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民族主义的畸变｜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金观涛老师以观念史与系统论交织的视角，追溯了这一致命转化的完整逻辑链。他指出，一战前民族主义本是建立现代社会的最高动力，但战后阶级斗争泛滥、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崩塌，使得民族主义被迫“内化”——从对外捍卫主权转向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并在此过程中否定了个人权利。更危险的是，民族主义与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将人种优劣论披上“科学”外衣，催生出以种族清洗为目标的纳粹意识形态。

金观涛老师对比分析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乃至日本军国主义的不同形态：有的与天主教社会有机体整合，有的直接从生物学推出种族优越论，但其本质都是“由一种超越视野直接规定现代社会组织蓝图”——这是对契约社会与个人权利的彻底否定。阿伦特称之为“极权主义”，金观涛老师则将其定位为20世纪现代社会中“重返传统社会有机体”的致命尝试，其代价是法治崩塌、道德瓦解，以及数百万生命的消亡。

图： 欧仁·德拉克罗瓦 《自由引导人民 》

民族主义的畸变：法西斯主义和纳粹

文/金观涛

民族主义的内化：对抗阶级斗争

法西斯（Fascist）一词，源于拉丁文Fascio，后一术语的意思为“棍杖”——用红色带捆缚一束榆木或桦木，在古罗马，由跟随在执政官后面的侍从捧持，象征权力和统一。表面上看，对法西斯的推崇似乎是社会组织蓝图向TI和T3结合前状态（罗马帝国）的回归，实际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出现。这就是民族主义由认同纽带转化为压迫其内部人民的力量，以克服不断泛滥的阶级斗争，并建立否定个人权利并以民族整体为终极意义的国家。

法西斯主义（Fascism）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由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提出。意大利与德国不同，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它没有出现战争动员所引发的社会脱序。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起源的轨迹，十分典型地表现出个人权利正当性遭到怀疑，进而导致工团主义兴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演变成法西斯主义。

我在之前指出，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和德国均为民族主义极强的国家，在民族主义推动下，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意大利民族主义既不同于德国的民族主义受挫，也不同于俄国的民族主义被马克思主义取代，而是在一战后继续存在，并希望实现战争所未达到的目标。这时，阶级斗争在经济困难中兴起，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迅速转向以镇压阶级斗争为目标，也就是对象的内化，并最先转化为法西斯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一战的复员军人身上，他们追随墨索里尼成立“褐衫队”，对社会主义者实行打、砸、抢。

历史学者威尔普指出：“法西斯主义植根于19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那些从统一到大战爆发期间拥护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人们的支持。”正因如此，意大利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最早掌权的国家。民族主义内化使得虚无主义和愤怒的行动主义席卷欧洲。诗人们公然宣称他们厌恶“垃圾文化”，有人甚至说：“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就会拔出手枪。”

图：阿尔希普·库因吉 《夜景 》

为什么民族主义对象内化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呢？在民族国家战争中，民族主义以外部对象为斗争目标，借以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国家的主权与该国国民的个人权利相一致，所以一战前的民族主义不反对个人权利。随着现代社会内部弊病的暴露，工人阶级展开了独立的政治运动，并批判反思“普遍的个人权利”这一观念。代议制政治制止阶级斗争不力，有产阶级只能依靠民族主义的内化，以对抗工人运动。

既然普遍的个人权利观念已遭到工人阶级运动的反思，对抗工人运动使得内化的民族主义亦否定个人权利。民族主义最初通过认同将有权利的个人集合起来形成主权国家，如果民族主义与个人权利无关，民族国家就会以其自身为正当性，而不是建立在两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之上，这种情形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轴心文明中，国家正当性必须从超越视野推出，民族国家自身不具备正当性，其正当性源自分离共存的多重超越视野之上的现代观念。因此，民族国家否定个人权利，以其自身为正当性，这是轴心文明诞生以来的文化大倒退。

