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他们：隋朝百姓的生与死

她叫李静训。

她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一部史书上，像那个时代的万千生灵，被尘土掩埋，被岁月遗忘。

直到1957年的那场考古发掘，让她从幽深的地下世界，重回人间。揭开那镌刻着“开者即死”铭文的石棺盖板，人们看到了她，一个卧在珠玉锦绣中的九岁小女孩，她的头饰，她的衣着，她的东西，那些伴随着她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陪葬品，却蕴含着一个短促又辉煌的王朝的符码——隋朝，一个终结了南北朝分裂的一统王朝，一个史书中繁盛富庶的王朝，却在仅仅38年后，便走到了它的尽头。它终结了分裂，却在乱世中崩溃，它未能延续自己的辉煌，却开启了大唐的光辉篇章。

隋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段，但这个过渡段本身也写得足够精彩，在后世的故事传说中，隋朝是个英雄辈出的传奇时代，雄猜而自负的隋炀帝以他的暴戾和狂想创造出了一个精彩的乱世，他竟能聚集起如此多的英雄豪杰来反抗他的统治，每一个英雄豪杰都各具特性，令人难忘。他们的名字也因那个时代而流传百世。

他叫刀马。

他出生在现代，但却与她一样，都是隋朝人。他不曾存在于那个真实的隋朝，却于《镖人》漫画中在隋朝的乱世里驰骋纵横——现实投射于历史，过去也因此重生于现代。考古与漫画，真实与创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重逢，共同造就出她和他的时代。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15日专题《她和他的时代》的B08版。

本专题已推送文章：

撰文｜谌旭彬

以隋末风云为时代背景的武侠题材漫画《镖人》近年来颇具影响力，漫画之外已实现动画化和真人电影改编，且动画播放量与电影票房均表现不俗。受其影响，许多读者与观众开始重新思考一个老问题：隋朝为什么会速亡？

讨论隋朝速亡，隋炀帝时代的御史大夫裴蕴是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

在《镖人》漫画里，裴蕴于第100话出场，对应情节是“大业三年，隋廷多所改革”，即隋炀帝杨广变更朝廷高层人事，旧权臣落幕、新权臣崛起。御史大夫裴蕴、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与内史侍郎虞世基五人共同参掌朝政，成为大业时代官场最炙手可热的存在，时人称之为“五贵”。“五贵”之说见于《隋书·苏威传》，漫画中这段演绎大体符合史实。

尚且存在的缓冲区

之所以说裴蕴与隋朝速亡关系密切，是因为他在大业五年（609）给隋炀帝出了叫作“貌阅”的兴隋之策。《隋书·裴蕴传》如此记载此事：

“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

所谓“貌阅”，顾名思义就是核查百姓相貌，以文字形式对百姓相貌实施描述并登记在册。貌阅的目的是征税。中国古代政权摊派给百姓的税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叫田亩税或者资产税，摊派依据是百姓名下拥有多少亩耕地、多少座店铺。西汉“文景之治”时期的三十税一，指的就是田亩税。另一类叫人头税，摊派依据是百姓家中人口，包括男丁几人，女丁几人，儿童几人，老者几人等。口钱、算钱、丁税、户役等名目，都属于人头税。宋代以前，人头税是中国古代政权广义财政收入（包括钱粮征收与劳役征发）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汉代时，人头税能占到政府广义财政收入的九成以上；隋唐时代有所下降，占比也仍高达七成以上。裴蕴建策隋炀帝核查百姓相貌，便是为了挖出避税人群，扩张隋帝国财政收入中最重要的人头税税基。

按《隋书·裴蕴传》的说法，大隋百姓之所以要买通官吏在年龄上弄虚作假，明明已经成年却登记为未成年人，明明没到免赋役年龄却登记为老人，是因为隋文帝杨坚统治时期管控松弛，给了百姓递送贿赂逃避赋役的机会。这说法乍听之下似乎没问题，毕竟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杨坚是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他曾于开皇三年（583）变更赋役制度，将徭役从每年一个月减为二十天，将户税从每年一匹布（四丈）减为两丈，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遗憾的是，杨坚爱民如子只是刻意营造的假象。开皇三年的赋役制度变革也未真正减轻百姓负担。这次赋役制度变革的目的，本就不是减轻百姓负担，而是为了扩张朝廷税基。对此，《通典》有很直白的叙述：

