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袁隆平逝世5周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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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13日，北平协和医院，一名男婴呱呱坠地。为他接生的是年仅27岁、刚刚入职一个多月的住院医师林巧稚。这个孩子的出生登记簿上，英文一栏写着“Baby Yuan Hsing Lieh”（袁兴烈的小孩）。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无数人都在为吃一口饱饭而奔波。这行登记信息，很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里，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连这个孩子自己也将出生年份记成了1930年。没人会预料到，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他将与这个国家的吃饭问题紧紧联结，并最终用一辈子的时间，给历史写下了一个分量极重的答案。

他就是袁隆平。

5月22日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的日子。当岁月的指针再次拨转到这个饱含追思的节 点，我们回望他的一生，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的奋斗轨迹，更是一个民族从饥饿走向饱暖 、从贫弱走向自强的跨越。

《袁隆平传》

周桦 著

2026年5月

*下文摘编自《袁隆平传》 周桦 著。

一、初心：饥寒岁月里，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志

读懂袁隆平，先要读懂他起步时所处的年代。

1959年至1961年，全国陷入严峻的粮食危机。袁隆平当时是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他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家乡的饥荒迅速波及他们的生活。他看在眼里，痛心不已。

那时的安江镇，街头随处可见触目惊心的饥荒景象，关于“饿”“饿死”的话题每天都在此起彼伏被提及。当袁隆平下到农村去出差时，一些画面则让他记忆终生：在田埂边、马路边，迎面摇摇晃晃走来一人，几乎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倒下、死去；这些人，无一不是面黄肌瘦、骨瘦如柴。

如果说在更年轻的时候，袁隆平面对时代，面对个人的命运，更多是感慨，那么经历了三年大饥荒之后，袁隆平开始真正把个人与国家、与民族联系在了一起。饥饿之中，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责任感：

“学农的人不就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吗？”

“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袁隆平说。

彼时，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伪科学理论在中国农业界盛行，基于这套理论推广的密植、深耕等做法，非但没能增产，反而酿成苦果。而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下，质疑权威需要莫大的勇气。

袁隆平选择了一条逆行之路。他回归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路线，坚信水稻具有杂种优势。这一判断，遭到当时国内多数权威的否定。

他的逆行之路困难重重。安江农校设备匮乏，连显微镜都要几个教师轮流使用；他的同伴，只有几个农学基础薄弱的学生；甚至有人趁夜将他辛苦培育的试验秧苗全数拔除，几年心血毁于一旦。

但袁隆平没有停下。

1964年，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1966年，他将研究成果整理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那一年，中国正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发表这篇论文需要极大的勇气，有一位名叫赵石英的国家科委干部，顶着巨大政治压力，以最快的速度给湖南省科委发去公函，表明国家科委对袁隆平研究的支持态度，才使这项研究没有在最危险的时刻夭折。

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袁隆平最忙碌的日子。除了教学，他放下教案就会直奔农校的水稻试验田，科研、试验通通让位给找“大穗”。烈日之下，在一片稻田中找“大穗”，既要眼力又要体力，偷不得半点懒。

袁隆平大部分时间都会穿行在稻田中，他孤零零的身影在稻海里不停歇地移动着。他常常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镊子，去观察、去挑选穗子大、籽粒饱满的水稻母本。这时候，他会全身心地调动自己的智慧，运用自己的洞察力，这样才可能有更独到的发现。

科学需要勇气，科学也需要那些在特殊年代仍然秉持良知的守护者。

二、破局：举国体制铸就“野败”奇迹

1970年11月，海南三亚南红农场的沼泽边，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当地农技员冯克珊发现了一株“假禾”，袁隆平将它命名为“野败”。

这是一株天然野生雄性不育稻。

这株貌不惊人的植株，打开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核心锁钥。

但接下来的技术攻关，单凭袁隆平三人小组的力量远远不够。

此时，国家层面的力量介入了。

1971年，国家科委、农业部和湖南省委联合协调，组建了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来自全国18个省市、100多个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这便是我国“举国体制”下科研大协作的经典范例：共享材料、共享技术、协同攻关。

这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的典型体现，在国家目标面前，力量可以以超常规的方式聚集。

外部的支持力量显然是足够大了，对于袁隆平而言，协作模式的启动是极大的支持，也是一种压力：

“国家的支持让我的责任感越来越强烈，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973年，袁隆平团队宣布三系配套成功。

