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为何能掌控泰国经济

曼谷唐人街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也让“侨批”（华侨寄回国内的信件及汇款）这个原本鲜为人知的概念进入大众视野。这不仅仅是接济了原籍家人的生计，甚至对近代中国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30年，中国每年的外汇收入，竟有高达65%都来自侨汇。

也是因此，很长时间里，人们都有一种印象，就是那些“下南洋”的都赚了大钱。尽管海外华人华侨大部分也都从事着普通而艰苦的劳动，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华人在东南亚国家都掌控着与其人口比重完全不相称的经济份额。

据东盟-韩国中心的研究，除了越南在1976年统一之后大量驱逐华人、导致其资本重创之外，华人在东南亚几乎所有国家都掌控着超过60%的经济份额。以泰国为例，华人只占全国人口的14%，却控制了81%的经济产出。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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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能崛起为东南亚经济的主宰者，这在起初肯定是谁都想不到的。

事实上，下南洋的通常都是迫于生计走投无路的穷苦人，大多没受过什么教育（所以连写家信都要请人代笔）。早期的移民只想赚钱，对文教不重视，华人也很少会往律师、医生、文化人这些职业方向发展。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低端人口”，最后却创造了商业传奇。

华人在泰国尤为成功，大量跻身精英阶层，这其中的一大关键，是泰国王室对待华人的态度。

1767年，缅甸大军攻灭暹罗阿瑜陀耶王朝，大将郑信起兵复国，也因此被拥戴为国王，在位15年。为了避开缅甸人的锋芒，他迁都到湄南河入海口的曼谷，而早期的曼谷，原本其实是一个华人港口商业城镇。

晚至1849年，华人都占曼谷全市人口一半，泰人不到35%；直到1952年，华人仍占曼谷人口的四分之一。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座城市的发展就离不开华人，19世纪的欧洲人甚至觉得它“带有鲜明的中国城市特征”。

▲曼谷郑王庙（图/图虫创意）

郑信的父亲就是潮州澄海县人，他因此特别照顾潮州人，在其统治时期潮州人被称为“皇家华人”，被授予一系列商业特权。这又反过来吸引了更多潮汕人移民过来，老乡之间“传帮带”，形成稳固的利益集团，因此潮汕人在泰国华人群体中一直稳稳占据主导地位。

到1955年，泰国231.5万华人中，潮汕人占56%、客家人16%、海南人12%、广府及福建人各7%、其他2%。历任泰国华人总商会主席，基本都是潮汕人。

潮州人能成功，并不只是靠关系和人多。一直以来，潮州人建造的商船在闽粤沿海帆船类型中最大最坚固，他们也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

清代暹罗是中国的藩属，清廷允许朝贡船只免税携带一定量的货物，朝贡商人因此可以获利两三倍以上。由于华人对两国都比较了解，当然就成了朝贡贸易的不二人选，长期垄断这一利润丰厚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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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华人在泰国总人口中始终占比不高，但他们有几个特质使得他们在商业活动中远比泰人成功。

首先是对钱财的强烈兴趣，“下南洋”的本来就是为了去赚钱的，对此有着强烈的意愿，为了“发财”愿意投身最艰苦的劳作；其次是浓厚的宗族观念（闽粤一带尤其如此），使得华人将事业成功看作是光宗耀祖的最佳实践，很多人都憧憬着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这远超过个人糊口目的；再次，华人内部有着互助的传统，一旦他们进入一个行业，外人几乎很难竞争得过他们。

泰人与之迥然不同。他们没有宗族观念，没有祭祖仪式，佛教强调个人修行与个人解脱，像华人那样想着自己发达或发财，只会被看作“凡心太重”。

华人相信“金钱万能”，但泰人却鄙视钱财，他们信奉先贤披耶鸾（Phra Ruang）的格言：“不作非分之想”、“宁弃财富，不弃荣誉”、“爱己身胜于爱财”。

热带物产富饶，也使得南洋土著缺乏华人那样的节俭、储蓄观念，因为不辛勤劳动也饿不死，但这么一来，就很自然地难以攒下多少剩余资本用以投资。

何况华人的宗族、社群网络，可以合伙做生意，这就让分散的小资本可以聚集起来抓住机会——用潮汕方言说，都是“胶己人”（自家人），生意场上因这层关系而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乃至可以关照让利，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这肯定比单打独斗强。