中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恐惧越深，法西斯主义的反弹越强，法西斯主义者在很多欧洲国家的掌权都源于1929年经济大萧条。1873年，西方社会曾发生金融恐慌，从1874年到1883年，德国几乎没有经济增长，全靠19世纪80年代各国的军备竞赛才走出了大萧条。但20世纪一战结束以后，军备竞赛停顿，经济危机再次来临，且比19世纪70年代更为可怕。1929—1933年，股市暴跌85%。全世界工业生产力降低44%，世界贸易减少65%，这场经济危机持续了10年之久。

1932年，德国有600多万人失业；美国失业人口高达1200万，工业产值跌落了47%，其中钢铁工业的产值下降了80%，汽车工业下降了95%。现代社会大难临头，几乎回到野蛮状态。在失业工人的生活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个人权利的可欲性被破坏，阶级斗争泛滥，与其对抗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高涨。问题在于，法西斯主义以民族主义斗争的内化与工人运动相对抗，一直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如果民族主义的内化要获得与阶级斗争同等的正当性，必须转化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即从一种超越视野推出，或者与某种超越视野相整合。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存在两种超越视野，一种是天主教信仰中的T1，另一种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反对T1的T3。这样一来，民族主义的内化（即意识形态和超越视野的结合）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借助生物学（特别是进化论），从近似于优生学的思想中推出民族主义，即种族民族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就是其极端形态。另一种是将排斥个人权利的民族国家建立在T1之上。第二种情况比较难以实现，因为从基督教信仰推不出民族主义。

这时，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消除民族国家与传统天主教社会有机体的紧张关系，使二者尽可能地整合在一起。这对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民族独立强调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相一致，要求天主教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但内化的反对个人权利的民族主义却没有此一问题。随着第一种可能性的展开，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出现了。

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

19世纪科学理论19世纪科学理论的最大发展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此引发了一场与牛顿力学影响力相媲美的科学革命。但就二者对社会思想的冲击而言，达尔文进化论和牛顿力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牛顿时代，科学与宗教不相矛盾。二者并行不悖。“工具理性”就是指用数学解释自然界，科学与宗教信仰互不干扰。而达尔文的进化论直接否定了《圣经》中《创世记》的说法。达尔文本人并不反宗教，严格说来，其进化论与希伯来超越视野不相矛盾。

新教徒通过《圣经》与上帝沟通，但是19世纪这一沟通渠道受到科学理性的干扰。所以达尔文进化论形成以后，宗教和科学发生冲突。当前美国进化论与宗教对立，甚至有加剧的趋势。前述法国启蒙运动中T3和T1的对立，并不是因为科学本身，而是18世纪天主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所造成的。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有可能直接导致T3和T1的对立，这极为重要，它使得种族民族主义有可能与科学结合。

上述结合过程就是随着达尔文主义的盛行，顺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展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进化论在社会人文领域的运用，它在说明竞争和选择功能的方面不无道理，但进入应然领域后，立即表现出科学主义的错误。当时欧洲流行一种基本观念，认为科学与现代社会都是西方人（特别是北欧人）建立的，也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开始将现代社会与人种画上等号。

霍布斯鲍姆曾这样形容西欧如何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中和世界拉开距离：“1750年到1800年，我们今天所谓已开发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样的”，“到1880年时，‘已开发世界’的人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到1913年，更高达‘第三世界’的三倍以上，而且距离越拉越大”。这一事实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错误解释，就得出一个结论：“基于生物学上的差异，大多数人都无法达成理论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狭义地说，具有北欧血统的人）能够做到的成就。”人类必须区分优秀和低等种族的观念，开始与进步的想法一同渗入这一时期西方人的心灵。

