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我就砍死你”湘阴男子灭门岳父母一家

八百里洞庭的东南侧，湘江呈S形自北南流。湘阴县三塘镇吴公村，坐落在湘江东岸，临江是一片在冬寒中瑟瑟作响的芦苇荡。

2014年2月8日，大年初九，吴公村的年轻人钟炼骑着自行车来到江边，把自行车停在芦苇荡，服下毒药，在身上绑上石头，跳入冰冷的江水。

办案人员在村口江边发现了嫌疑人的衣物

当天凌晨,他杀死了岳父母、妻子、小舅子。一个家庭的伦理惨剧，以钟炼的自杀告终。

血案

2014年2月8日上午，吴公村，钟炼的父亲发现儿子不在家，电话也打不通。

他找到了距离自家100米远的亲家朱元文家，敲了敲门，但一直没有人开，屋内隐约传出孩子的哭声。因为两家刚吵过架，钟父也没有深究没人开门的原因。

下午，他继续拨打钟炼的电话，依然无法接通。后来在房间里，他找到了儿子留下的遗书。

钟父这才着急了，急急忙忙来到本村的工厂里找韩孟雄，韩孟雄是朱元文的姐夫。韩孟雄一听就说：“坏了，出大事了！”

韩孟雄嘱咐钟父马上前往朱元文家，自己则叫上朱元文的弟弟朱元兵，随后赶去。

朱家的房子位于一个斜坡上，虽然只有一层,但屋后的墙壁却有两层高。大门紧锁，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下午3时10分，朱元文的另一个弟弟朱元能搭着梯子爬上去，透过窗户往里看。窗户内是堂屋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朱元能看到，侄女朱陈躺在床上，没有盖被子，双脚从床沿耷拉下去。确定出事了，大伙儿一起砸开了大门冲进去。

床前，一横一竖，躺着他哥哥和嫂子。房间里还有朱陈的姐姐朱艳两岁大的女儿，已经哭得没了声音，小脚冻得发青。

这是在朱家老房子里的情景，新房子也在旁边,由一个走道相连。朱元能进去后发现，22岁的侄子也躺在床上，已经死亡。

4具尸体上没有特别严重的伤痕。朱元能描述，都是在颈部动脉位置，有鸡蛋大的血印，像要破皮的样子，多少有一点点血迹渗出。

经验告诉朱元能，这很可能是电击致死，杀人者使用的可能是某种电棒，能够瞬间形成几万伏的电压。“钟炼以前修过汽车，知道怎么搞这种东西。”

3时17分，在场的人们报了案。警方初步确定作案嫌疑人为钟炼之后，向社会发出了通缉令，人们不知道，此时的钟炼已经沉入湘江。

钟炼留下了4封遗书，在其中明确承认“人是我杀的”。村民推测，钟炼杀人之后，将备好的遗书分别放在了父母、自己、小舅子和岳父母的房间，讲述自己杀人的理由。其中，小舅子房间里找到的遗书上写着：“本来你是无辜的，不杀你怕你报复我的家人。”

争吵

钟炼杀害岳父母、妻子和小舅子一家人的时间是正月初九的凌晨，但按农村习惯，天还没亮都算作是初八的晚上。而正月初八，正是钟炼与朱陈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去年正月初八，两人完婚，但两口子关系一直不太好。后来朱陈说出了原因：钟炼基本没有性能力。朱元能提到，侄女和公婆拌嘴的时候曾经说过,“你儿子连绷都绷不起来，根本没法过下去”。朱艳也说,妹妹曾告诉她,钟炼“几秒钟就不行了”。

结婚约半年后，钟炼的父母带着儿子、儿媳一起去医院做了检查。先查了钟炼，检查结果证实钟炼的确没有性能力，更遑论生育能力。

传统乡村环境下，传宗接代的能力十分受重视，因此这一检查结果对钟父而言十分难以接受。钟父要求朱陈也做一次检查，朱元能说，大概是想证明不仅仅是自己儿子有问题。朱陈没有答应，认为已经没有必要。

去年过完国庆节，朱陈跟着姐姐和姐夫一起去了深圳打工。打工期间夫妻不能见面，但彼此相安无事，照旧回家过年。

朱艳记得，大约是年二十八，钟炼还和他们一起逛街。小舅子看上了一双鞋子，钟炼爽快地帮他付了钱。大年初四是钟母的生日，朱陈还专门去湘阴县城定制了一对黄金耳环送给婆婆，花了1200多元。

