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上抹去：黎巴嫩消失村庄的悲惨历史

作者：达娜·胡拉尼

编辑：克洛伊·贝诺瓦、安妮娅·西泽德洛、塔拉·哈桑

摄影：丽塔·卡巴兰、拉尼娅·萨阿达拉

译者：米利杰 公众号编者：Mey

文章来 源： 公共来源（The Public Source）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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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基于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据我们与受访者进行了数月访谈后所获得的个人及集体回忆。虽然叙述和个人故事是基于受访者的记忆撰写的，但所有历史背景、情境及补充信息均经过研究和核实，以确保准确性。

地图动画由曼苏尔·阿齐兹（Mansour Aziz）和拉亚尔·哈提卜（Layal Khatib）制作。编辑支持由曼苏尔·阿齐兹提供。特别鸣谢“知识工坊”（The Knowledge Workshop）——一个致力于（再）探索和收集女性故事的女性主义工作室——在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方面给予的指导；感谢《饥荒世界：黎巴嫩在一战苦难边缘的生活》（Famine Worlds: Life at the Edge of Suffering in Lebanon’s Great War）一书的作者泰勒·布兰德（Tylor Brand）为地图注释提供的历史参考；以及感谢理查德·萨拉梅（Richard Salame）和莱拉·亚明（Layla Yammine）进行的事实核查。

恐惧早已笼罩了他们的心头。过去一个月来，自从附近村庄发生大屠杀的消息开始传开后，塔尔比卡（Tarbikha）的居民便一直睡在田野里。法蒂玛·胡拉尼的丈夫迪布和其他男人们轮流在夜间守卫村庄。然而，他们完全没有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法蒂玛当时正在屋外，目睹武装分子从山坡上疾驰而下，直奔她的村庄。他们乘坐坦克而来，手持步枪，身穿英国军装，头戴圆顶钢盔。他们的肤色从苍白如纸到黝黑如炭都有。她不知道他们是谁——只知道他们令人不寒而栗。她僵立原地，直到嫂子猛地将她拉回现实。

“大家都在逃跑，”嫂子厉声喝道，“你还想站在那儿看热闹吗？”

94岁的法蒂玛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场混乱：人们四散奔逃，公婆慌乱地收拾家当，婆婆把房产证塞进她的包里，公公则递给她一摞盘子让她顶在头上。当时她已怀有九个月的身孕，在沉重的负担下步履维艰。幸运的是，在民兵抵达他们家之前，全家都成功逃了出来。她说，等他们到达村中心时，村民们早已四散逃离。

“有些人带走了家门钥匙；我们甚至懒得锁门，”她告诉《公共来源》，“就连鸡群也因恐惧而四处奔逃。”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墙壁时眼中闪过一丝痛楚。“你为什么要让我翻出这些痛苦的回忆？”她声音颤抖地问道。

法蒂玛当时看到的士兵是恐怖主义民兵组织 “ 哈加纳 ” 的成员，该组织名称源自希伯来语中 “ 防御 ” 一词。哈加纳是实施 “ 浩劫 ” （ Nakba ）（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的主要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之一。 1948 年 5 月后，它成为新生的以色列国家正规军的核心力量。这支从民兵转型而来的军队于当年年底进入塔尔比卡，迫使居民徒步逃离，使村庄变得荒凉破败。

94岁的法蒂玛·胡拉尼因背部受伤而卧床不起。她的床头总是放着一串念珠、钱包和手机。她独自住在苏尔市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女儿偶尔会来看望她。尽管当天病重，法蒂玛仍详细讲述了她在塔尔比卡的悲惨经历，以及1948年该村庄如何被哈加纳恐怖民兵组织摧毁。黎巴嫩苏尔市，2024年4月16日。（拉尼娅·萨阿达拉/《公共来源》）

法蒂玛和她的家人花了将近一整天的时间，才抵达最近的安全避难所：一片名为哈莱特·瓦尔德（Khalet Wardeh）的简朴绿地。不久后，她丈夫的一位朋友邀请他们暂住附近的黎巴嫩村庄艾塔·沙阿布。从那里，他们的旅程带他们穿过了黎巴嫩南部的各个村庄：艾塔、亚泰尔、哈达萨、马拉凯，最终到达赛达以南阿德隆附近的阿布·阿斯瓦德。