这个观念的形成突出地反映在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起源上，“反犹主义”与中世纪天主教排斥犹太人表面上相似，实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天主教社会驱逐犹太人，是为了表达信仰的纯洁。自19世纪在全球化冲击下欧洲社会开始现代转型以来，传统的排斥犹太人活动逐渐消失，因为犹太人从一个寄生在天主教社会的社群，变成民族国家的国民，已慢慢融入民族国家之中。19世纪兴起的“反犹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它与达尔文进化论催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并随着民族主义的内化，越来越有影响力，诸如“犹太人在捣乱”“世界被控制在犹太人手中”的思想泛滥。

特别是一战以后，为了对抗阶级斗争，反犹主义更有市场，因为它提供了民族主义内化后打击的目标。正因如此，反犹运动的兴起，正是种族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并用T3来反对T1的过程。此前，排斥犹太人从未包括反对《旧约》，因为《旧约》是基督教教义的组成部分。

19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莱比锡工程师特奥多尔·弗里奇（Theodor Fritsch）出版了一本《反犹太主义通信集》，他写道，“真正的德意志人必须拒绝《旧约》，因为《旧约》是歌颂犹太人的故事”，基督是雅利安人，并且是反犹分子，遭到犹太人的仇恨和排斥，犹太教则是德国生活的敌人。反犹主义是不信宗教的，而非天主教社会排斥犹太人的延续。因为宗教是西方道德和法治的基础，种族民族主义反对宗教，所以是反道德、反法治的。

图： 阿尔希普·库因吉 《岩石海岸 克里米亚 》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直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种学说为科学根据，推出德国人（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并以这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统治，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由此转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它是从对抗希伯来宗教的生物科学推出来的，从此以后，不仅原来早期德国T1和T3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不复存在，道德和法治亦荡然无存。

当时德国之所以有众多为纳粹政权工作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有一些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正是由于他们大多是科学主义的种族主义者。这里，纳粹主义中有一条从德国文化优越到雅利安人种族高人一等的暗道，这在政治上表现为消灭犹太人，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并确立优秀人种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德国历史被视作雅利安人与犹太人的斗争史。以这一民族主义重建德国的构想，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纳粹党的兴起就是种族民族主义压倒一战后魏玛共和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的过程。

“纳粹”（Nazi）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简称，从这一名称就可看出纳粹主义是民族主义内化、反对议会政治的产物，与意大利墨索里尼发家所依赖的工团主义同源，希特勒在其中注入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幽灵。它终于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后凸显出来，以对抗共产主义为借口重新武装德国，力图用战争来洗刷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耻辱。纳粹德国种族民族主义是反宗教的，其统治必定有两个特点：一是反道德，二是置法律于不顾。虽然希特勒的很多主张都是通过法律贯彻下去的，但纳粹德国法律荡然无存，因为法治不复存在。以法治国注重立法权，立法必须经议会通过，有一定程序，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立法皆是如此，绝无以非常时期或元首同意及通过意识形态来认定。

在西方社会中，一旦个人变得无足轻重，法律就不再是国家的柱石，从社会团体到国家都会变成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社会，社会运动亦成为秘密社会的行动。灭绝犹太人是德国推行种族民族主义意识的重要内容，这一决定可能来自德国政府高层，是由希特勒拍板的一个邪恶计划。但时至今日，研究者仍未找到希特勒的命令以及那个计划本身的档案材料。

事实上，灭绝犹太人的行为不一定非要来自政府高层的决定，其整个过程是由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推动的。奥地利裔思想家希尔伯格（Raul Hilberg）非常冷静地分析过纳粹的本质：纳粹德国通过现代化的、高度发展的官僚机器，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精确有效地实施一连串的灭绝措施，最终导致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服从理性的官僚机构成为“灭绝机器”（Machinery of Destruction）。

在另一本名为《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的书中，作者指出，很多德国人自愿参与迫害犹太人，并非迫于外界压力，也不是服从政府高层的布置，以及逐级压下来的不可抗拒的行政命令。绝大多数人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认为自己在做一件正当的事情，就像屠宰动物那样简单。虽然也有德国人帮助犹太人，但大多数人认为犹太人该死，绝不该施以援手。在今人看来，这一观念是邪恶的，纳粹时期很多德国人犹如魔鬼一般。

