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常智奇｜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跨越的神思再造

青春｜唯美｜深情｜精短

评论｜大地情结的精神植入

陕西｜常智奇

主编推荐

wyqk2016

著名文艺评论家常智奇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一篇极具思想张力与理论深度的文学评论。文章以“大地情结的精神植入”为核心隐喻，超越了乡土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传统视角，深刻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从“乡土叙事”向“城乡互看”的诗性跨越。作者巧妙融合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本雅明的现代性批判及中国“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构建了独特的阐释框架。文章不仅剖析了《凤凰籽》等作品中“迁徙一代”的精神困境，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为文学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民族精神根脉、实现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提供了富有创见的理论路径与审美判断。

大地情结的精神植入

——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跨越的神思再造

常智奇

中国当代文学正处在一个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诗性跨的历史节点。这绝非简单的题材更替或叙事空间的转移，而是一场关乎文明创造与文学承载、历史转型与时代之问的根本性转变——它意味着文学赖以汲取生命养分的文化根脉，正在从孕育了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大地母体，走向现代化钢筋水泥所浇筑的城市空间，走向工具理性创造人类生存的“第二自然”。这种跨越乡土，走向都市的“第二自然”的叙事，是人与土地疏离的一种精神投影；是人作为“自然之子”，在科学精神的鼓舞下，满怀激情的从大地引力下、走向科学理性的情感认知。然而，正如一切历史的转型和跨越都伴随着情感的裂变与精神的阵痛，伴随着去腐生肌，除旧布新。乡土文学的血脉并未在城市文学的钢筋水泥中枯竭和消亡。恰恰相反，它以能量守恒——隐秘而渗透的方式，潜入了城市文学的血肉骨髓、生命肌理，成为其不可遗忘的精神基因。

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渗透和过渡，就其本质而言，是一次“大地情怀的精神植入”——先在能量——自然力把神思认知悄然植入到直觉判断的审美语境中，为现代人在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的交织中，锚定了一个不可降维图解的、属于人类灵长原初情感判断的精神标识。乡土文学的情感表达以大地作为文学的“元叙事”，这一叙事原型为一切离散的经验提供了归依的坐标和情感的起点。

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想站在澄清乡土文学奠基意义、揭示“乡愁”从怀旧情感到精神崇高的历程、来梳理城市书写对乡土基因的诗性承接关系；进而追问：中国当代文学在这场历史性的转型与跨越中，面临着怎样的理论前提与创作困境？当全球化与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形成了一种多层次的、相互交叠的对话结构，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转型和跨越应当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既保持本土的精神根脉，又以开放、平等的姿态汇入世界文学的洪流？

一

理解这场跨越的意义，首先必须明了乡土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奠基地位和审美引发力的导向性。乡土文学并非仅仅是水土保持、春种秋收、地理风情，人与土地认知的文学呈现。它承载着人类生命——形式——结构——功能认知思维的本体论意义。它是人类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总根脉，是自然人与社会人，古典人与现代人，在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伦理编程中的初始编码，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善待——悲悯情怀的审美结晶。乡土文学扎根于人与土地血肉联系之中，表达的是生命在形式、结构、功能层面上，社会实践生成的心灵感应和精神构成。在古典文学的言说场域中，拥有千年文化传统——写实叙事加持的乡土文学牢牢占据着话语权力的制高点。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也是生命之根，生活之本，生产伦理、情感规范、价值结构的终极担保。

鲁迅在定义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时，提炼出“侨寓”与“乡愁”两个关键词。他是站在中国历史急剧变革的时代潮头，以现代主义的目光来分析和看待乡土文学的。“侨寓”确定了乡土文学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发生学结构——它是一种站在现代社会生活情景的场域，回望往昔旧时的生存姿态，是在与城市空间的对峙中展开的、失去了的乡愁书写。而这一回望的姿态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大地母体构成了文学的“元叙事”，为一切离散的经验提供了归依的坐标和情感的原点。