胡拉尼一家（编者注：与本文作者无亲属关系）从塔尔比卡自家土地上的农夫，变成了在别人农场里务工的劳工。雇主对胡拉尼一家待遇很好，允许他们在自家土地上搭起帐篷居住。但一边抚养10个孩子，一边从零开始重建生活，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 我常看到父亲坐在树下，眼中含泪，追忆在塔尔比卡的往昔岁月，以及我们失去的一切， ” 法蒂玛的儿子马哈茂德 · 胡拉尼告诉《公共来源》杂志。

《七村的案例》一书的作者马哈茂德·胡拉尼在其位于阿德隆的家中。胡拉尼依然心怀希望，梦想着能回到祖辈居住的塔尔比卡村。2024年3月16日。（丽塔·卡巴兰/《公共来源》）

尔比卡的命运与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如出一辙：犹太复国主义民兵驱逐了原住民，为建立一个建立在系统性殖民暴行和土地掠夺之上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种族国家让路——这种暴力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但塔尔比卡及其周边六个村庄——阿比尔卡姆（Abil al-Qamh）、胡宁（Hunin）、纳比尤沙（Nabi Yusha）、卡达斯（Qadas）、萨尔哈（Salha）、马利基亚（al-Malikiyya）——在持续至今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大规模流离失所的历史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篇章。位于巴勒斯坦北部与黎巴嫩南部之间这片模糊地带的黎巴嫩“消失的七村”的故事，凸显了地图上划定的边界所蕴含的任意性。其起源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英法殖民委任统治当局无视当地居民的利益，划定了黎巴嫩与巴勒斯坦的边界。

在英法划界之前，这些村庄是如今黎巴嫩南部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北部地区众多小型社区和农场构成的生活图景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初，当新边界将它们划入英国管辖区后，这些村庄的居民虽继续过着与从前相似的生活，但此时已生活在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区之下。然而，在“浩劫”期间，哈加纳等犹太复国主义民兵组织开始对该地区包括这七个村庄在内的多个村落实施种族清洗。这七个村庄的原住民被迫前往最近的安全避难所，他们逃往了当时已属黎巴嫩境内的亲戚、朋友和昔日邻居那里。

面对无法返乡的残酷现实，他们开始重建支离破碎的生活。尽管资源匮乏、流离失所的痛苦缠身，且为获得黎巴嫩国籍进行了漫长的抗争（这一权利多年来一直被黎巴嫩政府所剥夺），他们依然坚持了下来。如今，以色列定居点占据了原来的七个村庄曾经所在的土地，而这些村庄的阿拉伯语名称被替换为希伯来语名称，这正是占领当局长期试图篡改和抹杀历史的明证。阿比尔卡姆、胡宁、纳比尤沙、卡达斯、萨尔哈、马利基亚和塔尔比卡这七座阿拉伯村庄，分别被改名为尤瓦尔（Yuval）、马尔加利奥特（Margaliot）、拉莫特纳夫塔利（Ramot Naftali）、伊夫塔（Yiftah）、伊尔翁（Yir'on）、阿维维姆（Avivim）、马尔基亚（Malkia）和肖梅拉（Shomera）。

占领塔尔比卡的定居者翻修了他们抢占的部分房屋；而在卡达斯等地，他们则彻底摧毁了民居。他们将历史遗址改造成旅游景点，并将胡拉尼家族的农场等地方改造成农业平原。占领军还在部分土地上修建了军事基地，例如在马利基亚，那里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的绝佳视野 —— 这一切都是为了进一步侵占该地区而持续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

殖民时期的贪婪历史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1516年至1918年），巴勒斯坦与黎巴嫩之间并无明确的边界划分。包括本文提及的七个村庄在内的黎巴嫩南部村庄均属于一个名为“阿梅尔山”（Jabal Amel）的更广阔的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后，法国和英国作为委任统治国接管了地中海东部地区。1916年，英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与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为各自国家在中东的帝国利益起草了一份秘密协议，即后来广为人知的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该协定为塑造现代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国界的边界划分奠定了基础。一年后的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这一宣言鼓舞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促使他们向英国当局争取更多土地，包括英国吞并的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