“定其（赋役）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

改革重点动了人头税（徭役和户税），是因为人头税乃是百姓最沉重的负担。朝廷降低人头税负担，那些原本躲藏在豪族名下的百姓就会重新算账，看到底是给豪族做浮客划算，还是给朝廷做编户齐民划算。只要朝廷的税负低于豪族的索取，百姓就会离开豪族回归朝廷的户籍簿册，人头税税基也会变得更大。

“谛听”（图中人物）领悟大道在于天下众生之中的道理。　图片来自《镖人》

然而，仅仅过去两年，到了隋文帝开皇五年（以《资治通鉴》提供的时间脉络为准），那些离开豪族投入朝廷怀抱的百姓便集体生出了悔意。该年，隋文帝出台了两项新政策，一项叫“大索”，另一项叫“析籍”。“大索”的意思是搜挖民间隐匿人口，将逃离户籍所在地外出流浪的“浮客”挖出来，重新变成朝廷税基，并清理年龄弄虚作假之人。“析籍”的意思是勒令百姓分家，史载“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简言之就是祖孙三代可以合住为一户，但只限嫡长子孙，成年了的堂兄弟、堂姊妹必须分户。落实大索与析籍时，都启用了发动百姓掀起举报运动的手段。凡举报成功者，可从被举报者遭罚没的财物中获得一部分作为奖励。据《隋书·食货志》提供的数据，运动发起当年朝廷便增丁44.3万，增口164.15万。增户数未见史料记载，但有许多百姓因害怕被左邻右舍举报，不得不从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是毫无疑问的。

根据开皇十二年（592）官方披露，“京辅及三河”地区的百姓，因为朝廷分配土地不足，普遍处于“衣食不给”的状态。隋文帝派使者前往全国各地调查，发现生活在“狭乡”（人多地少的行政区域）的百姓普遍面临耕地不足问题。无法获得足额耕地，便意味着无力足额缴纳人头税和田亩税。问题是，隋朝实施均田制，土地国有，官府按人头授田，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也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人力资源与耕地资源无法通过市场获得合理配置。而隋朝政府又没有能力通过行政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则是那些只获授1/7标准耕地额度的“狭乡”百姓，要足额向朝廷缴纳人头税。这些百姓除了抛弃田宅逃亡去做“浮客”，或者贿赂官吏虚构年龄逃避赋税，还能怎么办呢？

就《大隋律》而言，这些都是非法行为。然而正是这些非法行为，充当着隋帝国严酷统治的缓冲区，颤颤巍巍维系着许多隋朝百姓的性命，也颤颤巍巍维系着隋帝国的性命。遗憾的是，在大业五年，因为裴蕴建策“貌阅”，这道缓冲区被摧毁了。

“貌阅”与隋亡的教训

裴蕴建议隋炀帝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在统治集团层面实施一例否决制和连坐制，貌阅完成后，若被相关检查人员发现存在漏网之鱼，只要存在一例虚构年龄逃避赋税的情况，该地“官司”便要丢掉官职，该地的乡正和里长都要被流放至偏远地区；二是在被统治集团层面发起大举报运动，“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举报成功一例，以后便由被举报者去承担举报者的赋税劳役。

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了不被流放，哪怕有迹象显示举报者是在诬告，官府也会选择采纳，毕竟错判不会被追究，有漏网之鱼后果却极其严重。于是，仅大业五年，大隋的户口簿册上便增丁24.3万，增口64.15万。杨广见到这份数据后相当兴奋，当着文武百官盛赞裴蕴：

“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今进民户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古语云，得贤而治，验之信矣。”