雷蒙德·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以深具洞见的方式考察了英国文学传统中城乡关系的书写。他试图破除“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 “复原两者之间相依相存、相克相生的关系，显示它们在资本主义兴起前后处于变化中的真实风貌”。威廉斯言说的关于“情感结构”的理论为我们理解乡土文学的奠基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作为一种“溶解在时代的鲜活经验中”的整体性情感，乡土文学的情感结构凝聚着一个文明对自身存在方式的集体性认知与感性体验。当一个人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他的情感结构中必然带有一道无法磨灭的“土地的记忆痕迹”。这就是乡土文学为什么能够为城市文学提供“精神植入”的深层原因：不是因为乡愁在审美上更迷人，而是因为土地经验构成了人类最原初的存在经验，即便在现代城市的喧嚣中，这种经验仍然以隐性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感知结构与价值判断。

二

如果说乡土文学的奠基意义在于它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副植根于大地的情感结构，那么这一结构在向城市文学地转移和跨越中发生的核心精神变移，就是“乡愁”的升华——它从一种怀旧的情感，经由“兴、观、群、怨”的审美醇化，升华为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捂灰发烬、凤凰涅槃、火中栽莲、劫后余生、重铸与再造的时代精神。

所谓“兴、观、群、怨”，不仅是《诗经》以降中国文学审美方式的核心范畴，更是一种以诗学方式整体把握世界的精神技艺。在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跨越的语境中，“兴”是对城市生活的感发与咏叹——当现代人站在高楼的落地窗前俯瞰城市时，内心涌起的不是波德莱尔笔下“游荡者”的逍遥，而是一种“诗意地栖居”的失落，是对一种根植于大地的、有机的、连续的、张然若失式的深切呼唤。“观”则意味着对城乡巨变的反省式地观看——劳动者从土地剥离、涌向城市、又在城市的夹缝中挣扎，这种灵魂大迁徙的情景不仅被感伤主义地消费，而且被“后座力式”地严肃审视，成为历史反思的对象和审美期盼的素材。“群”彰显的是这种乡愁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各自被异化的现代生活中，共同的乡愁想象提供了某种超越个体孤独的精神纽带，使离散的个体得以在文化记忆的共同体中重新锚定自身的位置与归属。“怨”则最为深刻，它构成了乡愁具有生命根源的批判性内核——对现代工业文明工具理性对人文主义的“矫枉过正的悖逆”的不满与批判，对城乡关系失衡的忧思与谴责，它意味着文学作品不是对现状的被动接受或浪漫美化，而是对历史进程中，人的历史精神对社会文明整体性建构地位、价值、作用、意义的追问。

正是通过“兴、观、群、怨”进化性的酝酿、发酵、醇化，乡土文学的“乡愁”褪去了单纯的怀旧色彩，升华为一种具有时代深度，置于死地而后生，情到深处却无声的、创造性的忧郁感。这种忧郁感并非悲观主义的颓唐，而是一种裂变后疼痛的敞亮、燃烧中焚天之感的清醒、迷茫后顿悟式的洞察：它体认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历史不可逆转的潮流，也洞察到这潮流中人性所付出的代价——土地被剥离、乡村被拆迁，自然被宰制、生命根系被裁剪，时代应给予这些情感压抑和感性丢失应付出的精神偿还和灵魂安慰。威廉斯在其《现代悲剧》中探讨了悲剧在现代文化中的嬗变：当传统的悲剧情境——英雄的陨落、命运的捉弄——被日常化、平庸化的现代生活所淹没，悲剧的形态也随之变形。在城乡文学的语境中，这种新的悲剧形态就是“被城镇化浪潮裹挟的一代人的集体命运”：他们背负着大地的记忆闯入城市，在城市中永远无法真正扎根，想回到乡村中去却发现乡村已不再是归宿。这种在“失根”与“寻根”之间苦苦地挣扎，执着地追求，激情地创造，天人之间巨大的张力，构成了今天文学书写中最深刻的时代性主题。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为这种“乡愁的升华”提供了一个世界文学的绝佳例证。帕慕克以其独特的“呼愁”书写，将奥斯曼帝国覆灭后的集体失落感转化为一种具有现代普遍性的城市情感结构。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不是怀旧的纪念碑，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悲剧空间——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荣光与废墟之间的张力没有被浪漫化，而是被以近乎残酷的诚实加以“灵韵式”的呈现。“呼愁”既是一种超验性的麻痹，也是一种在场性批判的力量：它既是伊斯坦布尔人对逝去文明的哀悼，又是他们对现代化进程中被剥夺与遗忘的事物的隐秘控诉。帕慕克的实践表明，乡愁不是城市文学的对立面，而是城市文学最深刻的精神资源——当乡愁被从个人的怀旧提升为对文明历史的观照时，它就成了时代精神的有力叙事。