以上现象正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产物，畸形的种族主义对内目标是消灭犹太人，对外目标是压迫所有“劣等种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纳粹德国对苏联的攻击受其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除了在战争中粉碎军事抵抗外，还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消灭其政治制度（例如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种族（犹太人以及其他‘劣等的’种族）”,“德国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废除了通行的战争规范与法规，下达了杀死俘虏（红军政委）的命令”，“对被占领的国家及地区进行的抢掠，目的在于让上千万人活活饿死”。

种族民族主义要将世界变成一个德意志民族统治的天下，它居然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上。科学观念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出错和误用都不值得奇怪，哪种价值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被误用呢？但是科学和民族主义的结合居然产生纳粹主义这一邪恶的意识形态，此一教训值得人类永远记取。

畸形民族国家的出现

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不尽相同。如前所述，纳粹是极端种族民族主义，否定个人权利的纳粹民族国家是从T3推出的，一般的法西斯主义则是否定个人权利的民族主义与其他超越视野（西方社会的法西斯主义吸纳了T1）结合的产物。以意大利为典型，因为从天主教推不出民族主义，唯有将否定个人权利的民族国家与天主教的社会有机体融为一个整体，这时，就必须反对民族国家由个人组成，国家是大于个人的整体，极端整体主义兴起。所谓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就是彻头彻尾的“整体主义”（Holism）之义，它最初由乔瓦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使用，后用于描述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政权形态。意大利首次将否定个人权利的民族国家和天主教的社会有机体整合起来，最终演化成与纳粹德国不尽相同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正因为一般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基础与纳粹德国不同，它们并未用科学主义反对传统宗教，也未发生由意识形态动员的群众运动。

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成为民族国家，其象征性事件是意大利国王的军队进驻罗马。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一直保护罗马作为教皇领地。拿破仑三世成为德国俘虏以后，1870年8月意大利国王的军队进驻罗马。这对教皇而言是奇耻大辱，从此以后，教廷与现代国家的冲突愈演愈烈，直至墨索里尼主政时期，这一冲突才被化解。1929年，墨索里尼和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签订了《拉特兰条约》（Treaty of the Later-an），在罗马西北角高地划出梵蒂冈，作为受教皇直接统治的政教合一的主权国家。天主教组织与民族国家的意大利原本是互相排斥的（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的国民不信宗教），意大利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以后，天主教组织的地位得到承认。很多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领袖都躲避在梵蒂冈，他们利用在梵蒂冈的职务之便，避免了墨索里尼的政治迫害。

图： 阿尔希普·昆吉 《 月光之夜。冬季 》

西班牙是天主教有机体与民族国家结合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如前所述，天主教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西班牙最困难，因为缺乏民族主义，无法让天主教组织退出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域。西班牙为什么缺乏民族主义呢？我在第五讲指出，因为当时西班牙与南美的天主教社会联系紧密，南美社会的现代转型必须通过民族独立运动。意大利民族主义与南美民族主义遥相呼应，互相促进。

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在本国反对天主教，力图建立民族国家。在西班牙看来，民族主义是反西班牙的，所以对其缺乏兴趣。一直到20世纪，西班牙的民族主义才开始兴起，并于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西班牙民族主义与国家独立无关，也和个人权利无涉，而是出于对阶级斗争的恐惧，所以最初就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

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班牙的天主教基层社会动荡不已，原因是一战以后，西班牙爆发共和革命，它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保守地主与信奉天主教的军人，开始形成反对民主和革命的联合组织，以维护传统的天主教等级社会。保守主义最终找到了对抗革命的组织形态——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西班牙的民族主义顿时显现出来，佛朗哥主义（Falangism）就是典型代表。