1975年起的4次扩繁，让杂交水稻种子从177公斤增长到11万公斤。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当年推广面积即达208万亩，产量较常规稻增产20%以上。

大推广，大丰收。中国人已经知道，有一种水稻可以丰产，可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这对于有饥饿历史记忆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音，无异于一次粮食革命，“革”掉了饥饿的“命”。

三、攀登：为14亿人“端牢饭碗”

解决吃饱饭的问题后，袁隆平并未止步。他深知，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在其著作《谁来养活中国》中，提出：如果中国仍然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发展下去，到2045年，人口将达到16.6亿峰值，届时一旦中国的粮食增产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将造成中国的粮食危机。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的粮食危机将蔓延至全世界，带来全世界的粮食短缺和粮价暴涨，造成世界粮食危机。

这一论断一度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讨论。

但布朗显然忽视了杂交水稻技术给中国注入的强大力量。

从1949年到1973年，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都在300公斤以下，但在1973年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后，1974年就突破了300公斤大关，达到了人均303公斤。1976年杂交水稻技术在全国推广，当年中国的水稻产量即增加了20%以上。

199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约4.67亿吨，算下来人均粮食占有量385.25公斤，还没达到世界粮食安全线（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到了1996年两系法杂交水稻推广后，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终于突破5亿吨大关，达到5.04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412.21公斤（当年年末全国总人口已达12.2389亿），首次超过400公斤，达到粮食安全线。

从亩产300公斤到突破1500公斤，半个世纪，五倍的跨越。这背后，是一个国家从饥饿走向温饱、从温饱迈向小康的真实历程，也是袁隆平团队一次又一次刷新世界纪录、用实力给出中国答案的历史见证。

面对成绩，袁隆平说：

“这个纪录远远领先世界水平，证明我们中国人能靠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这不仅为我国的粮食发展提供了科研支撑，更增强了中国人‘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的信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被列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袁隆平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攻关，正是这一国家战略最有力的科技支撑。

在外媒眼里，袁隆平这个名字含义深刻。

1990年5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言：

“稻米，在汉语中，不只是一个名称，在‘高产水稻之父’袁隆平看来，这个词的重要含义只有一个：生命。”

四、超越：一粒中国种子，播撒人类共同的希望

袁隆平的格局，从来不止于中国。

他有着广为流传的“两个梦”：一是“禾下乘凉梦”，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那样大，他和同事们坐在稻穗下乘凉；二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让中国的杂交水稻走向世界，为解决人类饥荒做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袁隆平几乎每年都要安排大约3次去菲律宾的行程，亲自去进行技术指导。1980年9月，在育种技术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农科院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在长沙联合举办了第一次国际杂交水稻育种培训班，袁隆平作为主讲，和来自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讲授了课程。从那时开始，长沙就成了杂交水稻技术学习的圣地，开始了每年1~2次的长期国际培训，为6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几千名技术人员。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安排下，袁隆平在1990—1993年3次赴印度，逐个深入考察了印度当时已经建立起的10个杂交水稻项目中心的基地和田间材料，在育种、栽培和制种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本就有第一次绿色革命根基和一定杂交水稻基础的印度在此期间突破了技术瓶颈，一共选育出了35个适合当地的杂交组合，每公顷增产1.2~1.4吨。

“我心里无比高兴！”

任何地方的杂交水稻增产对袁隆平来说，都是极大的快乐。

2017年8月，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农牧渔业部植保司司长萨乎里一行，专程赶赴长沙拜访袁隆平，带来了一件格外特殊的礼物——一张面值2万阿里亚里的新版马达加斯加纸币。翻过纸币背面，印着一束像花朵绽放般的水稻穗。

“这是您的杂交水稻。中国的杂交水稻是马达加斯加人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马达加斯加人民因此已经基本摆脱了饥饿。”

客人告诉袁隆平。

他拿着那枚纸币，看了看，笑着说了两个字：“好看。”

马达加斯加是非洲第一大岛，曾被誉为“印度洋粮仓”，水稻是其主要农作物，但长期受制于种子质量和技术瓶颈，粮食严重依赖进口。2007年，在中非合作框架下，湖南省农科院携手袁氏种业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历经数年攻关，成功培育出适应当地土壤气候的高产品种，平均每公顷产量从2.5吨跃升至7.5吨，是原来的三倍。到2023年，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的累计推广面积已达5万多公顷，这个国家也因此成为非洲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国家。当地人给杂交水稻起了个名字，叫“擦拉贝”，在他们的语言里，意为“最好的东西”。