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赛克斯-皮科协定》最初划定的边界，因为该协定将黎巴嫩的南部边界定在海法以北24公里处，并延伸至太巴列湖。1919年，四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致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主张巴勒斯坦的北部边界应从赛达延伸至卡拉翁（Qaraoun）。这些组织希望完全控制位于《赛克斯-皮科协议》划界线以北约29公里处的利塔尼河。
尽管法国坚持将利塔尼河保留在黎巴嫩境内，但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仍敦促英国对法国施加更大压力。

1920年9月1日，法国黎凡特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宣布在“自然边界”内建立大黎巴嫩（Greater Lebanon），其中包括阿梅尔山地区的村庄。[]南部边界的最终划定被推迟至法国与英国日后达成的国际协议，该协议的首个版本于同年12月出炉。

1920年12月，英法两国的保莱特-纽科姆委员会（Paulet-Newcombe Commission）启动谈判，旨在最终确定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与法国托管黎巴嫩之间的边界。谈判结束时，巴勒斯坦的北部边界被划定为从拉斯纳库拉（Ras al-Naqoura）延伸至梅图拉（Metulla）。黎巴嫩失去了30至40个村庄；由于其中许多由开阔的农田、田地和零星的房屋群组成，具体数量的估计存在差异。据军事学院高级军官阿明·霍泰特（Amine Hotait）所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通常被称为“消失的七村”的七个村落。2000年，他作为黎巴嫩边界划界委员会主席，负责核实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情况（编者注：阿明·霍泰特（1949-2024）于今年早些时候接受我们采访后数月离世）。

1923 年，法国与英国签署了《 保莱特 - 纽科姆 协定》（ Paulet-Newcombe Agreement ），并于 1926 年完成了相关法律程序。然而，早在 保莱特 - 纽科姆 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前，法国便于 1921 年在黎巴嫩进行了人口普查，并已授予被吞并村庄的居民黎巴嫩国籍。但仅仅五年后，这些村庄的居民便失去了黎巴嫩国籍 —— 这一行政程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他们并未迁移，而是边界在他们脚下变了——最终将他们从他们称之为家园的土地上剥离。如今生活在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他们，被重新归类为巴勒斯坦公民。

萨尔哈的悲剧

1948年春天，代尔亚辛大屠杀的消息开始传播。4月9日，犹太武装分子冲进这个村庄，屠杀了至少107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许多儿童。恐惧在历史悠久的的巴勒斯坦地区蔓延，人们担心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在萨尔哈村，托尔法一家迅速收拾行装，逃往步行不到一小时路程的最近村庄宾特杰贝勒。几个月后，抵达黎巴嫩南部的幸存者向哈桑·托尔法讲述了萨尔哈村发生的事情。他随后将这些故事传给了自己的子女。75多年后，哈桑的儿子塔拉尔·托尔法回忆起这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某夜，来自“谢瓦”（第七）旅的士兵——这支以色列占领军部队成立于1948年阿以战争期间——乘坐装甲车抵达萨尔哈村。他们要求村长（mokhtar）纳伊姆·伊斯梅尔·萨拉米交出所有枪支，以换取新的身份证。萨拉米表示，这么晚了无法找到所有村民，请求占领军士兵等到第二天早上。“到那时，我们已经占领了整个加利利，”塔拉尔回忆起其中一名士兵的回答。

民兵们逼迫萨拉米立即召集村民，声称将给他们发放新的身份证。萨拉米指示村里的报信人爬上清真寺的宣礼塔，要求村民们聚集在清真寺外的广场上。目击者事后回忆说，当村民们聚集时，看到两名以色列士兵坐在一间房子的外面，悠闲地喝着咖啡。当大约105名村民终于聚集在萨拉哈清真寺外时，他们发现自己被10辆架有重机枪的装甲车包围。一名指挥官用阿拉伯语向人群发出最后通牒，威胁称若不交出武器便开枪射击。在他与士兵用希伯来语简短交谈后，这个军官发出信号，士兵们随即向村民们倾泻了一阵密集的弹雨。

