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高课重现？高市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据新华国际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5月27日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社会各界担忧。日本社会各界为何要对这个“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担忧？秘密就隐藏在二战过往的经历和曾经有过的一个恐怖机构。

如果从政治角度看待，为何日本内阁要强力推动这个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我们可以看成是日本的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正在迫不及待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她采取的直接措施就是大力整合原本分散在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机构，将这些机构对外和对内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处理的权力全部收归首相直接掌控。按照法案，新设的“国家情报会议”由现任首相任主席，成员均为内阁核心阁僚。“国家情报会议”直辖的机构－“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强制要求各省厅提供情报的协调权。此举终结了二战后，日本情报系统相互制衡的传统，形成首相垂直管控的集权模式。

二战之后，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对情报系统分散设立，相互制衡？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报机构如果事权高度统一，那么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太大，一旦被野心家利用，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形成反噬，从而对本国的政治和安全造成重大伤害。比如说，这个“国家情报会议”设立之后，由谁来监管？它日常如果干出一些违背日本宪法的行为，能否被及时制止？

现在的日本国内已经在讨论，新机构（国家情报局）的监管机制极不完善，存在滥用权力监控民众、打压反战声音的风险。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批评其将建立“国家对民众的监视体制”。超3000名日本民众在国会前抗议，高呼“不需要监视国民的法律”，担忧隐私权与言论自由受侵蚀。有专家指出这个“国家情报会议”的职能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相似，可能复活二战时期的社会管控模式。

日本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全称是“特别高等警察课”，隶属于当时日本政府内务省警保局，属于警察系统中的政治警察分支。与隶属陆军省的宪兵队不同，特高课成员非现役军人，不佩戴军衔。在1911年为镇压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东京警视厅首次设立“特别高等课”。1931年后，随侵华战争扩大，职能从对内镇压扩展至海外情报活动，在中国沦陷区广泛设立分支。

特高课的主要职能分为对内和对外两大职能。对内（日本本土）主要是负责思想监控，包括镇压反战人士、社会主义者及进步组织，如1928年“三一五事件”逮捕3400余人。因为其拥有法外办案权，特高课经常私设刑狱，常用酷刑（棍棒鞭打、烙铁、水刑、电椅等）迫害异见者。著名受害者包括作家小林多喜二、哲学家户坂润，等。同时在全国强制推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压制反战舆论。

特高课的对外职能（针对中国、朝鲜、台湾及东南亚占领区）则包括情报搜集，如渗透当地的抗日组织，窃取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收买汉奸、瓦解抗日斗志，监视伪政权官员，破坏中国占领区的地下党组织；疯狂制造白色恐怖，在中国沦陷区实施大规模抓捕、刑讯、杀害抗日志士，受害人数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战后对这个恐怖机构的清算并不彻底，确切数据已经无法考证，只能估测，起码也高达数十万以上。

日本《琉球新报》在社论中强调，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设立的“特高课”，疯狂镇压反战人士的历史教训不可遗忘。因为只要看看那一段历史发展的脉络，就知道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通过“特高课”这种情报和特务机构，对内排斥异己，鼓吹侵略，对外疯狂搜集情报、制造白色恐怖，其犯下的各种反人类罪行，可谓是臭名昭著。

如今高市早苗内阁居然和日本政坛的各大派系达成了协议，换汤不换药的搞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局），一路过关斩将，从众议院到参议院，居然通过了这项方案。而这项新方案赋予的情报权力边界又十分模糊，监管责任又没有落实，那么以后的日本的社会团体和民众恐怕就会重蹈二战时期那种被“全民监视”的覆辙。

当然，按照这个新法案的设立情况来看，“全民监视”还只是“开胃菜”，后续肯定还有“大餐”。有专家警示，此举是日本系统性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后续高市早苗内阁可能还要继续推动《防止间谍法》的立法及“对外情报厅”的设立。这些举措就是在进一步松动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现“特高课”的对内监控、对外情报搜集和武力镇压的职能而已。

既然“特高课”都要重现日本了，那么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极右翼势力的拼命鼓吹和借尸还魂之下，还会很遥远吗？曾经在二战时期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残害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东方大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