至今，生活非常困难。副食配给已经完全断绝，我们总算从东京本校运送过来200斤卷心菜和马铃薯，这实在让我们对本校感恩戴德。

另外，我们从塚本商店购入了一些海带以维持生活。继续看冈野的回忆，除了每天饥饿状况下的重劳动，她记忆中深刻的还有洗澡问题。在这个疏散地，公用浴室只有一间，极其拥挤。因为要节约燃料，所以在家里烧水洗澡的人减少，很多人选择去公用浴室。

但这个公用浴室也缺乏燃料。因此听说这个浴室立了个规矩，去这个澡堂的人，都必须随身携带几根柴禾当燃料。但学生们没有见到当地人去的时候拿柴禾。

显然，这是对外乡人的又一种欺凌。这些学生每天“勤劳奉仕”，但当地人没有任何给予优待的想法。冈野为了进入这个公共浴室，也带了几次柴禾，浴室门口的人就默默收下了。后来学生们就跑到河边用河水擦擦身就结束了。当然，也有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冈野的一位同班同学，每天傍晚到远离宿舍的河边，用肥皂拼命洗头。

她家里经营药局，手上有不少药用肥皂。对于其他人来说，肥皂早已是奢侈品。冈野和同学们当时居住的地方是原先属于军队的宿舍，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周，美军舰载机也开始在天空中出现，用机枪扫射地面上任何看来有军用价值的目标，因此军队宿舍就不安全了。几十名学生在8月初搬到了一座颇有年头的寺庙“宝持院”，在寺庙本堂的大佛塑像面前的地板上打地铺睡觉，教师则住在原先属于寺庙住持的房间。

搬入寺庙之后，生活困难的情况仍无改善。主食不断加水，怎么也吃不饱，各种植物的茎块切得越来越细。得到指示，洗脸和做饭用的水从庭院中一口古井中取，但那口井中的水是脏水，害得众人多次一起拉肚子。另一个苦恼是几乎每个人的头发上都开始有虱子。有些同学的发梢上开始出现犹如白米饭粒的东西，很难弄掉。原来那是虱子产的卵。

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酷热笼罩着日本，搬入寺庙的几十名学生都陷入了萎靡状态，总是横七竖八地躺在本堂地板上。

这是严重的营养失调导致的，饥饿已经超过了界限，大家也没别的法子可想，只能继续啃着作为紧急食物的炒豆子。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