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笔者介绍过一些了不起的红二十五军军的事情。今年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要多写一点红军的内容。在红军的年代,有很多革命前辈入伍的时候都是非常年轻的,因为当时整体队伍就非常年轻,所以当时很多干部也非常年轻,但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队伍中尤为特殊,她是长中队伍从最年轻的一支部队,也是到达陕北最早的队伍,还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创建了稳固的新苏区也就是鄂豫陕根据地的红军。这支队伍还有很多了不起的小细节,今天我就来打开历史的这一页给大家讲讲以前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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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在部队进入陕南的时候面临着国军的前后合围,情况特别凶险,这时红军在河南卢氏县遇到一位叫陈廷贤的人,他是山西的,当时到处去卖货。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对老百姓好。他知道这是人民的军队,就主动提出来为红军带路。他们走到一条叫油盐小道的偏僻小路上绕开了国军,带领红军进入了陕南地区,当时部队解决了大问题。可是陈廷贤因为被发现帮了红军,遭到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可是那个时候他跟着红军走了4天3夜,后来要给他15块大洋的报酬,他死活都不要,他就只接受了程子华和吴焕先两名同志写的纸条作为留念。再后来,他的心一直向着革命队伍,到1957年他申请入党的时候,还把这件事告诉组织。可是那个时候由于信息不太通畅,由于口音问题,他的名字被记错了写成陈廷献,红军首长一直在寻找他也没有找到这个人。1984年1月份,他在卢氏县去世,1985年中央军委派人到山西,河北,河南到处去寻找,后来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1996年,卢氏县委和县政府为他立了墓碑。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还记录了他的故事,后来他被称为“军史布衣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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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红二十五军走在长征路上的时候,有7名军医院的女护士,一开始组织上觉得女同志跟着队伍太艰苦了,说给你们一人发8块大洋路费,你们留在后方隐蔽起来继续活动吧……她们坚决不想留下,要跟着队伍走,哪怕是把脚磨烂了,也必须要跟着队伍走下去,她们认为在红军队伍当中能够发挥自己救死扶伤的作用。事实证明,妇女同志们在长征当中绝对不拖后腿的,她们都是有卓越贡献的。这7名女护士不光做了消毒清洗护理甚至是烹饪等等工作,同时也是天生的宣传手。在部队停下来驻扎的时候,女同志们就化身成为义务演员,连夜排练一些新戏剧,给大家演进步的故事,同志们和老乡们都很愿意看。行军路很艰难,看不见路的时候,在夜间的时候,还有那些走不过去的泥泞沼泽的时候,她们就把绑腿带解下来捆在一起,7个人抓着带子的绳结就这样跟着队伍往前走。当时条件艰苦,又有追兵,经常也会爆发战斗,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她们想办法用点盐水和自制的草药水为伤员清洗伤口。有些伤很重的人不会嚼东西,她们就想办法煮点面条然后弄烂了喂。她们是红25军医院的 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 张秀兰、戴觉敏、周少兰(周东屏),当年平均都是十七八岁,所以在队伍里大家爱称她们叫七仙女。她们真的比仙女还要善良。后来曾继兰和曹宗凯牺牲在了长征路上……另外5名女同志继续和大部队前进,大家战胜艰难困苦,在1935年9月15日来到了陕北延川县永坪镇,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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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我们红军的队伍以纪律严明著称,在这之前也多次提到过,红二十五军当然也是这样的。比如有一次宿营的时候,徐海东同志的警卫员借了老乡的一个旧的瓦盆,是想用来饮马的,但是不小心撞碎了。老乡很厚道,说这不在意,不用赔。但是徐海东同志就很认真,不仅坚持让警卫员赔钱,还特意安排一名当地入伍的新战士一块跟老乡翻译,特意叮嘱他们说“不光是要赔钱还要道歉,我怕你说的话,老人家听不懂……”一个旧瓦盆都能给马喝水,说明确实也不是什么在乎的东西,但是这个性质就是这么个性质,红军赔给他的,肯定是能买新瓦盆的钱。就是说我们队伍是不会让老百姓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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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次某干部粗心大意,看错了,把地里还没长好,没出穗儿的谷子看成了狗尾巴草。这下坏了,他让战士放马吃草。徐海东同志严厉批评,因为这庄稼还没长好,就被马啃了。他们按照大大高于损失的估价,从部队的军粮里拨出粮食,让这名干部亲手扛着去每一户受损的群众家里赔偿道歉。这样老百姓也就都很满意了,因为如果不认识的话,然后过来道歉能给赔偿,这也是能够说得过去的,过去有一些人放牲口的时候啃了青苗也是有可能的。他们其实很好商量,要的就是个态度。