三

如果说乡土文学的情感结构以人与土地的有机联系为基石，那么城市文学的情感结构则奠基于人与城市空间的碎片化遭遇。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通过对波德莱尔诗歌的解读，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城市中人的生存悖论。他以“游荡者”“拾垃圾者”等隐喻形象，剖析了19世纪巴黎的资本主义社会月光下灵魂的漂泊和变迁， “揭示商品化进程中城市空间中人性的异化现象”。在本雅明看来，现代城市是一个“震惊体验”的集散地——街道、人群、商品、广告，一切都在以碎片化的方式轰炸个体的感官，传统的、连续性的经验被瓦解，“灵光”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复制时代中经验的断裂与扭曲。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则为这种异化提供了抵抗的维度——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战术”性的使用、行走和消费，对强加给他们的规训空间进行着微抵制的改造和重组。

在这样一种理论视阀下，城市文学所面对的根本挑战是：在经验日益碎片化、人与自然的连续性被切断、商品逻辑全面渗透的城市空间中，文学如何回应人性本质的源发处境？正是在这里，乡土文学的精神基因——人与土地的遗传因素——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城市文学如果仅仅满足于对城市景观的描摹、对市民生活的讲述，对科学技术温情主义的歌颂，它就会沦为“刚好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失去其作为文学的“人学”本质。真正有深度的城市文学，必须是一种在根性的烛照中反省现代主义批判性的人学和创造性的诗学。批判人类在城市化建设中疏离土地的盲目和极端，创造性的发展人与土地血肉联系的时代精神和传承文脉。

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深度城市书写的范例。在这部作品中，卡尔维诺以马可·波罗向忽必烈口述的方式，将五十五座虚构城市徐徐展开，全书分为“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轻盈的城市”“城市与贸易”等十一个主题章节。值得注意的是，卡尔维诺并未以写实主义的方式描摹任何一座真实的城市，但他所建构的每一座城市都“像是从现实中提炼出的精华，再经过想象的重构，成为兼具地理特征与精神象征的存在”。他的城市书写本质上是一次精神的地志学勘探——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的堆叠，而是“记忆、欲望、符号的容器”。这种书写方式深刻地表明：城市文学的精神高度，恰恰在于它能否将城市空间转化为人的精神空间，能否从破碎的城市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整体生存的命题。卡尔维诺说，“看不见的城市是从无法居住的城市的内心焦虑孕育出来的梦想”——这句话揭示了城市文学最深层的辩证法：恰恰是因为现代城市“无法居住”的深远想往，文学才必须创造“看不见的未来城市”，这“看不见的未来城市”是现代人走出“无法居住”的城市的未来之城，理想之城；恰恰是因为现实的碎片化，想象才必须担负起整合精神整体的使命。

四

然而，城市文学对乡土文学精神基因的承载，远不止于提供一种“除旧布新的材料”或“寂寞情感的出口”。真正深刻的关系在于：乡土文学的情感结构在城市文学的语境中被激活，成为现代人抵抗异化、维持精神完整性的批判性力量。换言之，乡土文学的“原始基因”并不是城市文学的一个装饰性的枝节，而是城市文学保持其批判性与人学深度的“免疫系统”——它防止城市文学堕入对消费景观的肤浅迷恋，保障城市文学始终将人作为书写的终极目的而非在场叙事的手段。

这种关系的辩证性质，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城市书写必须“携带”着乡土文学的精神基因，人与土地血肉联系的“娘家土” ，原生家庭的文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自然风光即是一个心灵世界的。这表现为城市文学中不可消解的“土地气质”：对于来自农村的创作者而言，他们的城市经验总是透出一种“异乡感”，即使他们在城市中获得了经济上的立足，那种根植于土地的血脉记忆仍然以隐性的方式塑造着他们的情感结构与审美判断。这种记忆不是一种阻碍现代适应的包袱，恰恰相反，它是现代人抵御同质化、类型化，保持精神自主性的核心资源。它以在野式的“异质性的文化符号”的面目，为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叙事注入了不可被轻易收编的、异禀方志性体验与在他性的情感参照。