佛朗哥积极镇压西班牙国内的立宪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终引发了内战，欧洲列强甚至连苏联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众所周知，这曾实现全世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第一次大联合，革命志士纷纷到西班牙去跟佛朗哥的军队战斗。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Guernica）就描绘了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被法西斯军队轰炸的情形（当时德国是支持佛朗哥的），毕加索借此表示强烈抗议。

为什么二战结束以后佛朗哥（作为法西斯政权）没有垮台，反而在1975年自动完成现代转型，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这说明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不尽相同，也与佛朗哥对二战的兴趣不大有关。佛朗哥临死前，决定将统治权力传给波旁家族的后代，这也是西班牙王室的传统。这样一来，西班牙便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

有意思的是，奥匈帝国解体以后，原先控制下的各民族区域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在此过程中，法西斯主义政权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母体的现象极为普遍。奥地利变成一个规模很小的国家，它属于日耳曼民族，一度被并入德国。匈牙利由马札尔人组成，其民族主义在一战以后被彻底激发出来，匈牙利和意大利一样，也一度实现了反人权的民族国家与天主教等级社会的整合。20世纪20年代以后，匈牙利曾经是法西斯主义最猖獗的国家。罗马尼亚也不例外，罗马尼亚信奉东正教，受苏联影响颇深，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席卷基层社会，国内法西斯主义也比其他国家更为残酷。曾有一部讲述名为铁卫军（Iron Guard）的法西斯主义组织的电影，介绍的就是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以上范式也能运用到其他超越视野的文明的分析中，特别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值得注意的是，诸多研究者都将日本对外的野蛮侵略视为军队失控，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天皇的责任。其实，20世纪20年代日本开始注重本国民族主义与超越视野规定的有机体的整合，抑制代议制政府，向法西斯主义国家转化。但日本民族主义具有特殊性，从而使得这一转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故此，不少论者都未意识到从明治维新至二战期间日本社会形态的演化。

我在之前的讲解中有一个注解，讨论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结构，包括天皇这一认同符号及其背后的神道和儒学忠君思想。日本的民族认同符号是天皇，无论天皇犯了什么错，天皇制都是不能废掉的，否则日本人就没了主心骨。日本人的超越视野比较复杂，主要是佛教，因为徂徕学的关系，还包含一部分儒家伦理。这样一来，日本民族国家的法西斯化，主要是民族国家与日本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日本式忠君价值所规定的有机体整合，其结果就是日本大东亚主义的勃兴。

日本民族主义原本就带有亚洲主义的色彩，这与西方国家的冲击不无关系。日本的民族主义含有日本作为儒教国家领袖的意思。日本以天皇为民族认同符号，对应的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对天皇的忠里面包括儒家伦理，这造成了日本民族主义有亚洲主义的属性。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就萌发了整合亚洲儒教社会以建立一个抵御西方的共同体的想法，这一共同体的领袖自然是日本。这一观念导致日本明治时期征韩论的盛行。

随着日本民族国家的法西斯化，亚洲主义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主调，最终促使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二战期间，这一观念得到高度强化，日本开始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战。人们经常会问：为何日本对法西斯的反省最差？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法西斯主义形态与日本原有民族主义的界限不清。其实，二战后反省最深刻的是纳粹主义（种族民族主义），那些源于法西斯主义的民族国家都有对法西斯主义反思不力的问题。

纵观两次世界大战，它们都起源于民族主义，都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二者的差别在于：一战前的民族主义虽有病态，但不能简单地将战争责任归给某些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源于民族国家集合构成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一战以后，自由社会对国际秩序作了种种改进，但却无力制止战争的再次爆发。随着个人权利的可欲性遭到怀疑，北欧白人优越的观念迅速与转向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畸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