“有些人侥幸逃脱，他们先是匍匐在地躲藏起来，待民兵离开后才设法跑开，”塔拉尔向《公共来源》透露。遇难者包括妇女、男子、儿童和老人。据说，三公里外的亚伦村居民听到了从萨尔哈传来的阵阵惨叫。他们急忙将伤员送往附近村庄的医院。萨尔哈大屠杀标志着以色列首次对黎巴嫩公民实施屠杀。

塔拉尔·托尔法手中拿着他自己和姑妈（父亲的妹妹）的黎巴嫩身份证，以及他家人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登记卡——在获得黎巴嫩身份证之前，他们需要这些证件。托尔法回忆起父亲曾用望远镜观看他在被占领的萨尔哈村的学校的情景。2024年3月16日。（丽塔·卡巴兰/《公共来源》）

故土上的“外邦人”

来到黎巴嫩后，这七个村庄的居民突然发现自己被归类为巴勒斯坦难民。马哈茂德·胡拉尼回忆起父亲迪布曾提到，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黎巴嫩国籍，“前提是他们持有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颁发的黎巴嫩身份证，并缴纳100黎巴嫩镑。”

“我以前常拿我爸开涮，说他错失了获得公民身份的机会，因为他有那张证件却没那笔钱！”马哈茂德笑着说道。

没有公民身份，他们面临诸多限制。时至今日，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巴嫩的权利依然有限，被禁止从事包括法律、工程、医学和军事在内的39个行业，也无法拥有房产。数十年来，他们被迫依赖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提供的医疗和教育等服务。该机构是联合国专门为在“浩劫”（Nakba）期间沦为无国籍者的数十万难民提供援助而设立的。胡拉尼还回忆起1969年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严格宵禁，当时他仅仅是出门上学就必须申请许可证。

马哈茂德与这七个村庄的其他居民一样，试图重新获得黎巴嫩国籍——这本是殖民势力曾授予他们的，却又因殖民势力的反复无常及其不断变动的版图而被随意剥夺。“我花了很多钱雇佣律师试图恢复国籍，”他说，“但总是无疾而终。” 1994年，时任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签署了第5247号入籍法令，该法令特别允许这七个村庄的居民（以及其他群体）获得公民身份。然而，该法令排除了数百人，有时甚至来自同一个家庭，导致许多人至今仍处于无国籍状态。马哈茂德及其家人是该法令涵盖的对象之一。“但该法令将我们视为刚刚获得黎巴嫩国籍的外国人，”他说，“而非重新获得与生俱来权利的原住民。”

就在马哈茂德家不远处，另一个非凡的故事正在上演。哈桑·托尔法于2023年以94岁高龄去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深爱着自己那个如今已被毁灭的家乡萨尔哈。他的子女们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从未放弃过重返故乡的希望。

与胡拉尼家族一样，托尔法一家也在1948年被驱逐后定居于阿德隆（Adloun）。托尔法家无力购买房屋，于是家中的男人们用泥土建了一间房。哈桑的母亲做裁缝谋生；他的父亲早在数年前便已去世。作为长子，12岁的哈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年幼的哈桑听说农业发达的阿德隆有工作机会，于是他开始种地、除草、修剪和收割作物。他会采摘果蔬，然后搬运沉重的农产品箱子进行运输和包装。“我父亲很出众，地主们都很喜欢他，”塔拉尔自豪地说。“于是他们开始按成年人的工资标准付给他报酬，而不是按儿童的标准。”塔拉尔讲述起他的父亲成年后曾与政治家、议员阿德尔·奥塞兰结为好友。奥塞兰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粮食商人家庭，是当时政坛的显赫人物，曾在1950年代担任议会的议长。1982年，奥塞兰承诺将帮助哈桑及其家人恢复公民身份。托尔法一家在萨尔哈曾持有黎巴嫩身份证，但流离失所后，国家拒绝给予他们的子女同等身份。