二哥丰庙，位于泰国 曼谷唐人街 警察局楼顶的华人庙宇，供奉传奇华侨 郑智勇 （二哥丰），被视为财神

与华人不同，泰人对商业、贸易没有兴趣，在职业选择上只偏爱农业、公务员和独立经营。这些职业稳定且体面，而商业、贸易都需要冒风险，还沾染“铜臭味”，社会的商业文化也就发展不起来。

本来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工商业领域的高度分工协作，然而，泰人也不喜欢做工匠，因为在暹罗社会，有技艺的工匠只会被迫为权贵服务终生。相比起来，华人在泰国不受徭役束缚，更不会卖身为奴，可以自由从事职业。

暹罗直到1899年才正式废除徭役制，1905年结束奴隶制，这本来倒是让普通百姓获得了解放，但政府以前不用花钱，靠徭役来修建公共工程，现在给工资也没人愿意干这些活，最终变成靠华工修建。

这就出现了一个讽刺性的后果：暹罗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泰人平民在获得人身自由之后，反倒更加偏爱自给自足的农业或当公务员，把商业、贸易、工矿、工资劳工等行业都拱手让给了华人支配。

必须指出的是华人消费也带动了本地经济：19世纪下半叶，暹罗国家总收入的一半，都来自于四种利润最丰厚的承包税，即鸦片、赌博、彩票、酒的承包税。这四块消费几乎都靠华人，泰人很少参与。

也因此，有人嘲讽说：“泰国一方面依靠着华人的优良品德来发展它的工商业，另一方面政府又依赖着华人的不良道德来发展它的国家收入。”

1890年，英国领事馆的关税调查发现，在暹罗的自由贸易企业在获得条约特权35年之后，仍然竞争不过华人：这一年，华人掌控曼谷62%的贸易，英国人26%，印度人8%，而泰人还不到4%。英国领事馆在1882年就报告称：“暹罗的整个商业都在华人手中，现在很难找到一个暹罗商人或暹罗店主。”

华人对全国经济活动的掌控，自此一直延续至今，但也因为太成功了，终于引起政治上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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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暹罗国王拉玛六世以笔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东方犹太人》，猛烈抨击华人唯利是图，无法同化、缺乏公民道德。自此，“东方犹太人”的称号一直伴随着华人，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泰国的政治精英开始难以容忍本国的经济活动受“异族”支配。

在此之前的1910年发生了一连串事件：亲华的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驾崩，而继任的拉玛六世却是反华的民族主义者；同年发生华人大罢工，引发政治精英的警惕与不满；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取消移民禁令，加上孙中山对海外华人的关心，使暹罗华人普遍希望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政府能保护其利益。

随之而来的，是华人创办了第一批中文报纸、华人学校、建立新型华人社团，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内部团结，反过来又让暹罗上层更为忧虑。

1925年，暹罗对华大米出口额1600万铢，同年侨汇达到1200万铢——这意味着，中国差不多是拿华侨从暹罗汇回来的钱买暹罗大米。在民族主义情绪发酵下，华人的忠诚与否就构成了对国家经济的一种威胁。

1932年，海峡殖民地总督休·克里福德受邀访问曼谷，他说：“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好。……唯一的缺点是准许过多的华人在这里生活，如果暹罗政府不采取任何限制，将来一定会碰到麻烦。”

这句话后来一直被泰国民族主义者用来攻击华人。

銮披汶·颂堪（1897-1964）

其实他父亲就是潮州人，本姓吴

1938年，鼓吹“泰人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銮披汶·颂堪上台，将国名改为“泰国”，任命銮巴立为财政部长，进行激进的经济泰化政策。

