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二战日本政治逻辑：看似风光的首相、天皇，为何只是军部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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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早在1938年11月，当时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在侵华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之后，发表了有关“东亚新秩序”声明。该声明宣称日本侵华战争的目的是在日本、“满洲”和中国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并诱惑蒋介石国民政府，要求其放弃以往“反日政策”，并且“刷新人员组成”，则日本将不拒绝其参与“新秩序的建设”。

这份“东亚新秩序”声明是侵华战争“泥沼化”的开端，提出了中国除了汪精卫等投降派之流，其他各派势力都无法接受的所谓“和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中国必须允许日本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军，而且日本驻兵地区的铁路、航空、通信、主要港口航道的监督权归日方所有。在华北和内蒙古为日本搞“开发”提供所谓“特殊方便”。至于“刷新人员组成”，实际是要求中国变成一个无中央政府的“自治政权联合体”。最后，中国还得赔偿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这些要求等于是要求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1、“东亚新秩序”的梦呓

“东亚新秩序”彻底否定了一战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日本开始与德国、意大利考虑，以侵略的火焰烧遍全球，然后在一片焦土上建立由他们来掌控世界的“新秩序”。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向着这三个结为“轴心”的国家开战，注定其毁灭性的结局。

而“东亚新秩序”与近卫欣赏的陆军统制派，对于世界战略大局设想互为“表里”。实际上，“东亚新秩序”声明本身就是以稻田正纯为首的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起草的。作战课的方针草案，基本内容没有本质上的修改，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获得通过。这就是“大日本帝国”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的政治运作方式。当然，近卫内阁和日本陆军中央在发表了这个“东亚新秩序”之后，除了吸引汪精卫、周佛海之流跑去南京搞了个傀儡政权，几乎一无所获，侵华战争照旧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起草的“东亚新秩序”方针也反映出统制派幕僚的一贯思路，即侵略中国的战争并不是要彻底灭亡中国，让日本全面统治中国。这场战争本来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为了防备下一次世界大战，确保战争所需的军需资源和经济权益。

1935年11月被皇道派军官杀死在办公室中的永田铁山最早提出这一构想，统制派考虑的是对下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近在眼前的，可能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爆发的全面大战。

1939年9月，即希特勒“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个月份，武藤章就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统制派此时已牢牢掌控日本陆军中央的实权。武藤章认为在坚持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基础上，建设日本国内体制即建立“国防国家体制”和尽早解决日中战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武藤章所说的“国防国家”，指的是从“平时”开始建设面向“国家总体战”的体制，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举国一致”态势的国家。换言之，就是按照战争目的，组织和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全部力量，能够在“有事”时立即发挥“综合国力”的国家。日本“国防国家”体制一直持续到1945年，最后被战争的铁锤敲碎，“残片”却附着在日本这个国家的肌体上，直至今日。

如果要寻找一个日本身处太平洋战争中的“国家体制”锻造者，那个人既不是裕仁天皇，也不是东条英机，而是这个武藤章。当然，他不是这套体制背后思想的创制者，也不是单独一个人完成了这项“伟业”，但可以把他称为“最深度参与者”。

1940年初，武藤章作为军务局局长责令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军务课课长河村参郎负责起草所谓“综合国策草案”。到6月中旬，武藤等人根据草案编写了《综合国策十年计划》。

该计划案明确提出，为了执行国策，要确立“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创立全国性的“国民总动员组织”。这个日本陆军期待的“国民总动员组织”，与当时日本政界中何人的主张一拍即合呢?就是近卫文膺。近卫文麿的亲信已经发起了成立“新党”的运动，准确地应该称为“政党整合”运动。

通过积极推动所谓“近卫新体制”，《综合国策十年计划》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它的企图是由亲军方的政党确立独裁体制，后来演变成通过近卫新党的政治领导力实现“一国一党”下新体制的行动。

1940年3月左右，近卫的亲信开始了建立“近卫新党”的活动。到6月上旬，武藤称全军赞成近卫出马和组建新党，并将暗中支持。这意味着他设想把近卫新党当作《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的“强大的政治领导力”。

而且，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他还作为常任理事参与策划8月下旬成立新体制准备委员会。对于武藤来说，这是为了组建具有“强大政治领导力”的亲军方的新党。

1940年7月26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新内阁推出了“基本国策纲要”，实际上这份“新体制纲要”基本沿袭了此前武藤章直接交给近卫的《综合国策基本纲要》内容，而《综合国策基本纲要》又基本是《综合国策十年计划》的衍生物。