尽管钟炼和朱陈一直都有口舌争执，但朱艳说，家庭关系没有什么大问题。争执的时候,妹妹偶尔会提到离婚。“但那都是说说的，在农村里，两口子一吵架，女的都说要离婚，就是个口头禅而已。”也正因如此，大年初七凌晨吵架，朱陈又说出要离婚，钟炼扬言“离婚我就砍死你”，一家人也没当回事。朱元能说，扬言要杀死谁，这在身边也并不少见，难道真能都杀？

当地一名退伍老兵朱先生告诉记者，湘阴的民风，在周边地区一直以比较直爽、率性著称，口头的威胁，的确很少受到重视。

离婚之祸

不过,这一次朱陈说要离婚是真的，钟炼说要杀人也是真的。

大年初七凌晨，朱陈和钟炼又在钟家吵了起来。朱艳回忆，自己听父亲说，当时是半夜，钟炼因为“我妹妹不从他”,就动起了手,用脚踩着妹妹的头,狠命地打，眼睛都打肿了，还揪下来一撮头发。

朱陈伤得很严重，当晚就想回父母家，但被钟父钟母强制留住，拉到大儿媳(钟炼的嫂子)床上睡了一晚。朱元能认为，钟父钟母是担心如果当晚放朱陈回家，钟炼和朱陈将彻底分开,“他们是想和起来”。

第二天，钟父带着朱陈去村医钟国华处治伤。钟医生见伤得厉害，把朱陈带到了屈原农村职工医院去治疗，并约好第二天上午还要去打消炎针。

看完医生，朱陈回到父母家。一看自己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被打成这样，朱元文十分生气，立刻跑到钟炼家里讨说法，和钟家人吵了一架。朱艳给父亲打电话，知道了妹妹被钟炼殴打一事。此时是大年初七上午，前一天，朱艳已经和丈夫乘车回了深圳。当时朱陈也一起买了票，但钟父知道后不同意她再出去打工，要求她把车票退掉。于是朱艳的丈夫陪着钟炼，一起去退了票。

悲剧的发生正在这一念之间。如果朱陈顺利去了深圳，当晚就不会发生争吵和殴打，或许也不会发生后面的惨剧。

有村民推测，钟炼的父母是担心朱陈再次离家，夫妻关系将进一步疏远，最终导致离婚。此前的检查结果，让钟家一直承受着巨大的“闲话”压力，钟炼“那方面不行”的情况远近皆知，沦为笑柄。钟父钟母担心，如果小两口真的离了婚，钟炼将再也找不到老婆。

其实朱元文夫妻一样不支持女儿离婚，因为在乡村舆论环境下，离婚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朱艳说，以往妹妹嘴里的离婚是个口头禅，但这一次，她确实坚定了要离婚的念头。因为她被打得太惨，而且是在半夜三更，她可能担心某一天会被打死。

当夜钟炼对妻子的暴打，很难找到说得清起因的旁观者，钟炼的父母在血案发生之后也不愿面对媒体。除了朱艳所说的“朱陈对钟炼不从”，村民分析认为，很可能朱陈在吵架的时候说到钟炼的痛处，导致怒火被点燃。

杀人者钟炼

钟炼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名曾经教过钟炼的小学老师说，他小时候成绩不是太好,但也不太调皮，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学生。钟炼读完初中就掇学了，此后务过农，修过汽车,最后几年则一直是一名装修工人。一直以来，他从事的都是可以一个人闷头干活的工作。

即便是受害者家属，也基本没有说钟炼什么坏话。朱元能说，他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其他方面基本和正常人差不多。“他在村里的名声还可以，人还行，不干什么坏事，就是不爱说话，在村子里和谁都没话说，偶尔碰到相好的同学，才愿意开口。”

朱艳也证实，钟炼不是坏人，只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沉郁的人。

钟炼的内向，使得他的社交圈子十分狭小。最明显的一个证明是，钟炼家和朱陈家仅百米距离，但他们的恋爱还是在两年前的正月靠媒人介绍达成。两人年龄相仿(钟炼25岁，朱陈24岁)，并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却并不是青梅竹马，反而在媒人介入之前彼此完全不了解。此外，记者询问了多名吴公村村民钟炼的为人，他们均摇头表示不太清楚。

