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日本，官方首次公开篡改历史教科书，如何美化侵华历史？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自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以来，日本朝野上下的右翼势力，都力图在教育问题上摆脱占领时期确立的民主主义教育路线，重走皇国主义教育的老路。

1955年，当他们掀起第一次攻击教科书的逆流遭到抵制后，仍没有放弃“改革”教育的企图，他们利用执掌的权力，顽固坚持皇国主义史观的立场，在修改《教育指导要领》、强化教科书审定力度，排斥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教科书等方面大做文章，千方百计要“改恶”教科书，把反动的战争观灌输给青少年一代。

1、掩人耳目的修改教科书行动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执政当局确立了新保守主义的国家战略，为了重塑日本的“国际形象”，激发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日本战后史上又泛起了第二次攻击教科书的浊浪。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报出一个惊人的消息：铃木内阁教科书审定机关在教科书审定中，将1983年高中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改为“进出”，另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制造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也做了淡化处理。这引起中、韩、朝等亚洲国家的烈抗议和反对，日本国内也掀起抨击日本政府及有关当局的怒涛。

日本当局迫于国内外的压力，由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了一个讲话，表示要继续遵循中日共同声明精神，承认:

日本在过去的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害。痛感其责任，表示深深的反省。

8月24日，日本政府又决定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中附加一条“近邻诸国条款”，表示在教科书问题上:

在处理同近邻亚洲诸国间的近现代历史事件时，应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加以考虑。

这样，事件才稍有平息。

然而不出4年，即1986年5月27日。在文部省教科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第二部会上，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获得了“合格”通过，又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批判。

“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以下简称国民会议)成立于1981年10月27日，是由文化、教育界右翼学者、教师以及财界、宗教界人士组成，原外交官加濑俊一为议长。

该会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建立军队、海外派兵、实现集团自卫权等。所以，老牌的右翼组织生长之家、胜共联合、神社本厅等都汇于它的旗下，并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起“县民会议”，作为下属支部展开活动。

1983年12月，国民会议决定着手编写教科书，为此成立了有30几人组成的编纂委员会，其中多数是文化教育界右翼团体“日本教师会”、“教科书正常化国民会议”、“朱光会”、“天皇在位60年奉祝会”的发起人或骨干成员，如稻川诚一、小堀桂一郎、村尾刚、结城睦郎、山口康助、坂本夏男、宫田正彦、小笠原春夫等。

还有一些人是原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官员，如“编纂者”之一的朝比奈正幸是原文部省教科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委员，而“监修者”村尾次郎则是原文部省日本史教科书主任调查官，此人从1956年到1979年一直担任斯职，家永三郎的日本史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时，该人正是担当调查官。

另一名“编纂者”山口康助，也是当时的担当调查官，他们对排斥家永教科书，审定为“不合格”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监修者”和“编纂者”们的政治态度和“学术”立场了。

编纂会成立后，他们确定了几条编纂方针，分别是:

古代史部分，不仅仅利用考古资料，还要通过神话使学生们理解日本的建国;要培养对皇家的敬意;在近现代史上不能把日本片面地编写成加害者。

这一方针与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编写方针如出一辙。

国民会议的教科书获得通过后，《朝日新闻》立即发表评论，指出该教科书“是改宪派编写的教科书”，“在教科书中礼赞教育敕语”，是“复古味道的日本史”，并提出其中有800多处错误或需要修改的问题。

接着，中国、韩国、朝鲜都发表了严厉的批判文章或讲话，指出:

遗憾的是日本的文部省再次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于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的任何言论、行动，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断然反对。

中国政府还正式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日本方面：

必须认真处理这个问题，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纠正错误的内容。

在国内外的强烈呼吁下，5月30日，为了掩世人耳目，文部省对该教科书提出了约300余处的修改要求。

2、强烈的反对声音

6月10日，又就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提出6处修改要求。6月27日，再次提出68处的修改要求。但是，由于该教科书从根本上是歪曲历史，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如果不彻底纠正其指导思想和编纂方针，无论如何修改也无济于事。所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要求承担出版印刷的原书房终止出版合同。