另一方面，城市书写必须运用“科学精神、工具理性、资本创造文明的二重性”，对乡土文学所提供的“回光返照”“原始基因”“流水落花春去也”加以沉淀、过滤、分解，批判性的蒸馏和提纯。这里的关键词是“二重性”：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和科技进步无疑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它们同时也制造了深重的危机——资源的锐减、生态的破坏、环境污染、社会关系物化、意义的虚无化。城市文学的历史责任，在于它既要承认现代文明的不可逆转，又要以其批判——扬弃性的眼光揭示其中不合理的存在和希望校正弥补的情感，并以文学的方式为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给予真实的描写和真诚的呼唤，并积极的为这种社会历史文明的发展“充电、赋能、给氧”。这不是对传统与进步之间取舍的简单判断，而是要在二者的矛盾中寻找新的精神融合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县域文学作为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逐渐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场域，它既是传统乡土性与现代流动性相互交织的空间，又为文学书写的辩证法提供了最为丰富的实验田。

中国二十一世纪初叶文学的城乡书写，为这种辩证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探索。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山乡巨变”，进城叙事成为文学表现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乡下人进城”叙事的发生、发展、兴起、高潮、转向与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的描述、呈现、沉思、展望，出现了高度的历史与现实的“异质同构性”。青年作家东来的长篇小说《凤凰籽》便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性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来自乡村的少年，因参加一档类似"变形计"的"互换人生"综艺节目，命运被彻底改变。节目让他从封闭的乡村进入城市，见识了世界的参差，从此再也无法回到原本匮乏的生活，从此在城乡夹缝中艰难成长的故事。东来在书中所写的不仅仅是个人奋斗的传奇，更是城乡巨变中“迁徙一代”集体精神的困境：主人公“一面努力改掉乡音、模仿城市审美，一面又在深夜被‘我究竟身在何处’的失重感攫住”。小说中最令人感慨的是咖啡师安迪的形象——他“凭借出色的学习能力将财经杂志上的二手知识包装成谈资，让客人误以为他是‘有文化的城市人’”。安迪身上“强烈的改变欲望”与他对城市符号的模仿，所折射的正是进城一代青年人为获得身份认同而付出的精神代价。小说采用“回溯”手法，在“带着逃离乡土的渴望奔向城市的旧我’”与“成年后回望来路的‘新我’”之间营造了一种具有深刻意蕴的精神张力，使作品“超越了从乡村进城市普通人成长小说的范畴，具有了民族文化精神深刻反思性”的意义。

《凤凰籽》的实践告诉我们，当下的“新城乡文学”正在超越早期城乡叙事中的二元对立模式。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城乡文学创作已经经历了从“乡土叙事”到“城乡叙事”的结构化蜕变，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的空心化和“城市病”的蔓延，文学叙事正在“从‘以乡观城’向‘城乡互看’的视角切换”。这意味着，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不是一场零性积累，自然演绎，不是以城市的胜利取代乡土的终结；恰恰相反，是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精神性的发展，审美性的融入，基因传承性的渗透，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为城市文明提供了一种“纠错机制”——使城市文明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与土地、与自然、与人性的本真状态相联系的参照系。

奈保尔的《抵达之谜》则为这一命题提供了跨文化的印证。奈保尔作为出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裔作家， “其祖辈因为贫困被输出到西印度群岛种植甘蔗。印度移民的身份让奈保尔陷入漂泊与流亡之中，而这种漂泊给他带来了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抵达之谜》以半自传体的方式记录了作者从殖民地走向帝国都市的精神旅程，它“折射出后殖民时期殖民地居民走向文明中心，走向帝国都市的地理文化之旅”。奈保尔在面对英国文化时的“既从属又陌生的感觉”，正是乡土文学的“原始基因”在全球化与后殖民语境中的变体。他在作品中追问的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命题：失去故土的现代人如何在离散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问题同样是当代中国城乡叙事中的核心命题——只不过，中国的“侨寓者”不需要跨越大陆，他们只需要跨越省界，从乡村走向城市，就开始遭遇同样的身份困境。