华人企业被国有化、取消华人在燕窝等领域的经营特权、禁止非泰人从事食品贩卖，并对食盐、烟草都征收重税，试图从根本上打击华人的经济支柱。不仅如此，所有中文报刊都被无限期封闭，华校也遭关闭。

一时之间，暹罗华人的处境到了三百年来最险恶的境地，经济地位摇摇欲坠，连自己的民族认同都难以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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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华人对泰国经济的掌控仍未被摧毁。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当华人被迫退出一些行业和职位后，留下的空缺难以填补。

即便泰国政府竭力劝说泰人去贩卖大米，但他们却不感兴趣；理发业本来几乎由华人垄断，现在政府开办学校传授泰人理发技艺，但招不到学生。泰国的贵族上层虽然有资本，但他们太在乎“荣誉”，不愿意公开从事工商业或金融、贸易，因为在传统上有辱他们的“身份”。

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泰国政府担心因战时亲日而遭惩罚，主动修好，于是一度放松了对华人的排挤。但暗中的排斥并未停止，1949年2月，《职业保留条例》颁布，宣布禁止外侨从事十类职业，其中包括理发、制盐、金属镶嵌、驾驶出租的公交汽车、三轮车及机动三轮车等业。

1951年8月，又增加六种保留职业，包括驾驶出租汽车、烧炭、制造雨伞、制造袈裟等职业。所谓“外侨”，当然主要就是针对华人。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对泰国华人社会来说是一大转折点，原因有二：一是数百年来第一次，中国移民来源断绝了，华人劳工无法再补充，而通常第二代就融入泰国社会了；二是，新中国政府不再承认双重国籍。一般情况下，向国内汇款的多是到泰国不满十年的华侨，因此，到1978年中国再次开放国门时，侨汇也基本成为往事。

侨批“银信合一”（信中夹寄钱）

当然，早在1949年之前，华人就已普遍融入泰国社会。1934年的泰国议会中，明确家世来源的57位议员中，竟有多达21位具有华人血统。这不仅仅是因为泰国华人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看到改变身份认同的好处，也不止是因为銮披汶1938-1944年间的同化政策，也因为泰国社会对华人的接纳。

历史学家施坚雅在《泰国华人社会》一书中有个发现：“泰人的心理有个有趣的特征，不管他们对‘那些华人’的恶感多么强烈，他们从来不反对任何一个讲话和做事像泰人一样的中泰混血儿。”

泰国也不能承受驱逐华人的经济后果：1955年，泰国政府每年从鸦片专利可获1.17亿铢，华人直接贡献约7500万铢；华人每年缴纳随身证例费总款高达1.22亿铢，仅此一项已超过侨汇总款额。换句话说，华人为泰国经济做出的贡献，远比汇回中国的大得多。

在战后初期，泰国主要出口货物是：大米、橡胶、锡、木材，1951年仅这四种货物就占到泰国出口总额的86.5%，而其中五分之四的生意都归华人所有。

到1950年代末，曼谷企业主和高级经理人的70%都是华人，90%的企业股份和工商业资本都在华人手中。1990年代，泰国销售额前十的企业中，有九家的老板都是华裔。当然也有越来越多泰人进入各行各业，但他们大多是占据华人向上流动之后腾出来的较低岗位。

时至今日，华人在泰国社会的经济掌控力量仍不可动摇，几乎构成了泰国全部富裕精英。根据《福布斯》杂志2010年的报告，泰国排名前40的富豪，80%都有华人血统。像正大集团的谢易初就籍贯潮州，亿万富翁及前总理他信（丘达新）则是梅州客家人出身。

几十年演变下来的结果，泰国政治精英并未能终结华人的经济掌控，却成功地让越来越多的泰国华人自我认同为“泰国人”。我在泰国旅行时，见过一些泰国人家仍然供奉祖先牌位，但他们已经不会认汉字、说汉语了，往往也没有中文姓名。

华人终于被同化成了泰国人，但钱还是攥在他们手里，而那依靠的，正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商业经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