奥塞兰向时任总统埃利亚斯·萨尔基斯请愿，要求为托尔法一家颁布一项特殊的入籍法令。但萨尔基斯犹豫了：当时国家正深陷一场残酷的内战。受以色列支持的右翼基督教民兵组织正与巴勒斯坦派系交战，并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发动暴力袭击。萨尔基斯建议奥塞兰向黎巴嫩力量民兵组织的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进行协商，该组织是右翼基督教长枪党（Kata’eb /Phalange）的准军事分支。据传，奥塞兰与杰马耶勒关系良好。于是，在杰马耶勒的同意下，萨尔基斯总统签署了授予托尔法家族黎巴嫩公民身份的法令。同年9月，杰马耶勒遭暗杀。随后，黎巴嫩力量民兵组织与以色列军队勾结，对巴勒斯坦难民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即后人所称的“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

萨尔哈的记忆

萨尔哈大屠杀在哈桑·托尔法心中留下了深刻而难以愈合的创伤。“他永远都无法释怀那种不公与冤屈，”塔拉尔说，“只要以色列存在一天，我父亲就从未有过一天安宁。”为了让家人摆脱贫困，哈桑将兄弟姐妹的教育放在首位，并开始攒钱。到1976年，他已攒下5千黎巴嫩镑（当时约合1,741美元）买下一间小房子，并积攒了7万黎巴嫩镑（当时约合24,376美元）购置了15德南（1.5万平方米）的土地。

哈桑因长子阿贝德·卡里姆（Abed al-Karim）而被称为“阿布·阿贝德”（Abu el-Abed），此后他的生活日渐富足。他成家立业，育有14个子女，并成为阿德隆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地主。时至今日，他的儿子们仍通过在阿德隆和萨拉凡德（Sarafand）的种植园延续着他的事业。哈桑常去马龙拉斯村，在那里他可以眺望边境对面的萨尔哈。他常向儿孙们讲述那些地方的位置，以及昔日一切的模样——如今那里已被以色列的伊尔翁和阿维维姆定居点所取代。

“他会用望远镜指着自己曾经就读的学校，那所学校至今仍清晰可见，”塔拉尔回忆道。他的父亲一直珍藏着祖父的身份证，上面显示萨尔哈隶属于黎巴嫩南部的苏尔区，此外还有证明家族土地所有权的文件。他脑海中还清晰地保留着那些广阔山丘的记忆——那里曾是家族放置蜂箱的地方；还有父亲在萨尔哈作为商人生意兴隆时经营的店铺；以及在郁郁葱葱的烟草田和丰收的庄稼之间，在橄榄树和无花果树荫下的悠闲生活。

阿布 · 阿贝德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因肺癌去世。尽管他的子孙后代散居世界各地，但他对萨尔哈的记忆与热爱却通过他们得以延续。

阿德隆的香蕉园为胡拉尼和托尔法等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这两个家庭分别于1948年被驱逐出他们所在的塔尔比卡村和萨尔哈村。2024年3月16日。（丽塔·卡巴兰/《公共来源》）

由解放重燃的希望

胡拉尼家族和托尔法家族的命运，反映了来自这七个村庄的大多数居民的共同经历——他们曾逃往邻近的城镇和村庄寻求庇护，并在此重建了生活。许多人定居在黎巴嫩南部的各个村庄，但他们的后代却在从1982年开始的、长达18年的残酷以色列占领期间饱受煎熬。占领期间，黎巴嫩南部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对生存的持续恐惧和频繁的暴力袭击，即便是像熙熙攘攘的市场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也不例外。

作为以色列代理人的极右翼基督教民兵组织“南黎巴嫩军”（SLA）运营着臭名昭著的基亚姆监狱，该监狱因使用酷刑而闻名。囚犯被剥光衣服，先后浇淋冷水和热水，并遭受电击。在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合作期间，南黎巴嫩军拘留了约5000人，其中包括500名妇女。

2000年5月25日，在真主党以及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抵抗派系、黎巴嫩左翼和世俗武装团体近二十年的激烈抵抗下，以色列占领军最终被迫从黎巴嫩南部撤离。同年，联合国划定了全长120公里的“蓝线”，该线至今并非正式边界，而是一条“撤军线”。