从鲁迅的乡土文学定义到《凤凰籽》中的“迁徙一代”，从威廉斯的城乡辩证到奈保尔的后殖民流散，我们看到一条贯穿的精神走向：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最终不是一种文学类型的消亡与另一种文学类型的诞生，而是一次精神的“种植”与“嫁接”。乡土文学的根系深植于土地母亲的血质之中，城市文学则在这种营养的滋养下获得了与时代的物质文明保持批判性距离的能力。它书写城市，但不迷失于城市的物欲迷宫；它拥抱现代，但不遗忘大地滋养的曾经印记；它记录变迁，但不丧失对人性的根本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使然，也是精神的升华——它使现代文学在拥抱工业文明和科学理性的新时代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一种来自土地的原初能量，这种能量正是文学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消解的“人学”本质性的根脉所在。

五

在对上述艺术哲学审美分析、诗学辩证诠释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追问：何以“大地情怀的精神植入”能够在当代城乡文学的转折点上构成一个具有理论奠基意义的命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对这一艺术哲学、诗学跨越的文明论基础的深层阐释。

首先，这是哲思与诗思，两种认知思维方式在人类社会历史变迁中，追求精神文明的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实践带有前瞻与后视，总结与开拓，除旧与布新，去腐与生肌，吐故与纳新，双重生命精神呼吸，整体循环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是“过渡现代性”理论视野下的重新定位。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线性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呈现为一种“天人合一”——“过渡现代性”的复杂形态——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相互叠加、彼此镶嵌。在这一框架下重新审视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一种在裂变之上寻找弥合，在累加之上经验丰富的精神复活作业。城乡之间的辩证运动是文明论意义上的整体转型——它表面上涉及的是文学书写对象的改变，根本上却关联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情感结构与精神方案的再造。这意味着，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不仅是文学的内部转型，更是文明的自我反思与精神重构。

其次，是“乡下人进城”叙事作为一种贯穿性的文学范式的确立。“乡下人进城”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除旧布新，去腐生肌，贯穿性的主题，这一叙事范式与百年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纠结着复杂的双向同构关系。它不仅是审视中国城乡关系嬗变、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独特路径，也是透视百年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文化精神结构的重要表征。审美的“旧”与时间的“新”互为相反数，这一叙事范式彰显出价值判断新的时代内涵与认知面向，它以叙事文学的审美自觉，立体地呈现出中国城乡巨变哲学之景观。这意味着，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在中国文学的谱系中具有一种特有的历史连续性——它不是一个骤然降临的断裂，而是一场以旧换新，以新铸旧的精神蜕变。

再次，是城乡关系书写从二元对立向辩证融合的范式转换。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叙事中弥漫着一种“乡土中国“以城为恶、以乡为善”的审美怀旧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为乡土文学赋予了整体性情感的深刻力量，但也使城乡叙事陷入了一种简化论的陷阱。简单机械的“优胜劣汰”，使这种封闭的认知禁锢了中国城乡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当下，中国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之所以构成一个诗学辩证的命题，正在于它要求我们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走向一种更为复杂的辩证法——中道间性的整体价值判断，不再将城市视作纯粹的他者、将乡村视作单纯的避难所，而是将二者放置在一个相互渗透、彼此转化的动态结构中去理解。正如刘志刚所指出的，从“乡土叙事”到“城乡叙事”的结构化蜕变，文学叙事正在经历从“以乡观城”向“城乡互看”的视角切换。这一视角的转换，为文学书写释放了新的可能：它不再需要为城市或乡村中的任何一方进行单方面的辩护或审判，而是将二者都纳入批判性审视的视野，从而获得了一种更具反思性、更具精神深度的叙事空间。

正是在这一理论奠基的基础上，“大地情怀的精神植入”这一命题获得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内涵：它既是一个描述性的命题——描述乡土文学的情感结构如何以精神基因的方式渗透入城市书写之中；同时也是一个规范性的命题——它提出了城市文学应当如何在与乡土精神的对话中保持其批判性与人文深度的价值标准。

六

如果说前面已经论证了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跨越的内在必然性与诗学意义，那么接下来就需要面对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这场跨越目前正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与瓶颈？从当前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来看，至少有以下几重结构性困境值得高度重视。

