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观察：“狂草四人展”十年了，如何？

热点观察：“狂草四人展”十年了，如何？

□冯华（二马头陀）

2026年，“万殊一相·狂草四人展”迎来第十个年头。这一年，展览阵容发生了变化——原核心成员刘洪彪于2024年辞世后，书家陈加林接棒入阵，与胡抗美、张旭光、王厚祥组成新的四人阵容。

从2016年首展至今，这个以“狂草”为旗帜的展览组合已走过全国多地。十年间，它所引发的关注与争议几乎等量齐观。如今回看，或许正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不必再小心绕开那些尖锐的问题。

一

四位书家的风格差异，构成了展览的基本张力，也埋下了各自的隐患。

胡抗美的草书走的是厚重苍茫一路，用笔沉狠，墨色层次多。问题在于，他对“形式构成”的迷恋已近乎偏执，某些作品几乎将草书变成了墨块与线条的平面设计。诚然，视觉冲击力有了，但中国书法的书写性何在？当一幅作品需要通过涂抹、制作才能完成，它与“写字”之间的关系已经摇摇欲坠。褒之者誉其直追怀素，实在是不知怀素何辜——怀素的《自叙帖》狂则狂矣，却笔笔有迹可循，绝非胡抗美某些作品的满纸狼藉可以比附。那种将胡抗美捧上神坛的言论，本身就是对“狂草”二字的巨大误读。

张旭光的草书以清劲灵动见长，注重线条的连环铺排与意境的梯次营造，这是他的优点。问题在于，他把这种优势经营成了一种惯性。观其近年作品，面貌日趋固化，笔墨之间透出的不是“无意于佳乃佳”的松弛，而是一种精心维护的“到位感”。到位与味道是张的核心书论之一，这种“到位感”，看多了便显出某种甜熟——线条永远在可控的弧度内流转，章法永远在预期的节奏中收放，几乎看不到一次真正的失控，也几乎看不到一次令人意外的破局。
作为“新帖学”的倡导者，张旭光的问题不在于继承了“二王”的传统，而在于他把传统简化成了一种安全的审美配方。帖学最可贵的精神本是晋人的洒脱与真率，而非一套可以复制的形式语言。张旭光的创作恰恰陷入了后者——一招一式皆有来历，合起来却少了打动人心的那口气。他的狂草，形式理性过于充盈，而野逸疏狂则严重不足。对于一个以“狂草”为名的展览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身份上的尴尬。一个不越雷池半步的草书家，我们该称他为“狂草书家”，还是“谨慎的草书家”？

王厚祥的狂草从怀素自叙帖而来，追求气势豪迈，笔势跌宕，同时他也明确表示：“狂草之狂不是狂野，不是狂怪，更不是疯狂。”此言乍听有理，细思之下却暴露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狂草之“狂”被层层设限，剔除了狂野、狂怪与疯狂，剔除感性的艺术语言，那剩下的究竟是什么？不过是一种稳妥的“规矩之草”。王厚祥的问题恰在于此——他的作品中规中矩，却也因此丧失了狂草最可贵的意外感和冒险精神，有规矩无性情，显得缺少味道，甚至味同嚼蜡，如同一杯贴着草书标签的白开水。

新加入的陈加林，风格奔放，笔墨洒脱，有传统功底。但值得追问的是：在四人展已然形成某种“江湖地位”的格局中，一位老资格“新人”的加入，究竟是对艺术多元性的补充，还是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巩固？陈加林的作品在当下看来四平八稳，其辨识度更多来自于造型上的刻意经营，而非精神气质上的独树一帜。他与前四位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风格上的互补，不如说是一种安全的接续——接续的究竟是艺术探索，还是圈内座次，尚有待观察。

二

谈及狂草四人展，刘洪彪是无法绕开的存在，也是争议最集中的标的。

刘洪彪的草书风格多样，形式上确有创新冲动。但他那句“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古人”的论断，至今看来仍令人如鲠在喉。此话之所以刺耳，不在于它表达了自信，而在于它暴露了一种缺乏分寸的无知。当今书家的知识结构、精神气质、书写环境与古人判若云泥，“超越”从何谈起？技术层面或许有些许进步——纸墨更精良，展示空间更开阔，视觉设计更丰富——但这些东西，哪一样属于书法核心本身？

更值得警惕的是，刘洪彪本人的创作并未为他的豪言提供足够的支撑。他的某些作品追求“萧散自由”，实则散漫无骨；标榜“清奇瘦俊”，却常陷于造作。把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等同于艺术的实质进步，这是当代书坛普遍而顽固的迷思，刘洪彪不过是其中最敢说话的一个。在这点上，我们应当承认刘洪彪表达的真诚——因为他就是这么想的。他的问题不在于太狂妄，而在于把狂妄误认作了“狂草”的本义，又把展览效果误认作了艺术价值。

三

不可否认，“万殊一相·狂草四人展”客观上扩大了草书的公众关注度，巨幅作品的展示方式也确实制造了某种视觉奇观。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关注，有多少是冲着书法本身，又有多少是冲着“奇观”而来？有多少是冲着艺术本体来的，又有多少是冲着江湖“身份”来的？

当草书创作越来越依赖于尺幅的巨大和展厅的效果，它离书法最核心的东西——笔法、结体、章法、气息、精神——反而越来越远。部分作品被指为“瞎划拉”，并非外行妄言。

在“狂”的名义下，一些作品暴露的是基本功的薄弱和对传统的浅尝辄止。狂草不是一味求大。狂草之“狂”不是遮羞布，不能用来掩盖技法的贫乏和审美的粗疏。

至于展览以往被质疑为“书协领导展”，这一批评恐怕不只是尖刻，而是点中了某种结构性的症结。当一个展览的核心成员长期稳定在协会高层圈子内部，它的学术纯粹性就天然地打了折扣。观众有理由怀疑：这些人之所以被放在一起反复展出，究竟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当代草书的最高水准，还是因为他们曾经代表了某种话语权力？这个问题，比“超越古人”之类的豪言更值得回应。

四

书法的当代转型，至今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狂草四人展的十年跋涉，在这个命题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只是这些印记，与其说是探索的成果，不如说是困局的呈现。

他们组团尝试的探索精神，这一点值得肯定。但认真并不等于正确，持久也并不等于深入。十年过去，我们看到的是相同的面孔、相似的套路、相类的争议循环上演。变化的是展出场地的城市名，不变的是对形式的过度迷恋、对传统的隔靴搔痒、对批评的免疫与回避。

也许，对于这类展览，我们需要的再不是简单的赞美或否定，而是一种更具耐心的审视：看它从传统中汲取了什么，又试图走向哪里；看它在何种意义上推动了书法的当代演进，又在哪些地方露出了力不从心的破绽。

十年不算短。

狂草四人的答卷，已铺陈在大众眼前。评分者，不光是时间，还有现在和未来每一个不愿被“奇观”收买眼睛的观看者。

（说明：本文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