他们遭受过各路军阀部队的蹂躏,看到我们红军这种政策水平高的做法让群众都知道红军特别好,后来中央红军经过该地区的时候,得到了特别温暖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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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前面也讲过,吴焕先同志特别重视群众纪律,曾经制定过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他们尤其注意民族政策,比如部队在进驻甘肃单家集等等回民聚居的地区的时候,他先在部队当中进行了民族宗教政策教育。部队进驻之后,他就亲自拜访当地的阿訇和知名人士,承诺不会像国府那种过来拉夫抓丁的,也不是来征款要粮的。过去群众看到当兵的队伍都吓得慌,但是看到真诚的红军,他们不再躲避了。他们也主动招待红军,这支队伍离开的时候,他们还设置香案,布置茶点欢送。后来又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这里,又受到了夹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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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刚才说了红二十五军是红军当中最年轻的一支部队,指战员们都很年轻。各团各营各连的干部也就二三十岁。战士们的平均年龄大约是15.3岁。在1935年永坪镇会师的时候,根据花名册,其中12岁到14岁的少年战士占41%。曾经在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后,鄂豫皖苏区实施了全家革命的政策,也就是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孤儿们被直接编入部队。其实这个举措非常对,要不然的话留下来可能会被白色恐怖害了。当时的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华清同志回忆说,一个班12人,有7个人是父兄牺牲后参军的……在这支队伍当中,随军的医生,护士,文书等专业人员达320人,占比10.7%,当时中央红军当中的这个占比是5.2%。这有一个好处,虽然看起来打仗的人少了点,但是在独树镇战斗中,有200多名伤员靠担架队全员转移。
算上刚才介绍过的7名女护士,整个红二十五军有37名女同志,全体编入交通队,这个不是后勤单位。她们有三个核心任务,一个是伪装侦查,假装成讨饭的村姑去绘制敌军碉堡之类的,比如周东屏绘制的许南公路防线图,现在还存在军科院。第二个是密码传递,比如1935年2月郧西会议使用,用绣花针在布条扎上眼,每个眼儿之间的距离代表电码。第三个任务当然是政治工作,比如女兵宣传组,还有在卢氏县创立了借粮还条制度,向群众借粮食之后,开出盖着部队印章的油布做的借据。
❻该部队有独特的情报系统运作方式,有三线情报网,第一线是地下党,以中药铺作为掩护,比如庾家河春茂永药铺。
第二线就是刚才说过的货郎陈廷贤等37名红色的商人,这些人用算盘珠的孔数传递敌军番号,一个孔等于一个团。
第三线是随军记者团,1934年12月成立红军首支战地记者队,用油印机出版战士报,直接领导群众斗争,例如在1935年3月24日出版的报纸上,还有分田的细则。
❼该部队平均每日行军75里大约37.5km,精确计算三个关键参数,他们有一种战术叫飘忽战术。他们会计算敌军合围的半径,以敌骑兵日行120里为基准,保持70~80里的安全距离。第二个要计算地形修正系数,比如在伏牛山区,将速度降至每天50里,但是夜间急行军达到100里,比如1934年12月5日的卢氏突围实录记载的。三个视角计算群众动员周期,每7天必须休整一天,用于发动群众,否则情报网会失效的。
❽例如独树镇战斗,也有三层技术动作协同,绝对不是光靠大刀冲锋的。那种情节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而且马上就壮烈牺牲了,面对的是敌人很多的先进枪械,如果那么做,那叫活靶子。
第一个是枪械的应急改造,因为太冷的话,枪栓会冻住,在旧时代很多都是这样的,枪栓拉不开就无法射击,所以用个土办法,第一是辣椒面,第二是尿液,涂抹在枪栓上解冻。
第二个办法是要设置地形的陷阱,比如在7里岗预先挖设绊马坑,深0.8米,宽1.2米。这样敌军的骑兵冲锋就会失效。另外就是声东击西的战术,出动手枪团,假装攻打砚山铺,主力从沈庄隐秘的小道穿越公路,这个窄的地方仅允许一个人侧身通过。所以也还是挺惊险的。
❾鄂豫皖苏区的土地制度很有创新,红二十五军土地革命有一种特殊模式。有“三不和三要”分田原则。
第一是不烧地契,是防止反动派报复,要登记造册,是苏维埃政府存档的。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让地主阶级彻底没指望了,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勾搭国军搞还乡团。根据当时的形势来说,还不能那样。
第二是不均分山林,是保留集体经营,要划定自留区,每户三亩地。
第三是不驱逐地主,是强制参加劳动改造,要监督改造。并且给他们设反省所。这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尽可能把他们改造好,而不是让他们将来怀恨在心,纠结还乡团回来报复人民。
实际的成效很好,根据鄂豫皖省委1935年6月15日的报告,在1935年5月统计有24个县区完成土改,90%贫农分得土地。
❿同时有经济体系和卫生体系,例如货币制度会发明一种油布做的苏币,面值有一角到5元,他们的储备金是食盐,一元就等于一斤盐。流通量达到23万枚以上。在埙西二天门建立了兵工厂,根据技术员张波同志,他们用缴获的铁轨锻造,也有一点工业基础,月产步枪80支,修复坏了的机枪的成功率也很高,高达83%。最后他们还有一个随军医院分3级的制度,前线距离火线小于一华里的距离,设简易的包扎所,进行简单的处理和救治,再往后放一点,是野战医院,配备于中草药和简单的做一点小手术处理的器材,在后方还有佛坪县的总医院,有可以做截肢手术的水平的器械。当然那个也是极其简陋的。就是总体治比不治强的意思。