无论是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论（Lebensraum），还是匈牙利冈波斯（Gyula Gömbös）的种族保卫党（Party of Racial Defense）和党醒团（Ezszor Etelkz Association）所力图建立的“伟大的信基督教，但在种族上纯正的匈牙利”，抑或是墨索里尼的国家社会主义，都属于畸形民族主义的进一步膨胀，其后果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代社会的浩劫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 20 世纪历史结构所蕴含的现代社会演化的逻辑了，这就是民族国家集合形成世界秩序的不稳定性导致混沌，在其引发的风暴中凸显出一些蕴含在现代社会内部但尚未实行过的观念系统。为了克服现代契约社会在某些条件下的不可欲、不稳定带来的问题，这些观念系统和某一种超越视野结合，形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机体。历史要进一步展开必定要区分出它们和契约社会孰优孰劣，以规定现代社会的展开方向。法西斯主义的畸形民族国家，即属于不同于现代契约社会的另一类由某一种超越视野直接规定的“现代社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20 世纪的浩劫，就是重返近似于传统社会的组织蓝图（否定契约社会与个人权利的民族国家），即由一种超越视野直接规定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尝试。很多社会人文学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并试图说明此种社会的本质，以理解 20 世纪现代社会在演化中所面临的选择。阿伦特以纳粹德国作为典型，最早用“极权主义”来定义这种社会，但发现该概念不能反映大多数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情况。

卡尔 ·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和兹比格涅夫 · 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K. Brzenzinskin）则从组织方式入手，将极权主义社会的特征归纳为如下六点：第一，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第二，存在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不超过总人口 10% 的信仰意识形态的核心分子组成）掌握国家权力；第三， 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第四，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第五，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特别是政党和官僚控制了军备与武装；第六，中央组织并控制整个经济。

图： 阿尔希普·昆吉 《 湖。傍晚 》

这一概括也不准确，例如纳粹德国并不具备第二点特征，其政权形态与第四、五、六点亦不完全吻合。正如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所概括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中央政治局，而且希特勒从未在党内召集任何形式的委员会来共商大局”，“它不是由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来实际进行统治的国家”。

那么，纳粹统治的形态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有些纳粹党的支部向中央和领袖诉苦，希望领袖和中央授权，以加强自身领导。希特勒批示的主要内容是，纳粹倡导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这反映在每个党员身上，党员如果竞争不过他人，就活该被淘汰。由此可见，纳粹统治不是自上而下地巩固基层，而是要求党支部在反犹过程中表现出种族竞争的优势。换言之，纳粹党整合德国，依赖于种族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场运动中，意识形态高于一切。

阿伦特发现在组织形态上难以界定极权主义，只能将其退到意识形态的恐怖统治上，她论证道：“极权统治既然成为一桩确定的事实，而这一桩事实是无前例可循的。欧陆历史的持续性，因这桩事实而被阻断了。由于它， 我们的传统显示出断隔的‘裂痕’。”“在极权主义政体中，人的自主性完全消失，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 被摧毁，人被等同于活死人，凡事皆可为的风气兴起。” 就德国而言，阿伦特的概括很深刻。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 20 世纪极为重要，这一方面源于它在社会人文领域的原创性，另一方面在于阿伦特第一次用宏大历史视野与德国观念论传统来审视纳粹的起源和本质。

在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法治与（来自宗教的） 道德的传统皆未中断过，但在纳粹德国却遭到破坏。正如阿伦特所言，自天主教文明诞生以来，这种对法治和道德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充分揭示出 20 世纪历史的黑暗面。事实上，极权主义的实质正是前述的重返近似于传统社会的组织蓝图（否定契约社会与个人权利的民族国家），即由一种超越视野直接规定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尝试。这一论述能够揭示出极权主义社会差异性的根源，即极权主义是用意识形态整合或统治社会，其社会形态的差异必定隐含在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中。作为社会整合危机的产物，新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结构，取决于社会脱序所引发的灾难如何否定与其相关的观念系统。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七章节第4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编校：睿扬

编发：敏妍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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