杨广的兴奋有其“特殊理由”。

这位正值壮年的皇帝自命雄才，曾公开放言：“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今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这种自信驱动着他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动作不断，隋帝国的壮丁们因之苦不堪言。大业元年（605）修筑东都洛阳，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607）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至大业六年（610）修大运河，开凿通济渠役使男丁百余万，开凿邗沟役使男丁十余万，开凿永济渠征发丁壮五百余万。杨广还开驰道巡行全国，沿途修筑了许多豪华行宫——临淮有都梁宫，太原有晋阳宫，汾州有汾阳宫，常州有毗陵宫，涿郡有临朔宫，北平有临榆宫，渭南有崇业宫，鄠县有太平宫与甘泉宫……大业三年，杨广在启民可汗营帐见到出使匈奴的高句丽使者，命令使者带话给高句丽国王，命其速速入朝归降。对方没反应，于是隋帝国于大业八年启动了规模空前的东征。

据胡如雷先生统计，杨广自即位之日起，到大业八年（612）第一次东征高句丽，短短八年间共发起22项大型工程，动用人力3012万人次，平均每年征发壮丁超过400万。而隋帝国人口峰值不过4600万。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甚至超过三分之二的成年男丁遭到了征发，后来甚至恶化到了需要征发妇女充当壮丁的程度。如此滥用民力，给百姓造成的负担、对农耕经济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要命的是，杨广性格中还有非常明显的看待事情太易、凡事皆求速成的特征，如营建东都洛阳只用了十个月（朱棣修北京城用了14年），修筑2700多公里大运河只用了6年（元朝重修京杭运河1700多公里耗时10年）。于是洛阳城里“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长城脚下“死者十五六”，大运河沿线“死尸满野”……

杨广并不知道，当他大肆表彰裴蕴时，自己的生命与大隋的国祚皆已只剩下不足十年。多年之后的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李世民与黄门侍郎王珪议论前朝亡国之因，给出了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总结：

“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亡灭。炀帝失国，亦由其父。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

李世民阐述的这番历史教训，有两点尤为精辟。

一是将隋朝亡国的责任上溯至隋文帝，杨广的施政风格本就是在效仿其父杨坚。细细比照，其实不难发现杨广的施政风格本就是在效仿其父杨坚。杨坚擅长表演，杨广也是。他爱写诗，常在诗里说做皇帝必须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正所谓“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饮马长城窟行》）；也爱一面行暴政一面大说漂亮话，下旨营建洛阳城时，便反复在诏书里强调要以民生为重，不能铺张浪费，“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结果却是连行道树也要缠上精美的缯帛。

杨广好杀，群臣多心怀恐如履薄冰，其父杨坚也差不多，很喜欢在朝堂上公开虐杀不顺眼之人，杀完人后觉得不体面，又常“怒群僚之不谏者”，将怒气撒在战战兢兢不敢开口劝谏的群臣身上。杨广热爱群众举报运动，也是跨灶之能。其父杨坚曾因京城之中存在盗贼，便下诏鼓励民众举报，承诺将盗贼家产赏赐给举报者。于是人性之恶被激发，许多人特意在路上丢东西，等着他人捡走便去举报，以侵吞其家产。一时间京城大乱，人人皆成盗贼。父子二人如此相似，正是杨坚废黜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的一项重要原因。杨坚谥号“文”而杨广谥号“炀”，不过是后者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若就施政方向而言，二者并无区别，只有程度差异。简言之，杨广根本就是杨坚政治生命的忠诚延续，大隋亡于杨广亦亡于杨坚。

第二点精辟之处，是李世民将杨坚留下的充实国库与杨广的种种无道行径视为因果。杨坚大索，杨广貌阅，都是在扩张税基，使大隋拥有更多可动用的物力与人力。充裕的物力和人力，又反过来刺激了拥有无限皇权的帝王去干各种大事。然后，大隋便在层出不穷的大事中骤然坍塌。

李世民那句“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国家真正的税基不是挖出多少应该承担赋役的人口，而是有多少人口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生活，实在是至理名言。可惜的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能否践行道理又是另一回事。经历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休养生息，晚年的李世民终究还是如隋炀帝一般，再次将社会逼至了“福手福足”（自残手脚以躲避劳役征发）的境地。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谌旭彬；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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