在这七个村庄中，塔尔比卡和胡宁有超过2000德南（约2平方公里）的土地回归黎巴嫩主权，而其余面积更大的部分仍处于以色列占领之下。被解放的区域仅包括原村庄外围的小片开阔平原。最大的农田，以及如今已成石砌废墟的村庄街道、民居和商铺，仍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

胡宁作为七个村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拥有可追溯至12世纪末的悠久历史。旅行者曾将其描述为风景如画的村庄，依偎在十字军城堡的废墟旁——这正是其古老遗产和考古价值的明证。坐落于低矮山丘之上的胡宁，曾坐拥郁郁葱葱的绿意，其肥沃的下谷地孕育着生机勃勃的谷物、蔬菜和水果作物。

这些胡宁的这些景象萦绕在吉哈德 · 查鲁尔心中。尽管他从未踏足过祖辈的村庄，但2000年南部的解放成为他试图夺回故乡的契机。

吉哈德·查鲁尔与儿子在达希耶的家中。查鲁尔从亲戚手中购得位于胡宁解放区的土地，并与其他胡宁居民共同建造了一处礼拜场所。随后，他建造了自己的住宅，但该住宅于2024年1月被以色列军队摧毁。自那以后，查鲁尔便无法返回他在胡宁的家中。2024年3月28日。（丽塔·卡巴兰/《公共来源》）

查鲁尔家族世代从事贸易和农业。代代相传的故事将胡宁描绘成连接黎巴嫩与巴勒斯坦的繁华贸易枢纽。然而，1948年5月初，有传言称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已抵达胡拉河谷。胡宁的居民们深知，他们的村庄将是下一个目标。“我的家人离开时以为很快就能回来，”吉哈德告诉《公共来源》杂志。

起初，一家人定居在村庄外围一片种满橄榄树和无花果树的小田地里。因丢失了钥匙和官方证件而滞留此地，他们坚信这次流离失所只是暂时的。本以为只是短暂的中断，却拖延了数日乃至数周。他们搭起帐篷，盼着暴力袭击能平息，但不到一个月，他们便意识到必须寻找一个更持久的避难所。

他们曾在赫尔贝特塞莱姆（Kherbet Selem）和代尔扎赫拉尼（Deir al-Zahrani）等南部村庄寻求庇护。吉哈德的母系亲属最终定居于塔尔扎塔尔（Tal al-Zaatar），而父系亲属则在戈贝里找到了避难所，这两个地方都位于贝鲁特郊外。尽管查鲁尔家族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并未持有黎巴嫩身份证，但根据1994年的法令，他们获得了黎巴嫩国籍。

即使在孩提时代，吉哈德就已深谙家乡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明白家族因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暴行而遭受的不公。1984年，年仅五岁的他随家人前往南部边境，一睹故乡村落的风貌。吉哈德至今仍清晰记得，当他的足球滚过边境线时，内心涌现出的沮丧与愤怒。

“ 我当时哭了起来，心想这颗球现在落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手里了。”他 说 。

梦想成真

随着岁月流逝，吉哈德心中的怨恨与日俱增。2000年南部的解放让他不禁思考：如果……如果能让胡宁重获新生并重新夺回，哪怕只是在解放区的一小块土地上，那该多好啊？

在以色列战败后的那些年里，受经济拮据和打理家族运营的废品回收场业务的责任所限，吉哈德和家人只是零星地造访过这些解放区。但到了2016年，吉哈德偶然在脸书上看到有人发布了前往胡宁解放区的游记，并分享了他们在开阔的荒地上静坐的照片，从那里可以直视马加利奥特定居点。

这成了一个转折点。吉哈德立即加入了他们，开创了在该地区聚会的传统，每次都会带上几把椅子，坐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如果这片土地最终闲置不用，那将是一种浪费，”他暗自思忖。

吉哈德开始带着家人，随后又邀请朋友和邻居前往该地。大家齐心协力，在祖传村庄边缘的这片解放土地上搭起了一顶帐篷。尽管这片土地属于吉哈德的母系和父系家族，而非他本人直接所有，但这顶帐篷却成为了村庄的新中心——胡宁人每周聚会的场所。

