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明领衔探讨！法学教育的“庙堂”与“江湖”之辩

在“庙堂”与“江湖”之间：

一场关于法学教育本体价值的灵魂拷问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一边是法学院里高墙深院的经典教义，另一边是律所战场中瞬息万变的商业逻辑。两者之间那条若隐若现的“知行裂隙”，正在成为制约当代法治人才质量的深层瓶颈。

近日，在北京策略（广州）律师事务所（简称“羊城策略”）的金乌院内，一场名为“法学院的前世今生”的主题研讨，用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试图缝合这道“裂隙”。

当谭世贵、慕亚平、徐松林等七位深耕法学教育与实务的资深教授，从三尺讲台移步律所会客厅，这场对话便注定不同凡响。它不是在讨论别人的问题，而是在对自身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与育人逻辑进行一次公开复盘与反思。

为什么要在律所谈论法学院？

这个问题本身就构成了此次活动的第一层深度。

桂客学院院长、策略首席发展战略顾问刘桂明在开场白中道出了玄机：这并非一场普通的沙龙，而是一次“重返校园、重修课程、重新思考的集体旅程”。

传统的法学教育，往往局限在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范畴，而将地点置换为律师事务所，实则引入了一双来自市场与实践的“审视之眼”。

羊城策略党支部书记、管委会主任陈震引用了朱熹“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八个字，精准切中了法学教育的命门。

前半句“虚心涵泳”，是法学院赋予学子在知识海洋中沉淀素养、锤炼品格的底色；后半句“切己体察”，则是在实务硝烟中将抽象法条锻造成解决工具的必经熔炉。

可现实是，当下诸多法学毕业生仅走完了前半程，却在后半程的转化之路上频频“卡壳”。

而这，正是此次跨场域对话的紧迫性所在。

七组关键词：

一部浓缩的法学教育精神史

这场研讨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七位教授不约而同地用七组对比鲜明的“二字箴言”，勾勒出法学院的前世今生与未来的精神图谱。这七组词绝非生硬冰冷的学术概念，而是浸润着个人生命体验的行业诊断书。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世贵的“缘与圆”，道出了法学传承的温情底色。他眼中法学院的发展与国家法治进程同频共振。

法学教育从来不只是法条的搬运工，更是一种关于职业尊荣与法治信仰的“精神基因测序”。没有这份因“缘”而生的热爱与归属，再精妙的“圆”融体系也只是空中楼阁。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松林的“获与惑”，则毫不留情地撕开了现实的伤疤。他犀利地指出：“课堂上的刑法、法考中的刑法、法官笔下的刑法，三者竟然不一样。”这并非某一方的失职，而是暴露了知识生产、资格筛选与职业实践三大体系之间严重的“信号失真”。

法学教育的“获”是四十年重建的累累硕果，而“惑”则在于：我们输出的究竟是自洽的理论闭环，还是足以应对真实法律战场的“工作知识”？

如果说“获与惑”是诊断，那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云良教授的“猛与梦”与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利的“变与辨”便是药方。

陈云良从“卫生法”“文化法”等交叉学科的拓荒经历中提炼出一个“猛”字——没有打破学科壁垒、敢于试错的魄力，法治人才培养的“梦”就难以照进现实。

而丁利面对AI与大数据对法律实践的颠覆，强调了一个“辨”字：在技术洪流中，法学教育必须具备前瞻性与鉴别力，唯有跨学科的视野才能让法律人避免成为技术的奴仆。

走出“学用脱节”：

构建三位一体的育人新生态

这场对话最终凝结成的最大共识，是必须彻底扭转“重学轻用”的传统惯性，构建一个“学”与“问、用、做”深度咬合的教育生态。

过去我们习惯于“先学后用”的线性思维——法学院负责装填知识，社会负责暴力拆卸。但现实证明，这种模式培养出的人才往往缺乏“从卷宗到胜诉”的临门一脚能力。现场青年律师频频追问“所学如何致用”，正是来自前线最真实的反馈。

解决之道在于三个维度的融合：

其一，“学与问”的融合。法学教育不应是标准答案的灌输，而应激发对法律前提、逻辑自洽的持续追问，这是法律人应对未知变局的底层能力。

其二，“学与用”的融合。将模拟法庭、真实卷宗研讨、企业合规项目前置到课堂中，让学生在“类实战”环境中完成知识的内化与迁移。

其三，“学与做”的融合。涵盖客户沟通、谈判博弈、文书写作等全套职业行为能力培养，实现从“知者”到“行者”的精彩一跃。

未来的法律人：

既要“高深”，更要“靠谱”

刘桂明在总结中抛出的“一个问题、一个回答、一个导向”，本质上就是在为未来的法律人画像。

“高深”是法学院赋予的思想锐度与理论纵深，是看待世界的法学透镜；“靠谱”则是律所战场淬炼出的责任伦理与交付能力，是委托人心中那座不倒的信任基石。二者本应一体两面，现实中却常常此消彼长。

要培养出“既高深又靠谱”的新一代法律人，就必须打破横亘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无形围墙。法学院需要学会倾听市场痛点的回声，律所也需要主动参与到人才成型前的锻造环节中。

正如这场在律所里举行的法学教育研讨会所昭示的：当学者愿意走出舒适区直面实践拷问，当实务家愿意回溯理论源头寻求智慧支撑，法学教育的“前世”积淀才能真正激活“今生”的活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唯有完成从“知行分离”到“知行合一”的范式转换，中国的法治人才方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撑起那片属于自己的确定性天空。

1. 来源：桂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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