作为粮食问题的解决者，袁隆平在粮食紧张的非洲和东南亚尤其显得贡献卓著。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曾评价袁隆平：

“对我们菲律宾人来说，我们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由此见证的菲中两国关系的促进，大部分要归功于袁隆平教授的远见卓识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杂交水稻，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最具分量的农业科技公共产品之一。这也是一种外交语言，一种超越意识形态、以粮食为纽带的人类共同体叙事。

五、赓续：种子落地，精神生根

历经这么多年的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后，袁隆平已然不能仅仅以“科学家”的身份来定义自己，他要求自己必须做一个密切关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家。

2018年，湖南省政府批准将“三一”粮食增产工程设立为湖南省重大农业科技专项，全称为“‘三分地养活一个人’粮食高产绿色优质科技创新工程”。

此时，袁隆平已经年近90岁高龄。

2019年，在袁隆平团队指导下，3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三一”工程攻关。项目以“良种+良法+良田+良态”为技术路线，开发出5种种养结合攻关模式，涵盖双季超级杂交稻、再生稻、稻渔综合种养等多个方向。历经三年努力，示范区总面积达16.7万亩，技术辐射面积超210万亩，年亩产折合原粮1200公斤以上，“三分地养活一个人”的战略蓝图顺利实现。

2020年，“三一”工程完成阶段性目标，为湖南省“稳供给、重科技、推动传统农业升级”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技术支撑。益阳赫山区、常德临澧县连续两年实现万亩示范片，成绩亮眼。

更为重要的是，攻关过程中一批科研成果相继落地：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体系日趋成熟，镉低积累水稻、耐盐碱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镉大米”难题得到有效遏制，中国杂交稻在高品质育种上迈出了开创性一步。

袁隆平研究的只是一粒种子，但心中想到的，却是亿万人的生存大事：

“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事。粮食不单单是商品，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就会受制于人。关键时刻，一粒小小的粮食，将绊倒巨大的中国。粮食问题只能依靠我国自己来解决。”

“在中国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保护耕地与发展用地的矛盾已十分尖锐，中国的科学家必须要研究出办法，让农民在中国因城镇化日益减少的耕地上，用更少的田种出让更多人吃的粮食，这就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因此，提高产量，也就必然始终作为杂交水稻育种的第一目标。我国的超级杂交稻研发，理应不断地把产量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并继续为保障粮食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六、尾声：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在长沙与世长辞，享年91岁。

那天，长沙下着雨，湘雅医院门口，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召集，人们自发聚来，手里都捧着从附近花店买来的菊花，或是从路边摘来的野花。16时20分许，灵车自地下通道缓缓驶出。夹道等候的人群中，有人喊出来：“袁爷爷——”“袁爷爷，一路走好！”声音并不整齐，却连绵不绝。

那几天，长沙外卖平台接到了数以千计的特殊订单。下单人来自广东、福建、重庆、北京——无法赶到的地方。他们在备注栏写下地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或者明阳山殡仪馆。骑手们按照寻常流程接单，骑着摩托车穿过长沙的街道，把花送到。

一位70岁的农民周秀英，和家人一起来了。问她为什么来，她抹着眼泪说：

“知道他走了，一定要来送送他，我们种田的，对他有感情。”

2021年11月，袁隆平落葬。墓穴盖子以稻穗纹样装饰，摆着一碗粳米和一碗稻谷，以此祭奠这位一生在稻田里工作的科学家。他生前最常用的几样东西：眼镜、放大镜、笔。同骨灰一起放入墓穴。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写下的一句话：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落葬仪式一个月前，第三代杂交水稻“叁优一号”完成测产——双季稻周年亩产1603.9公斤，新的纪录被创造。他的继承者们，在他离开后的第一个秋天，用这样的方式，回应了他的一生。

粮食，归根结底，是最朴实的事情。一个人能吃上饭，能把这碗饭端稳，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沉甸甸的事。

袁隆平一生做的，就是这件事。

让历史如此快速翻过饥饿篇章，切除中国人记忆中最痛苦那根神经的人，正是袁隆平，以及以他为旗帜的一大批农业科研工作者。

他们，值得被一代又一代人阅读、铭记、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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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5年打磨，走访6省市调研，厚积薄发，隆重呈现

编辑：闪闪| 审核：孙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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