“我从小就没有故乡，一直好奇拥有故乡会是怎样的感觉，”吉哈德说道，“父母对村庄的絮絮叨叨更让我对此充满向往。”

吉哈德从亲戚手中买下了一部分土地。在其他胡宁居民的资金和实际帮助下，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一处祈祷场所，配有自来水和厕所以接待访客。起初该区域仅停放 20 辆车，很快便增至 300 辆。短暂的探访逐渐演变为整日的聚会，人们在此讲述故事、欢声笑语、共进午餐、吟唱阿塔巴民歌、跳达布克舞，并举行阿舒拉节聚会。无论是在寒冬时节，还是在炎炎夏日，胡宁人终于找到了一个相聚之地，得以与自己的根重新建立联系。

位于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的吉哈德家中保存的萨尔曼·卡梅尔·查鲁尔所拥有的胡宁村的房产的声明。2024年3月28日。（丽塔·卡巴兰/《公共来源》）

到2019年，吉哈德攒够了钱盖了一栋房子——他认为这是自1948年以来，在“蓝线”黎巴嫩一侧的胡宁土地上建起的首栋住宅。“我一直想实现母亲的愿望，在她那块地里种上作物，”他说。

吉哈德的家是一栋三层楼房，配有红陶的屋顶瓦片、游泳池、装饰性水井、传统泥炉和花园。它距离马尔加利奥特的定居者住宅仅几公里之遥。他提到，那些住宅采用欧洲建筑风格，由白色石材建造，周围环绕着紫色野花田和广阔的绿地。吉哈德的家坐落在山顶，俯瞰着那些侵占了他祖传土地的占领者。

沿着“蓝线”蜿蜒而下的道路，距离吉哈德的家仅几米之遥——实际上步行即可轻松抵达。几公里外矗立着以色列的阿巴德军事基地，高耸在将南黎巴嫩与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分隔开来的三米高水泥墙后方。

“ 我父母欣喜若狂；他们以前每个周末都会来陪我， ” 吉哈德谈起在新家的最初岁月时说道。 “ 我母亲会采摘果蔬， ” 他在补充这一点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情， “ 因为她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

不可避免的回归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给这片被围困的土地上的民众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官方报告称死亡人数近4.3万，但一些估计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接近9.2万。这场战争已蔓延至黎巴嫩，迄今已造成超过3500人丧生。

自战争爆发以来，吉哈德和他的家人一直无法前往胡宁。2024年1月29日，他接到黎巴嫩军方打来的电话，告知他的房子遭受了部分损毁。“我告诉他们别给我撒谎，直接说房子被彻底摧毁就可以了，”他告诉《公共来源》杂志。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变得空洞，努力试图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受。“胡宁再也没有大型聚会了。梦想再也无法实现了。”如今，他暂居贝鲁特，在那里追忆往昔——仿佛历史正在重演：现实再次被以色列夺走。“我的祖先当时也是这种感觉吗？”他自言自语道，声音里带着心碎与难以置信。

但吉哈德还不愿承认失败。“一有机会，我就会立刻开始重建房子，”他发誓道。“我们就在那里，俯瞰着以色列定居点，这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我们会确保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以色列的占领继续给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破坏。其公开宣称的目标之一，就是将黎巴嫩南部的边境村庄变成一片荒芜的缓冲区，使其居民无法居住。

尽管以色列将这七个村庄夷为平地，但一些历史遗迹依然存在，被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改造成了旅游景点。在卡达斯，一座罗马神庙的残骸静静地伫立着，成为古代的无声见证。在附近的纳比尤沙村，先知尤沙的圣殿映照着村庄的宗教历史。胡宁村的十字军堡垒巍然耸立，见证着其丰富的政治过往。

尽管村庄已从物理上消失，记忆却依然长存。像托尔法、胡拉尼和查鲁尔这样的家族并未放弃对土地的主张，并持续让历史鲜活地延续。

在萨尔哈，那所窗户已被凿空的狭长校舍依然伫立着，成为村庄最后一道令人心酸的残影。塔尔比卡清真寺的圆顶在杂草丛生的灌木丛中若隐若现。在马利基耶，散落的石块隐约勾勒出那里曾经的生活景象，而阿比尔卡姆的遗迹则几乎荡然无存。

