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学者、杰青、院长……为何被一位网络博主“挨个点名”？

一个叫"耿同学讲故事"的科普博主，捅破了中国学术界的几个窟窿。

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王某。他团队2024年11月发表于《自然》杂志的论文，被耿同学公开举报造假。

举报的理由，触目惊心得让人想笑，又笑不出来。

一整列数据，末尾数字全是5。两列数据之间，精准相差0.3。196只小鼠的体重，195只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只有一只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而任何在实验室给小鼠称过体重的人都知道，小鼠会动，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就已经是极限了。

这种数据，没有使用随机数生成器，是用手编的，编得如此随意，如此懒散，如此理直气壮。

发在了《自然》上。

紧随其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先后被同一个博主公开举报。

相关高校已启动调查，有人被免职，有人被降级。

我注意到这些人的头衔：院长，副院长，长江学者，杰青，国家级基金获得者。

这不是几个学术新人的侥幸投机，这是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在最顶级的期刊上，发表了手工编造的数据。

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也是新华社那篇评论文章没有问透的问题：

在耿同学之前，这些数据在哪里？

同行评审，是科学共同体自我纠错的核心机制。《自然》杂志的审稿人，是这个领域里最顶尖的专家，他们看过这篇论文，没有发现一整列末尾全是5的数据有任何问题。

高校科研处，在论文发表之前，有备查程序，没有人发现196只小鼠的体重数据违反了基本的实验常识。

长江学者评审委员会，在把这个头衔授予王某的时候，有没有人认真看过他的数据？

一个没有任何学术背景的博主，用肉眼就能发现的造假，在同行评审、高校管理、头衔评审这三道关卡之后，完好无损地发表在了《自然》上，挂了多少个月。

这不是一扇窗户纸被戳破，这是一面没有人愿意去碰的墙。

有受访者解释，这些大牛太忙了，忙着行政管理，忙着维持头衔，忙着往上走，甚至连手下做的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

这个解释，我部分接受。挂名文化在中国学术界是真实存在的，通讯作者往往并不真正参与研究，只是提供资源和背书。

但我想反问：既然他不清楚，为什么他的名字要挂在上面？

挂名，是要享受这篇论文带来的资源和声誉的。享受了资源，就要承担责任。不能说"我很忙，我不知道"，然后继续拿着那篇论文换来的项目经费。

同济大学的处理是：王某被免去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

不是开除，不是吊销资质，不是追回历年通过这些论文获得的项目经费。

降两级。

新华社的文章说，造假的根源在于评价体系：顶刊论文数量是硬指标，质量把关靠软约束，失信成本小，造假收益大。

这个分析是对的，但它绕开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

这些人知不知道自己在造假？

当然知道。

一整列末尾全是5的数据，没有人会以为这是真实实验结果，这是用手在excel里填出来的。这不是粗心，不是技术失误，不是"未尽到通讯作者责任"，这是主动的、蓄意的、理性计算过收益风险比之后做出的选择。

他们赌的是：同行不会说，高校不敢查，体制不想动，没有人会认真看这些数据。

他们赌对了，赌了很多年。

直到一个做科普视频的博主，出现了。

我想说说耿同学这件事本身。

一个圈外人，做了圈内人应该做的事，这是这个故事里最讽刺的部分，也是最值得深思的部分。

不是讽刺耿同学——他做的事，需要勇气，需要专业能力，需要承担来自被举报者及其关系网络的压力。他值得尊重。

讽刺的是那个圈子。

一个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应该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数据造假，同行应该发现，编辑应该发现，审稿人应该发现，高校应该发现。如果这些机制都在运转，一个博主就不需要来做这件事，也不可能做这件事，因为根本没有这种机会。

但这些机制，都没有在运转，或者在运转，但选择了不看。

新华社文章的结尾，呼吁改变评价体系，加强科研数据管理，利用技术手段支持诚信建设，引导高校从"数字竞赛"回归科学价值。

这些建议，都是对的。

但我觉得，在这些制度性建议之前，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需要被回答：

那些已经被查实造假的人，通过这些论文，从国家财政、从各类基金、从高校资源里，拿走了多少钱？

项目经费，要不要追回？

历年评定的头衔，要不要撤销？

凭借这些论文晋升的职位，要不要重新审查？

降两级，够不够？

如果造假的代价只是降两级，那这个案例就不会成为警示，而会成为教材——教会后来者，把数据编得再精细一点，用随机数生成器，不要让末尾都是5。

那些被举报的论文里，有实验数据，有小鼠的体重，有细胞的响应曲线，有精心安排的p值。

这些数字，是用来支撑科学结论的，而科学结论，最终会流向临床应用，流向药物研发，流向人们的身体。

造假的数据，不只是学术不端，是对整个科学链条的污染。 下游的研究者，会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会投入真实的资金和时间，会得出建立在沙子上的结论。

这个代价，不是某一个人的降级可以偿还的。

耿同学做了他能做的事，也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

他之后，还需要有人做制度能做的事。

不是出台更多文件，不是再成立几个委员会，而是真正让那些选择造假的人，付出让他们和所有旁观者都觉得不值得的代价。

失信成本不够高，诚信就永远是软约束。

一整列末尾全是5的数据，在《自然》上存活了多久，就说明这个代价，还差得远。

编者按

此次事件也带来了积极的启示。

它说明，在互联网时代，科学共同体的监督边界正在扩大。来自同行、期刊、机构内部乃至社会公众的多维度监督，共同构成了更立体的科研诚信防线。一个健康、有活力的学术环境，不仅依赖于完善的制度，更需要每一位参与者坚守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相信，随着科研评价改革的深化、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学术共同体自律的加强，中国的科研环境将更加风清气正，能够更好地激励真正的创新，贡献于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来源/新华社公众号《“耿同学讲故事”，为什么惊动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