案发后钟炼家家门紧闭

钟炼对大部分人都不说话，但对连襟——朱艳的丈夫却很有好感，也很信任，两人关系较好。朱艳说，钟炼最愿意跟自己的丈夫聊天，聊天的时候，都是钟炼在倾吐苦水，说自己压力很大一类。他最常跟丈夫提到的话题是夫妻关系不好,父母都知道留不住朱陈，很害怕他们离婚。每当此时，朱艳的丈夫都很耐心对他进行开导。

也许正是朱艳丈夫的这种耐心,使得钟炼对他们夫妻俩一直存有好感，在对岳父母一家痛下杀手的时候，记念旧情，没有杀害朱艳两岁的女儿。对于钟炼的内心世界，朱艳的丈夫是唯一的开导者。

湘阴退伍老兵朱先生在吴公村有多个朋友，因此对案情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他分析，钟炼是个泥水工，一直靠帮人盖房子和在珠三角地区搞室内装修为生，一般情况下，只有老实人才会学泥水工。“那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手艺活，在湘阴，学泥水要专门拜师，一学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师傅带着徒弟干活，徒弟不但没有报酬，每个月还要向师傅交学费。如果不是老实人，一般受不了这个难熬的学习过程。”

朱陈曾经对朱艳提起过一个细节,钟炼打工挣的钱，都是交给他母亲，从来不给自己，父母对他的管束很多。父母一说他的不是，他就会赌气躲到房间里上床睡觉,“像个女孩子”。

后来钟炼的性情也有些许变化，朱陈说，结婚之后一年的时间里，钟炼经常骂他母亲。

为此，朱艳认为，最终导致这一惨剧，与钟炼的父母施加给孩子过大的压力不无关系。朱艳说，钟炼的父母担心离婚将让本来就被传为笑柄的家丑进一步张扬。为此，父母不停地向性格沉郁的钟炼灌输被传统认识放大了的“离婚恶果”，使得无处泄压的钟炼成为了一个随时爆发的炸弹。

朱艳手里捧着父母和妹妹的照片

2月12日下午14时20分，警方从湘江打捞出了钟炼的尸体。基于科学、谨慎的要求，还需进行DNA比对才能确认死者身份。不过，打捞上来之时，朱艳的丈夫曾去看过，尸体脸部被布掩盖，但他十分确定，那就是钟炼无疑。

2月17日，湘阴警方公布了尸体DNA检测与钟炼吻合的结果。

裂痕中的家庭关系

在湖南当地，出了湘阴，这一灭门惨案并不被太多人了解。由于复杂原因，媒体大多缄口不言。

尽管从公共危害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一件与每个人都相关的“个人恐怖主义”案件，然而家庭问题导致的对亲属的灭门屠杀，依旧让闻者震撼。

这些，本不应该引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乡村邻里、家庭如何共处，现在似乎也和其它许多社会关系一样，马不由缰，渐渐脱离了传统思维逻辑的常态所及。人们原本对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稳定性所抱有的信心，有被瓦解的迹象。

就湘阴灭门案而言，邻里违和、夫妻不睦，属于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范畴，几乎每一个人身边都能找出一两个例子，人们一般很少想到这可能导致灭门悲剧。也正因为基于正常逻辑，“闲话”容易生成，且一般不具有明显的“恶意”。然而,“闲话”以及对“闲话”的在意，或许正是让矛盾一步步恶化的开始。

有村民称，此前大家确实一直都在说钟家的闲话，但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闲话不敢说了。

对于朱家和钟家，除了悲痛，还有尴尬。受害者亲属的愤怒与仇怨没有对象，钟炼的父母则难以面对社会。

作为至亲之中唯一的幸存者，朱艳痛苦又彷徨，那个家不能回去了。朱艳的丈夫本是甘肃人，但因家乡自然条件比较差，就和妻子一起移居吴公村，并和岳父母一同盖了新房子。小舅子死亡之处，就是他们共有的新房。

元宵节当天，亲属们还吃住在殡仪馆里和政府僵持，希望得到更多的赔偿，县、镇、村三级一共拿出20万元对他们进行人道主义救助，但4条人命消逝，亲属们无法满意这一数额。然而就法律本身而言，政府能有多大责任？

“以后怎么办？我不知道。”朱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