关于塔尔比卡的记忆——迪布·胡拉尼曾将卷烟纸系在蜜蜂翅膀上以寻找野生蜂巢；关于萨尔哈的记忆——阿布·阿贝德在初学英语时表现优异——这些记忆在原住民离世后依然长久地流传着。

94岁的法蒂玛回忆起自己身着婚纱、手持遮阳伞，骑马从家乡克奈塞前往塔尔比卡参加婚礼的情景。村民们在村里的广场迎接她，随着女歌手的悠扬歌声跳起达布克舞，那旋律让人联想到民俗歌曲《达卢纳》（Dal'ouna）。

塔尔比卡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以及当地的烹饪方法都与法蒂玛原籍的克奈塞（位于现今黎巴嫩南部）极为相似。“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生活，”她说道。“塔尔比卡人制作萨吉饼（Saj）的手艺堪称一绝。”她的儿子马哈茂德撰写了《七村的案例》（The Case of the Seven Villages）一书，并组织了旨在支持黎巴嫩塔尔比卡的民众的多项活动。

马哈茂德 · 胡拉尼从帐篷里的简陋生活起步，如今已拥有一座大房子。然而，他最大的梦想依然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 “ 希望与日俱增，尤其是在持续的战争中， ” 他说， “ 正义必须归还给它的真正主人。 ”

抗拒抹杀：胡拉尼家族的永恒记忆

本组摄影报道是《被地图抹去：黎巴嫩消失村庄的悲惨历史》的配套作品。

在“大灾难”（1947-1949年）期间，犹太复国主义民兵清空了400多个巴勒斯坦城市、城镇和村庄。其中35个位于加利利地区，包括7个历史上属于大黎巴嫩、但于1923年被置于巴勒斯坦管辖之下的村庄。这些村庄的原居民及其后代始终紧握着家族的故事——从愉快的童年回忆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叙述——正如他们紧握着归乡的希望一样。来自被夺走的阿拉伯村庄塔尔比卡的胡拉尼家族便是其中之一。

其余六个村庄分别是阿比尔卡姆、胡宁、纳比尤沙、卡达斯、萨尔哈和马利基亚。

一张地图，标注了在“浩劫”期间遭到犹太复国主义恐怖民兵实施种族清洗的七个阿拉伯村庄。2024年3月16日。（丽塔·卡巴兰/《公共来源》）

马哈茂德·胡拉尼的著作《七村的案例》，位于印有阿克萨清真寺图案的凯菲耶头巾左侧，头巾上写着：“巴勒斯坦——我们来了。”

《七村的案例》一书的作者马哈茂德·胡拉尼正在查阅他多年来保存的众多文件。这些文件记载了关于七个被占村庄的信息和证据。马哈茂德正在查看户籍记录（上）以及他向黎巴嫩山上诉法院提交的黎巴嫩公民身份法律申诉书（下）。在阿德隆的家中，胡拉尼依然怀抱希望，梦想着能回到祖辈居住的塔尔比卡村。2024年3月16日。（丽塔·卡巴兰/《公共来源》）

一份1947年塔尔比卡房产的产权文件。2024年3月16日。（丽塔·卡巴兰/《公共来源》）

马哈茂德的母亲法蒂玛·胡拉尼现年94岁，她亲眼目睹了1948年哈加纳恐怖民兵入侵并摧毁塔尔比卡村的那一天。黎巴嫩苏尔市，2024年4月16日。（拉尼亚·萨阿达拉/《公共来源》）

马哈茂德·胡拉尼和他的妻子萨尔瓦多年来一直受宵禁限制，就连上学这样基本的活动，离开家门也必须获得许可。尽管他们聘请了律师协助办理黎巴嫩身份证，但直到1994年，时任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签署了一项入籍法令，使他们终于能够获得身份证，此前所有努力均无疾而终。2024年3月16日。（丽塔·卡巴兰/《公共来源》）

尽管村庄已不复存在，胡拉尼一家的记忆依然存续，他们依然坚守着对这片土地的主张。2024年3月16日。（丽塔·卡巴兰/《公共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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