其一，理论前提还未充分清理与实践范式重构的双重紧迫性和必然性需求。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关系，长期以来被放置在“传统—现代”“落后—进步”“乡村—城市”的二元认知框架中加以考察、量度、权衡、处理。这一框架虽然提供了某种认知上的简易、便捷、畅通性，但也带来了深刻的简化风险。在学术界，从乡土叙事向城乡叙事的范式转换、重铸与再造正在发生，但这一转换所要求的理论资源——包括对“情感结构”“过渡现代性”“城乡交往叙事”“中道间性”等概念的充分消化——尚处于探索与建构之中。尤其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已进入深度调整阶段，“乡土”与“城市”的内涵本身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认知框架愈益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当下的关键瓶颈之一，在于理论研究如何为文学创作提供更为精准、更具解释力的概念工具与精神坐标。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厘清“大地情怀的精神植入”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一种不可还原的精神资源，城市文学就可能失去精神坐标，陷入要么对城市景观的浅表描摹、要么对乡土情怀的感伤消费的两极困境。

其二，创作实践的瓶颈与审美表达的短板。从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来看，城市文学正在快速崛起，但同时也面临着相当突出的短板。有研究指出，城市文学“在典型人物塑造与精神内核挖掘方面仍需加强，纪实化表达的边界有待拓展，整体发展态势仍在探索完善中”。具体而言，当前城市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一是大量城市书写停留于“城市景观文学”表面化的层面，热衷于对摩天大楼、酒吧夜店、网络社交的场景再现，却未能深入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心理结构、身份焦虑等深层的文化嬗变；二是部分作品对城市生活的对土地渐行渐远的认识不足，在市场化浪潮中倾向于迎合城市中产阶层的审美趣味，文学审美判断性的锋芒有所软化；三是城市文学普遍缺乏对城市空间的审美与精神内涵的深度探索，未能充分揭示空间与人、权力与阶层、物质与精神、资本与文明的深层关系。另一方面，乡土文学自身的转化也同样面临困境。在城镇化进程中，乡土空间迅速萎缩，乡土文学的当代书写越来越依赖于挽歌式、咏叹式、记忆式的重构与诗意的想象。特别是对于那些出生于乡村但长年生活在城市的作家而言，当代乡村的真实面貌已经越来越难以把握，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书写正在消失的乡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土文学创作中的模式化、简单化倾向——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部分创作存在“题材上跟风扎堆，人物脸谱化、标签化”的问题，对于典型人物的塑造缺乏新的突破。

其三，乡土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中的结构性困境。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谱系中占有根深蒂固的地位，但其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却长期面临多重阻隔。有研究指出，由于译前选材与市场逻辑对接不足、译中文化转换能力较弱、译后传播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乡土文学的域外传播呈现出“入口狭窄、表达失真、传播断裂的系统性问题”。这一困境的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文化理解与翻译伦理问题：乡土文学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质的部分——如地方性经验、方言表达、传统伦理观念等——往往也是最难以被跨文化理解与接受的部分。当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在国际读者面前呈现为一种“异质性的文化符号”时，正是乡土文学最具价值的精神基因遭遇了跨文化语境中的误解、消解与稀释。而城市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传播，则面临着另一种更为复杂的挑战：它既要避免对西方城市文学叙事的简单模仿，又要在表达中国的城市化经验时保持对世界读者的吸引力与可理解性。

其四，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问题。这是贯穿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核心命题，在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跨越的语境中显得尤为迫切。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时，“民族性显然是根基和本质，世界性其实是一种效果，是世界对民族的认同，认同度越高，其民族性就越具有世界性”。这一论断对于城乡文学的跨越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城市文学要在世界文学版图中获得一席之地，首先必须在民族文化的根脉中汲取精神营养，以独特的民族形式表现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命题，而非削足适履地去迎合某种想象中的“世界文学标准”。

七

面对上述瓶颈与困境，当代中国文学在跨越乡土—城市的艺术哲学审美分析——诗学整体性价值判断重叠边界、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系统性的努力。