他们虽然年轻,但战斗力并不弱,在长征出发的时候,他们每个连基本配备了六挺轻机枪,这是当时非常好的东西,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正是这些有点儿稚嫩的肩膀,不仅撑起了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大旗,还在长征途中为中央红军挣下了一份家产,留下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见面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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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红军本来就是统一的队伍,是彼此的同志,兄弟部队之间互相援助,这个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和阶级本性决定的事情。但是,还是要说红二十五军风格非常高,政治觉悟非常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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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藏《毛泽东手迹》第1卷收录了1935年10月毛泽东致徐海东的借款信原件,内容为↓
“海东同志:
请你部借二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月”
该档案编号为“中档·1935·财字第17号”,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卷》,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48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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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徐海东同志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下册第608页明确记录→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生活极端困难。毛泽东写信向红十五军团(由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借钱。军团长徐海东接到信后,立即令供给部送5000元给中央,并强调‘留下2000,5000给中央’。这笔款项对解决中央红军过冬困难起了关键作用。” 此记载依据中央档案馆原始电文及《徐海东自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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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纂、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官方战史(第247—248页)详细记载↓
“1935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后,供给极度匮乏。毛泽东致信徐海东借款2500元。徐海东当即召集供给部长查国桢,得知全军团仅存7000元现洋后,决定,‘留下2000元作部队过冬费,5000元送交中央。’并强调‘中央红军比我们更困难,我们宁可自己勒紧裤带,也要全力支援中央’。11月,供给部将5000元现洋护送至中央驻地。”
该书为国家军委审定的权威战史,引用了红十五军团供给部原始账册(现存解放军档案馆)。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卷第189页记载↓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徐海东以高度政治觉悟,将全军团7000元积蓄中的5000元无偿支援中央红军。此举被毛泽东称为‘对中国革命立了大功’,是红军内部顾全大局的典范。” 此结论基于1935年11月《红十五军团供给部向中央移交现洋的签收记录》(中央档案馆藏) 。
徐海东同志的《生平自述》,根据1983年出版的,第121页到122页之间,原文是这样的→“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的条子来借钱,我问供给部长查国桢还有多少钱。他说有7000块。我说:‘留下2000块,5000块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中央,不能和党讲价钱。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困难比我们大得多。”
他的回忆录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这是我们党认证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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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的杨志诚同志的回忆录,第156页说,“我持毛主席手条到红十五军团部,徐海东同志看后立即说:‘中央有困难,我们理应全力支援。’他当场决定拨5000元,并派警卫连护送。后来毛主席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此回忆与中央档案馆所藏《陕甘支队后勤工作报告》(1935年11月)完全吻合 。
