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安德森抬起头。“贾维茨？你知道他正在推动一项法案，要求联邦政府为破产的铁路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吗？”
“我知道，”唐纳德说，“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名字会成为保护伞。”
年轻的律师斯坦利又开口了，这次语气里多了一丝谨慎：“特朗普先生，即使你拿到独家开发权，即使你推动区划变更，并获得命名权——你还需要融资。6200万的土地成本，加上建设成本，整个项目的预算可能超过两亿。两亿美元。你从哪里拿到这笔钱？”
唐纳德从口袋里掏出一枚25美分的硬币，放在桌上。硬币发出清脆的响声，在胡桃木桌面上旋转了几圈，最终倒下——正面朝上。
“斯坦利先生，你知道钱是什么吗？”唐纳德说，“钱不是印在纸上的数字。钱是信任。大通银行会借钱给我，不是因为我有一份漂亮的财务报告——虽然我确实有——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我能还钱。我的公司在过去十年里没有一笔逾期贷款。这个记录在大通银行和纽约化学银行的档案室里，比任何担保都有价值。”
他拿起那枚硬币，举在眼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说过：‘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现在的纽约，人们害怕投资，害怕开发，害怕任何比修修补补更大的事情。但恐惧的另一面是机会。当一个城市里所有人都在逃跑的时候，站着不动的人就会成为主人。”
安德森沉默了很久。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沃尔多夫酒店的旧照片，1931年开业时的盛况——女士们穿着长裙，男士们戴着高顶礼帽，那是一个相信未来的时代。
“十八个月，”安德森终于开口了，“如果审批失败，500万归我们，土地重新开放。如果审批成功，你必须在九十天内完成交割，支付剩下的5700万。否则定金没收，合同终止。”
唐纳德快速计算。十八个月从1971年11月开始，到1973年5月结束。九十天的交割期意味着最晚1973年8月完成支付。那时他二十七岁。“同意。”他说。
“还有一件事，”安德森举起一根手指，“我们要求季度报告。不是口头汇报，是书面报告。你要告诉我们每一场公开听证会的结果、每一次与社区委员会的会议、每一次与市议会成员的谈话。如果我发现你没有在‘全力推动’，我随时可以宣布你消极履约，终止独家权，没收定金。”
沃克斯曼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而坚定：“安德森先生，‘消极履约’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法律概念。我们需要在合同里明确它的定义——否则你可以在特朗普先生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之后，仅仅因为某个社区委员会的老太太反对就宣布他消极。”
安德森看了沃克斯曼一眼，点了点头。“可以。由你们的律师起草定义，我们来审阅。但我不会接受一个让特朗普先生可以什么都不做就保住独家权的定义。”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是条款的拆解和重组。每一句话都被放大镜审视，每一个数字都被反复验证。沃克斯曼展现了他作为老牌房地产律师的全部技巧——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提问。
他问“如果这个日期是周日怎么办”，问“如果市政厅因为预算危机暂停所有审批怎么办”，问“如果贾维茨参议员本人反对用他的名字命名怎么办”。每一个问题都在为唐纳德争取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少的风险。
安德森的团队寸步不让。财务总监坚持要把定金的不可退还条款写得滴水不漏，法律顾问坚持要把违约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任何未按时提交的报告。年轻律师斯坦利在笔记本上写满了批注，每隔一段时间就凑到安德森耳边低语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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