第一，在理论建设层面，推动从“二元对立”向“整体辩证融合”的话语范式转换。这意味着需要在城市文学研究领域引入“城乡交往叙事”的理论框架，超越以乡土书写研究城乡、或将城乡简单对立的认知惯性。同时，需要重视“情感炼狱结构”“过渡现代性”“中道间性”等工具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以更为复杂的历史视野和理论方法处理城乡之间的精神辩证。在城市文学理论建构方面，秉持“大文学观”、“整体性文学观”、“蜕变性文学观”，聚焦城乡融合中人的心理转型与精神成长，挖掘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交织共生的复杂情状，构建兼具本土性与现代性的中国城市诗学，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艰巨任务。

第二，在创作实践层面，急需克服审美表达的短板与模式化倾向。城市文学创作需要更加注重对典型人物的塑造与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以真实、鲜活、立体的文学形象承载时代变迁中人的心灵遭遇。刘庆邦的短篇新作《京京爷爷》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作品以京京爷爷的生存困境为棱镜，“折射出传统乡土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碰撞后产生的多重褶皱效应。这种褶皱既是物理空间的重叠挤压，更是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复杂碰撞”。在看似平淡的日常叙事中，作者挖掘出惊心动魄的精神风暴和代际冲突。这一创作实践表明，乡土基因向城市书写的植入不是一种简单的题材沿用，而是一种精神结构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京京爷爷形象的可贵之处在于，作家没有将乡村经验浪漫化或工具化，而是以“褶皱叙事”的方式，将乡土精神基因——那种对大地近乎仪式化的精神朝拜、那种传统的宗法伦理意识——放置在现代城市的语境中加以审视、批判和同情性呈现。这种书写方式为城市文学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精神深度路径。

第三，在乡土文学的资源转化层面，推动从“乡土经验”向“城乡互看”的叙事视角切换。这意味着，未来的文学创作不应再满足于“以乡望城”或“以城观乡”的单向视角，而应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双向凝视中寻求新的叙事可能。对于乡土文学作家而言，当代乡村已经不再是可以凭借记忆和经验直接把握的对象，而需要以新的眼光和方法——包括田野调查、知识考古、社会学观察、跨代交流等方式——重新走近乡村；对于城市文学作家而言，乡土意识不应该被简单地“搁置”或“告别”，而应当作为批判性的精神资源内化为城市书写的隐形维度。当前“县域文学”的兴起，恰是在这一层面提供了城乡交往叙事的新试验场。

第四，在翻译与跨文化传播层面，需要建立新的、多元、科学、整体、系统化的传播理论、路径、方法、策略，以打破语义、话本、方言外译瓶颈。针对乡土文学域外传播中面临的方志诠释、选材零散、文化转换乏力、传播疲弱等结构性问题，有必要在译前阶段构建兼顾文化价值与市场逻辑的协同选材机制；在译中阶段通过译者赋能与跨文化反馈强化文化转译能力；在译后阶段以多类意见领袖为枢纽打造多模态传播生态。这一系统化的路径设计，对于城市文学走出国门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如何以平等、从容的叙事姿态，在全球化语境中讲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经验与人性故事，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方向。

第五，在文学主体性建构层面，寻求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创造性融合。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之所以具有世界性意义，不是因为它在形式上符合了某种统一的“世界文学标准”，而是因为“普适性的内容以独特的民族形式——道法自然表现出来”，其中中国精神是衡量普适性内容的重要尺度。在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中，这意味着文学的当代转型不应走向对民族精神根脉的遗弃或削弱，反而应当在这一进程中更加自觉地将中国精神——包括对土地的情感、对家园的眷恋、对“安其本，遂其生”的文明理想的追求——以审美的、批判性的方式注入城市书写的血脉之中。当中国精神的独特内涵以文学的方式得到充分表达并引发跨文化的普遍共鸣时，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就不仅是一次内部的诗学嬗变，更是一场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文明对话。

从鲁迅的乡土文学定义到《凤凰籽》中的“迁徙一代”，从威廉斯的城乡辩证到奈保尔的后殖民流散，我们看到一条贯穿的精神线索：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最终不是一种文学类型的消亡与另一种文学类型的诞生，而是一次精神的“种植”与“嫁接”。乡土文学的根系深植于土地母亲的血质之中，城市文学则在这种营养的滋养下获得了与时代的物质文明保持批判性距离的能力。它书写城市，但不迷失于城市的物欲迷宫；它拥抱现代，但不遗忘大地的印记；它记录变迁，但不丧失对人性的根本关怀。