当时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刘志丹同志被错误关押。到9月18日的时候,三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委,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但是暂时还没有履职。到10月19日的时候,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在10月下旬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得知红十五军团有一点物资储备比他们处境要好,所以写了刚才说的这个借款信。
之后在11月7日,毛泽东同志干预,释放刘志丹同志,之后他继续工作,后来不幸牺牲。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有个核心任务,是策应中央红军。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在没有中央命令之下,看《大公报》得知中央红军动向,他们就进行决议说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行动。为了牵制敌军,红二十五军在8月连续打下两当和天水切断西兰公路,迫使蒋光头抽掉三个师的兵力回援。这样就直接减轻了中央红军通过腊子口的压力。他们在7月15日省委会议记录上就说,关于红二十五军战略行动的决定,主动放弃根据地,因为得知中央红军动向之后,就72小时之内完成部队整编,仅留74师坚持游击战……在徐海东同志在永坪会师之后,立即表态说今后一切大政方针由中央掌管,我们就按中央指示办。他把一大半儿款项拿出来支援给中央红军,并且说这就是移交,这不算是借的。这个决策的本质也是策应中央红军使命的延续。
毛泽东同志写的留言说借2500元,徐海东同志在供给部的会议上强调这是送,不是借,党中央找我们借2500元,我们给5000元,自己留2000元。哪怕不吃不穿,也要保证中央红军过冬。
根据供给部原始账册(中央档案馆藏,档号J13/1935/财/047)记载↓
“1935年11月3日,拨中央现洋5000元(整),附清单:步枪300支、机枪120挺、弹药18箱、棉衣800件。” 未标注“借款”字样,而是“支援中央物资移交” 。
所以党中央要求的叫做借他这个写的是移交,不仅是钱,还有各种物资,武器。
表明改编之后的红十五军团无条件服从中央指挥。徐海东同志在干部动员会上对物资调配做出了严苛的标准,有三不送原则,他亲自核查。对武器要求机枪必须试射200发无故障,步枪膛线要求完好。比如在榆林桥战役中缴获的东北军新式步枪会移交给中央红军。
对药品他们的卫生部仅调拨未过期的磺胺奎宁,如果有变质的药品,一概销毁。对于棉衣,从战士的冬装当中抽掉了半数新棉衣,对于旧衣服全部打补丁缝缀,不许有脏的,不许有破的。把这些辛辛苦苦筹备好的东西点好数之后移交给中央红军,这不是一般的物质支援,这是盘点家底,在政治上的忠诚表达。
因为当时有一个坏事件,1935年9月,张国焘在阿坝,所谓另立“中央”,试图拉拢徐海东,派代表送过信来说, “红二十五军原属四方面军,应归建制”。石海东原封退回该信件,并严令部队说,凡提‘四方面军’者立即枪决。所以这个也是高级干部党性的关键标尺之一,用经济和物质支援表现出来一种典范作用,实质就是向全党同志宣告,红十五军团只承认党中央的权威。这对维护红军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
毛泽东主席在后来评价说海东同志在原则问题上比许多老同志更清醒。
彭德怀同志回忆,1935年陕北的困境是很真实,中央红军抵达时仅剩6000多人,人均不足五发子弹,70%的战士没有冬装,剩下的也是又残又破,张着嘴透着风的破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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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习仲勋传》的回忆说,更糟的是,当时陕北的苏区有个错误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等200多名干部被错误对待,根据地人口锐减40%。
那么中央红军得到5000大洋和那么多的物资,物资的实际价值,就相当宝贵了。金额也非常的高,相当于当时陕北500户中农的全年收入,可购买棉衣2500件,粮食15万斤。毛泽东同志后来终身铭记,因为这些钱和物资直接决定了中央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继续斗争。所以后来一直都说,红二十五军是中央红军之向导,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战略定位。就像毛泽东同志说,后来一辈子都感恩,这件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关头维系组织统一的核心逻辑。这不光是支援大洋和物资,这是系统性地移交了根据地,这就是我军和封建军阀各立山头的那种人有本质不同。1935年移交陕南游击区,含三个完整的县委,17个区委以及2000多名地方武装,这是刘志丹1935年11月10日报告的。除5000大洋之外,还有移交步枪3000支,子弹40万发和棉衣8000件。鄂豫陕省委建立的陕甘情报站,直接向中央提供湖东南部的部署图。在1936年东征就用上了。这些都是他们的战略价值,曾经长期被低估了,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后来红二十五军走出了97名开国将军,这些都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
所以说红二十五军不仅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的任务,在那个开天辟地的时代,他们用一支最年轻的红军队伍,为党和人民保留了革命火种,在红色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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