对文部省的修改要求，国民会议于7月1日召开“紧急运营委员会”，会议决定“断然拒绝”，因为“教科书是件大事”。7月3日，再次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意见。这以后，由“监修者”村尾次郎出面与文部省交涉、斡旋和协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和部分修改，7月7日，文部省最后批准该教科书“合格”。而其中关于“天皇神格化”问题、“大东亚战争”的表述问题以及对亚洲诸国的加害问题等，仍继续坚持着编纂者的意见。

7月16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教科书的基调是隐瞒和遮盖侵略战争，(中国方面)碍难满意。

1986年6月8日，《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该教科书:

从整体看，如同战前的教科书一样。对于战争，尽可能不表述日本的加害性，教科书体现了主张掀起纠偏教科书运动的人们的意见。

围绕着这样复古的教科书出台，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隐患。

第一，在教育领域里，带有如此露骨意识的例子前所未有。临时教育审议会代表的集中关心的教育改革的问题意识，继承了时代的错误;
第二，教科书的内容不吸收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对教科书的质的疑问予以通过，文部省的态度相当好，同审定其他教科书对比，文部省岂不是实行双重标准，敢于让这样的教科书合格，难道不该追究文部省的责任吗;
第三，教科书“自国中心主义”的基调，应该是我国教育必须克服的对象，现代的日本应从战争的反省出发，应该教育的是战争的伤痛，失去这个基本点，历史教育就不能成立。利用这样的教科书与现代的教育观相悖。

1986年，“国民会议”的《新编日本史》获得通过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它的采用率不过0·01%(原书房出版)。1995年，原书房将版权转让给国书刊行会，更名《最新日本史》，依然是难以回天，被教育部门采用的数字始终徘徊在一二千册之间。

3、《最新日本史》有多反动？

《最新日本史》把日本的历史分成古代、中世、近世和近现代四个时期，以下根据国书刊行会的版本就其近现代部分简要予以剖析:

（1）全文刊载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

《最新日本史》全文刊载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称“这表明了传统的国家观和人伦道德融合的国民道德”，教育国民“忠孝、博爱、修学、遵法、义勇奉公”，因此“被翻译成英、德、法、中文向海外介绍”等。“教育敕语”是战争时期日本当局毒害国民和青少年的精神鸦片，是扭曲人性和人格、强调封建效忠和弱肉强食的腐蚀剂，所以，在战后民主主义改革中，“教育敕语”被明令从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中剔除。然而，从《最新日本史》开始，“教育敕语”开始登上教育的圣殿，并成为后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教科书的“样本”。

（2）对日本近代以来发动的侵略战争，通篇不提“侵略”

在这部教科书里，从明治初期日本对台湾、朝鲜的侵略，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偷袭珍珠港，举凡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通篇不见“侵略”二字。换句话说，教科书的编纂者们根本不承认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是“侵略”。

而且，教科书明确规定了从1931年开始，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大东亚战争”，并在注解中明确指出：“战争的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大东亚会议”、“大东亚宣言”、“大东亚新秩序建设方针”，强调“1943年缅甸、菲律宾获得了独立”，“印度建立了自由的印度临时政府”(第235页)等，公然把侵略战争美化成“自存自卫战争”和“亚洲解放战争”。

（3）把战争责任推给对方

如1875年日本发动的江华岛事件，教科书称:

日本军舰在江华岛海域进行包括示威行动在内的测量时，受到朝鲜炮台的炮击，日本方面也加入炮击。(第176页)

对甲午战争，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

由于日本不失时机的(向朝鲜)派兵，使叛乱被镇压，日清(中国)两国围绕朝鲜的内政改革产生尖锐的对立，日本决意将清国的势力从朝鲜一扫。(第190~191页)

对日俄战争是:

俄国无视日本的撤兵要求，屯兵满洲，桂太郎内阁为避免冲突决定以外交手段继续交涉，另一方面进行开战准备，到1904年2月，交涉终于破裂，我国进入与俄国的交战状态。(第195页)

对“九一八事变”是:

关东军中的一部分人独断地将柳条湖附近的铁路爆破......若櫬内阁表明不扩大方针，关东军无视这一方针，走向扩大事变的道路，同时，关东军的行动也受到舆论的支持。(第225页)

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教科书称作“日华事变·日中战争”，而“日华事变”则用黑体字突出，内中说:

在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国军队突然冲突，近卫内阁提出不扩大方针，在现场签订了一时停战的协定，7月末，政府下达内地师团的动员令，两军冲突扩大......近卫内阁摸索早期停战，通过德国交涉，但未能抑制战火。(第230页)

这里的“突然冲突”，不过是卢沟桥事变“偶发说”的翻版，还是为了推卸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另外，在教科书的行文中，多处把战争责任归结于被侵略国家的“反日”，如“中国对日感情极度恶化”，“排日运动高涨”，“在满洲反日运动激化，当地的日本侨民和权益不断遭到伤害”等等。

（4）美化殖民统治、掩盖战争犯罪

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教科书记述道:

关东军致力于新国家的建立，宣布建立了以日、朝、满、蒙、汉诸民族协力为理想的满洲国。(第225页)

另外，在这部教科书中，对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地所犯的战争罪行完全持回避或否定态度，如“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731细菌部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罪行、实施毒气战、三光作战等，教科书中连类似字样也没有出现，暴露出编纂者完全否认日本战争犯罪的真实意图。

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教科书正文中也没有涉及，只是在注释里称作“南京事件”，浮皮潦草地提到:

南京陷落后的混乱之际，多数中国士兵和市民因日本军而牺牲，受到国际的非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第231页)
（5）否认东京审判

教科书正文对东京审判只是轻描淡写地记述了审判的结果另以注释形式、用较大的篇幅标为“东京审判遗留的问题”。内中引用印度法官帕尔的话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条例》是“事后法”，(帕尔认为)“全被告无罪”，“对和平有罪是新导人的法理”，(辩护团)“指出其不当，但被裁判所驳回”，“东京审判有负的一面”(第241页)等等。

（6）鼓吹修改宪法，煽动收回“固有领土”

教科书最后一章署名为“现代日本的课题和文化创造”。

其中对修改宪法是这样表述的: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国该如何做出贡献，引起人们的关心，为了适应现实，各界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议论呈现活跃。(第254页)

2002年，在明成社出版的新版本中又增添了公开宣扬“外国威胁论”的内容。

声称:

我国固有领土受他国威胁是不容忽略的现实，北方领土依然被俄罗斯占领，韩国对岛根县的竹岛，中国对冲绳的尖阁列岛（钓鱼岛）都主张领有权。

因此，修改和平宪法是“必要的”，主张通过再军备收回“固有领土”。其煽动再军备、主张用武力征服一切的旧军国主义史观跃然纸上。

（7）其他

由于编纂者的指导思想是为了美化“大东亚战争”，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进而激发日本民族的“自豪感”，所以，教科书中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问题处处可见。如山东出兵是为了“保护在留邦人”；二十一条是“为了保全日本在满洲、内蒙的权益”，“巨额的政治性西原借款，扩大了段琪瑞政府的影响力”；“苏联单方面撕毁日苏中立条约，侵入满洲、北朝鲜、南库页岛”；由于“天皇圣断战争终结”等等，不一而足。

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也流露出编纂者的“台湾情结”，如在记述中日恢复邦交后又特意附上一笔:

日本虽然与台湾(中华民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继续进行。(第252页)

编纂者特意在台湾的后面用括号注明“中华民国”，不仅背离了中日恢复邦交的宗旨，其宣扬“两个中国”的真实意图也是不言而喻的。

教科书还蓄意渲染日本各界对战争的支持或效命，如对“学徒出阵”，“女子挺身队”、“神风队”的记述，对战死者家书的全文收录等，不过是为了鼓励青少年效仿战争一代，去充当为天皇献身的炮灰或亡命徒罢了。

综上可以说，“日本会议”的《最新日本史》是一部篡改历史、否认侵略、鼓吹天皇史观、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教科书，如果任这样的教科书流入社会、流入学校、流入日本青少年一代的手中，其后果可想而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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