在这场历史性的跨越中，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市文学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正如费孝通所追问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这一追问对当代中国文学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跨越，本质上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精神接榫点的诗学实践。当这场跨越遭遇理论前提的困惑、创作瓶颈的制约以及世界性传播的障碍时，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修辞策略或技术调整，而是一场更深层的精神自觉：中国当代文学必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既保持与民族精神根脉的血肉联系，又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

在这条从乡土到城市、从民族到世界的精神征途中，文学的伟大不在于它属于乡村还是城市，而在于它如何让大地的记忆在城市的高处开花，让中国的声音在世界文学的合唱中获得不可替代的回响。无论叙事空间如何转换，文学作为“人学”的根本使命从未改变——在历史的洪流中守护人的精神完整性，在文明的变迁中传递不可被还原的人性光芒。这既是大地的馈赠，也是文学永恒的承诺。

参考文献

[1] 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 徐德林.乡村与城市关系史书写：以情感结构为方法[J].外国文学评论,2017.

[3] 刘志刚.从冲突叙事到双向救赎：城乡关系的当代文学书写[J].江苏社会科学,2024(4).

[4] 陈培浩.“新城市文学”的想象与实践[J].当代文坛,2018(4).

[5] 东来.凤凰籽[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

[6] 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7] 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M].何佩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M].张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9] V.S.奈保尔.抵达之谜[M].邹海仑,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10] 付秀莹.他乡[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11] 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变迁——以乡土文学为坐标与参照的谱系学考察[J].当代文坛,2023(2).

[12]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3] 邱振刚.地方性写作：由地方走向世界[N].中国艺术报,2025-12-24.

[14] 刘志刚.何处是归程？——“乡下人进城”文学叙述中身份认同研究[D].2010.

[15] 叶祝弟.过渡现代性、中间地带与城乡中国的文学想象[J].当代文坛,2025(2).

[16] 赵学勇,贺燕燕.“乡下人进城”叙事与百年中国文学现代化[J].学术月刊,2025,57(12).

[17] 郭冰茹.城市、乡土与城市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11-18.

[18] 黄河三角洲大讲堂第8期：如何评价当下中国文学[EB/OL].2026-04-22.

[19] 高玉.论中国精神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及世界性之关系[EB/OL].2025-11-11.

[20] 冯正斌.乡土文学英译路径重构研究——以贾平凹中长篇小说为例[C].2026年中国翻译协会年会,2026-04-26.

[21] 刘庆邦.京京爷爷[J].2025.

[22] 王晴.新世纪以来乡土结构转型视野下的寻根意识书写[EB/OL].中国作家网,2025-06-23.

[23] 金大伟.乡土叙事与城市叙事的地位、困境与融合——以新时期安徽小说为例[J].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

[24] 空间转向与县域文学的真实性生成[EB/OL].中国作家网,2025-10-08.

[25] 后全球化语境与当下青年写作的县域想象[EB/OL].中国作家网,2026-01-30.

[26] 傅修海.中国当代文学的地方路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06-11.

[27] 蒋述卓.秉持“大文学观”构建城市诗学[EB/OL].羊城晚报·羊城派,2026-04-22.

作家档案

感受文字的温暖

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文艺轻刊》总顾问，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著《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

文艺轻刊

优质原创集散地

总顾问：常智奇（著名文艺评论家）

顾 问：

郭 平 冰 泉 王永华 姜 毅

编 委：

程莫深 汀 兰 阿 静 邓立鹏

冰 轮 凌 云 宋希晨 坦克兵

素 心 清 幽

本刊定位：青春、唯美、深情、精短。

来稿体裁：原创首发小小说、散文、评论、现代诗。1500字左右。拒一稿多投！拒AI写稿，一旦发现，彻底封杀！来稿请用word文档，文字、标点校对精准。

来稿要求：作品+个人简介+作者生活照+加主编微信：cms_cq26

投稿邮箱：wyqk_26@163.com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资讯

本刊图片来源于网上

▼要事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