接着又恢复了第一次近卫内阁下台后中断了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第一次组阁时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实质上是为了把日本彻底打造为世界法西斯轴心一部分，悍然发动世界性大战，而进行第二次组阁。其内政的基本方针就是完全对照着外交方针的转变，推动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

2、近卫的三次组阁

第二次近卫内阁内政的中心问题，是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新体制运动向前发展，然后再利用新体制的政治力量来加强帝国当局的法西斯权力。为了配合“国政的一元化”，要求经济统制也实现“一元化”。这就是日本史学家所言“1940年体制”，其终结并不是在战败投降的1945年，那不过是这套体制经历的一个“坎”。其真正终结发生在战争结束40多年，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辉煌一时的“经济泡沫”破灭后。伴随近卫第二次组阁的是日本政党制度在表面上也走向消亡，“旧政党”纷纷开始自动解散。

近卫1940年8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一运动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绝不是所谓政党运动。毋宁说它应该成为使一切政治党派、经济团体、文化团体在公益优先的精神下统一起来的超越政党的国民运动......身在庙堂之中，肩负辅弼重责的人，必须站在整体的立场上，不允许从事其在本质上属于这一部分同那一部分对立斗争的政党运动......然而，我们也坚决反对采取所谓一国一党的制度。不管这种制度在其他国家取得了多么卓越的成就，然而要把它搬运到日本来，那将违背我们一君万民的国体根本精神。在我国，万民都有‘翼赞’的责任，绝不允许某个人或一个政党利用权力垄断‘翼赞’的职责。”

这与他在1944年7月领导推翻东条政权时所说的话前后一致。东条遭群起反对，根本原因不是他力推日美开战而导致败局，而是因为他作为日本军事和政治层面一把手，至1944年事实上包揽了“翼赞天皇”的权力，而天皇事实上也信赖东条，直到严酷的战局不再允许东条政权存在。近卫对这个事实并不理会，他本人就是当年与武藤章一起成为所谓“新体制”的始作俑者，这套体制除了蹦出一个又一个“东条”，很难有其他结果，除非在庞大战争机器面前被彻底打趴。

第二次近卫内阁于1941年7月17日倒台，在天皇严令之下18日就组成第三次近卫内阁，“折腾”的原因很简单，近卫本人与武藤一样清楚认识到日美两国国力悬殊，一旦开战，意味着日本帝国的末日将要到来。但讽刺的是，他与武藤共同推动的“新体制”事业无可避免地将日本推向对英、美开战。

近卫对于避免日美开战不可谓不“努力”，第三次近卫内阁的核心人物是丰田贞次郎，他取代了强硬的松冈洋右担任外相。1941年，美国对日本实施战争物资全面禁运之后，丰田照会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宣称日本无意入侵法属印支以外地区。另外，他还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同样内容的请求，寻求恢复日美两国之间的通商。

近卫还打算靠“人格魅力”说服罗斯福。1941年8月8日，他向美方提议在夏威夷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此时日本海军已经在谋划用海军航空兵远程突袭夏威夷珍珠港。

近卫想依靠自身魅力从罗斯福那里获取勉强可以接受的和平方案，然后直接找天皇批准决定，绕开军部，实质上就是“请求圣断”。如果近卫做了这样的事，就意味着1945年8月9日挨了第二颗原子弹之后，铃木贯太郎在东京那个地下室中使出来的“请求圣断”手段，根本称不上突发奇想，而是一个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经摆在首相面前的“工具”。这个“工具”为什么当时不用?很简单，裕仁不是一个装装样子的“国之机关”，他是一个倾向于战争的实权统治者，这个“人间神”让军部的战争狂肆无忌惮。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当局做出“对英美开战不可避免”决策是在1941年9月6日举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遂行要领》。

通过“国策要领”，日本在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层面上正式决定，到10月上旬日方要求仍然没有希望获得满足时，将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事实上，在场没有一个人天真到认为一直都态度强硬的美国会突然软化态度。

在此次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念了两句明治天皇的诗句，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奈何风雨乱人间”。战后许多文艺作品都演绎了这个情节。关于天皇突然“诗兴大发”这件事，军务局局长武藤试图加入自己的意图，于是向军务局内部的部下传达说：“这无论如何是命令在外交上达成协议。”

也就是说，天皇裕仁想避免开战。然而，要指出的是，明治天皇当年作这两句诗，是在日俄战争爆发时。裕仁的爷爷当年作诗也没有阻止战争，为何裕仁念诗是想阻止战争呢?说不定他觉得此情此景就是历史的重复，日本将再打一场“伟大圣战”，让昭和时代能够像明治时代一样被后人景仰。

