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实、创作伦理与弱者践踏：谈谈“监狱来的妈妈”

《监狱来的妈妈》引发争议之后，我看到很多讨论。很多讨论都跑偏了，成为一种情绪化站队。

有人甚至把它当成一个政治问题，上升到“冲击国家秩序”、“挑战司法权威”、“境外势力渗透”的高度。

这世界是有些颠了。

在这里，我主要从创作伦理方面谈谈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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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说下赵晓红有没有被家暴。这个问题最有力、最核心的材料，无疑是“赵晓红杀夫案”的判决书。

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是能够被证据证明、并被法律认可的事实。它由证人证言、录音录像、鉴定报告、合同文书等构成。法律只认这些东西，因为法院不是神，它不能进入人的内心，也不能回到案发现场，只能依靠证据去定责任、判输赢。

在赵晓红案中，法院最终没有认定家暴。但法律事实，并不等于全部事实。很多时候，现实中存在的事情，但法律上无法认定。

案件材料里，赵晓红自己的供述是这样的：

2009年4月15日晚，她和丈夫因为床的问题发生争执。她说丈夫把她从床上强行拉下来，打她的头，又踢她后腰。她跑到客厅，看见桌上的水果刀，拿起来指向丈夫。丈夫继续扑过来，她下意识挥了一下，刀扎进了胸口。

随后她自己吓晕过去，并让室友报警、叫救护车。

这个供述的问题在于：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她遭受暴力。没有伤情鉴定，没有录像，没有邻居证言，没有长期报警记录，所以法官无法确认。

但不等于普通人不能进行“自由心证”。

所谓自由心证，就是人根据理性、经验、逻辑、常识、同理心，对证据真实性和证明力进行判断。

我个人的自由心证是：当时丈夫大概率是动手了的。

原因不展开了，因为也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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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赵晓红能不能创作、讲述、出演一个与判决书不完全一致的故事。

一项刑事判决，除了刑期，还有附加刑，比如剥夺政治权利。而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赵晓红当年的判决，是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那么5年之后，她就重新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她当然可以喊冤、申诉、接受采访、出书、拍纪录片，也有权利通过上述方式质疑司法系统。

这本来就是现代法治的一部分。

问题真正复杂的地方，不在于纪录片，而在于商业电影。

因为纪录片、采访、自传、申诉材料，这些属于非虚构创作。它们的目的，是还原事实、追求真相。它发力的方向，是司法系统、公共舆论和历史记录。

但商业电影，属于虚构创作。

虚构作品不需要接受严格真实性检验，它可以改编、重组、象征、隐喻、艺术加工。它的功能，不是寻找真相，而是塑造形象；它面对的对象，也不是法官，而是普通观众。

当一个真实案件当事人，用自己的真实身份、真实经历，去演绎一个可以虚构的故事时，她其实同时拥有了两种东西：一方面，她不需要承担严格的真实性义务；另一方面，她又天然享受“真实事件”带来的情感冲击与宣传效果。

她不是在寻找真相，而是在经营真相。

3

美国社会很早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山姆之子法案”，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纽约州担心罪犯通过出书、影视改编等方式，把犯罪变成赚钱工具，于是立法限制其收益。

官司一直打到90年代。后来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人犯过罪，就剥夺他的言论自由与创作自由。所以最终形成的原则是：可以创作，可以表达，可以拍，也可以演，但相关收益应优先用于赔偿受害者。

也就是说，美国从一开始到最后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禁止表达，而是限制“用犯罪获利”。

这件事在美国争议了几十年。美国社会整体是很警惕“罪犯明星化”的。

所以很多美国导演，即便法律允许，也不会轻易让案件当事人本人去出演商业片。因为这会带来极大的伦理争议。

中国过去并没有真正讨论过这个问题，《监狱来的妈妈》是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摆到大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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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事件里，我觉得赵晓红本人并没有太大问题。

当初导演进监狱拍纪录片时，她愿意面对镜头，本身已经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后来出狱后，导演又决定把它改编成商业电影，她继续参与出演。

我看过她的一些采访和发言，我个人感觉，她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直面自身的人。

我们在谈论赵晓红时，是要确定她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已经为她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已经用15年的刑期赎罪了。

她不应该承受现在网络上那么大的恶意。

我觉得问题最大的，是导演和制片人。

首先，一个导演能进入监狱长期拍纪录片，大概率意味着与司法系统存在某种委托或合作关系。

纪录片和商业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你以纪录片名义进入，最后却做成商业电影，存在“性质转换”，是一种欺骗或违约。

其次，他利用纪录片带来的真实性便利，去给商业片增加宣传价值，这也存在创作伦理问题。

最后，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操作会给赵晓红、受害人家属，以及公众，带来多大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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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有争议，不等于应该下架作品；有争议，更不等于应该封号。

如果存在备案、龙标、程序违规，可以依法处理。但不能因为作品存在争议，就直接抹杀别人的劳动与创作，更不能不让人表达。

更让我反感的，是一些网络舆论。

有人说什么“他们有组织地冲击中国司法秩序，以后再去积聚力量，下一次再来”，还有人动不动就往“境外势力”上靠。

而这些话，往往还能得到高赞。

那种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一种把一切问题简化成敌我斗争的味道。

很多人并不真的关心备案、龙标、程序、司法。他们真正享受的，是一种“裁决他人”的快感，尤其是面对弱者，他们异常积极和勇敢。

于是，一个坐过牢的女人，因为一部有争议的电影，成了某些人集体踩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