判断裕仁真正意图的依据不在这两句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的诗，而是在作此决策期间近卫的表现。无论是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还是在内阁会议、御前会议上，作为首相，此前还吵嚷着要去亲见罗斯福总统的近卫文麿，都没有对决心向美、英、荷开战表示反对。先前他表明决心要绝对避免日美战争，对美大幅让步，这些“豪言壮语”似乎一夜之间都烟消云散了。

也许他担心遭到陆军的抵抗而被迫内阁总辞职，也许他有信心能够通过外交谈判避免战争。但他的希望在10月11日美方正式告知日方绝不会让步之后破灭。近卫在16日宣布内阁总辞职，将政权拱手让给东条英机。近卫没有使出“请天皇圣断”这最后一招，也许这个善于“揣摩圣意”的政客，当时就心中明了，天皇“圣断”无法用来阻止“国防国家”这台战争机器滚滚向前。

3、小矶的新瓶装旧酒

时间来到1944年7月，东条政权终于被推翻，此时日本的外部形势天翻地覆，可是内部问题一概照旧，并且日益严重。作为预备人选的小矶国昭被提拔为“朝鲜总督”，东条给予他向中央政界发展的机会。因此东条说:“我辞职后，由小矶接任就很放心。”小矶内阁不过是东条内阁的延续，虽然东条在这个新内阁中连个陆相的位子都没捞到，但在日本陆军乃至日本全国上下，东条的影响力巨大。小矶国昭内阁成立于7月22日，就在同一天，陆军参谋本部起草了一份“在今后的国政运营中陆军的对策”。

这份起草人是谁都不清楚的文件，一开头就指出“陆军依然是这场战争的中坚力量，必须在确认战争指导的先驱下，指引海军、鞭策政府向着胜利迈进。然而，随着世界形势的退役，应观察战争动向，不要错过转机。就现内阁的执政状况分析，应断然确立战时态势，以陆军为实质性中心，将战争进行到底”。

这份起草者不明的文件是陆军内部的东条派分子撰写的。虽不能断定它是陆军的共同认识，但陆军中占主导势力的战争持续派的态度与1941年一样强硬，对想推动投降工作的重臣来说，是巨大的障碍。无论当时日本战局多么惨淡，政权更迭只能用来削弱东条本人的权力，无法动摇军部对整个日本的掌控。当时的小矶内阁，对战争指导表示“现阶段还不能断言没有在最后一战取胜的希望。即使不能歼灭敌人，如果能将敌人暂时击退，那时讲和也不晚”。

在前线战场上大量的“自杀飞机”准备好了，所谓“将敌人暂时击退”的希望被寄托在狂热的“神风特攻队”身上。为了形成对日本有利的战争局面，战争还要继续。推翻东条内阁建立小矶内阁的重臣，在组阁当初就对这个新内阁不抱多少希望。

小矶内阁的内务大臣大达茂雄公然提出：“战况令人绝望，对小矶内阁已经失去信心，这种内阁应尽早倒台，组建和平内阁。”小矶国昭似乎也不是那个最终“承担责任”的最佳人选。

1944年9月7日，也就是决策对英美开战过了整整三年的这个时间点，小矶内阁对日本全体国民发表了首次施政演讲，提出了六项当前的施政方针：增强斗志和确立必胜国家态势，增强战力，增产粮食及稳定国民生活，彻底实行劳务和国民动员，强化国土防卫，动员并应用一切科学力量。

总之，明确指出要继续战争，为扭转恶化的战局而倾尽全力。这样的施政方针，让人提出巨大的疑问：有必要搞一场政变，打倒东条英机来实施吗?

小矶认为在国内军需生产能力困窘和陆海军战力消耗的状况下，既然要继续战争，就必须形成“举国一致的强有力的战争指导态势”。这又引发了疑问，重臣集团团结宫内集团打倒东条，就是因为害怕其过于集权之后导致日本陆军搞“左翼革命”。然而，小矶一上台就高唱“强有力的战争指导态势”，如何避免陆军权力进一步增强?但不管怎么说，小矶只能“喝旧酒”，搞一个“新瓶子”，他以战局紧迫为由，发起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为成员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得到敕裁许可。

不过，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对于统帅部的“独立”性质仍然没什么办法。小矶的方针只能是企图在1944年底以前彻底集中最后的力量，努力来击破盟军的进攻。

由此导致的就是战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战斗“菲律宾大海战”。当然结局是日本海军彻底失败，此后日本海军丧失了基本作战能力，坐视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制造虚假战绩，向民众说谎，是小矶特别擅长的事，日本国民在1944年底仍然提着灯笼庆祝一系列“大捷”。但盟军很快用“地狱之火”告诉他们真相。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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