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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短暂安静,随即传来科恩那熟悉的从容语调。
“现在的的司法部民权司,已不是1954年的模样。他们人手充足,预算宽裕,和媒体联系紧密。一旦诉讼落地,我们要解决它,但绝不能靠空洞的声明。”
“那靠什么?”
“不承认,不否认,不做多余解释。”科恩一字一顿,“法律战的第一准则:不要让对方的指控定义你的叙事。他们指控歧视,我们就强调执行统一的租赁政策;他们拿出测试证据,我们就质疑测试方法的合理性;他们抛出统计数据,我们就引入周边经济环境、申请时间差、房屋周转率等变量。把案子拖成一场技术层面的消耗战。只要拖得足够久,案件就不再关乎正义,只关乎所有人的疲惫。”
“胜算如何?”
“胜算取决于你承受压力的能力。诉讼会持续数年。媒体会穷追不舍,社区团体将会到办公楼前示威抗议,银行会重新评估你的风险。贾维茨中心的区划审批本就千头万绪,一旦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你会变成城市预算委员会人人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要说胜算:只要我们不出现致命失误,最终走向和解。和解是华盛顿通行的规则。和解意味着无人认罪,没有惩罚性赔偿,不留犯罪记录。卷宗封存,所有人各自离场。”
唐纳德握着听筒。科恩口中的“不认错”,和父亲谈及1954年旧案时的措辞如出一辙:不承认违法。
“下周,我到你的办公室面谈。”唐纳德说。
“我等你。”科恩挂断电话。
越南战争依旧深陷泥潭,征兵通知书源源不断寄往全美二十六岁以下男性手中。唐纳德·特朗普的名字同样在兵役名册上。但这一年年,他拿到了永久性兵役豁免。
官方给出的诊断:足跟骨刺,无法完成长途行军,不适合执行作战任务。这份医疗证明,出自皇后区一名足科医生。这位医生是弗雷德·特朗普的长期租户,租用特朗普家族房产办公长达十五年,从未拖欠租金。
这份诊断的真伪,后世众说纷纭,没有确凿的定论。唐纳德极少谈及这段往事。1972年之后,征兵的阴影彻底远离他。五万八千多名美国士兵死在越南的丛林与稻田,唐纳德不在其中。
多年以后记者问及此事,他的回答简短而冷淡:“我等征兵通知,就像等一趟永远不会来的地铁。它没来,我就继续往前走。”
1972年12月31日,午夜将至。
又是一年跨年夜。曼哈顿街道依旧喧嚣。唐纳德站在窗前,望着同一条街道。只是这一次,他已经不再住在第三大道那间月租四百二十美元的出租公寓。他在第五大道717号,拿下了整栋大楼顶层的半层空间。家具尚未全部就位,墙面大片留白,但办公桌上已经摆好了三样东西:一沓印着特朗普集团抬头的信纸,一盒雪茄,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微微泛黄的黑白老照片:弗雷德·特朗普站在皇后区第一栋红砖公寓楼前。
电话响了。唐纳德接起。
“你知道今年你做成了多少笔交易吗?”沃克斯曼的声音传来,没有节日客套,直奔数字。
“你说。”
“斯威夫顿村,买入、改造、转手,完整闭环。东奥兰治老年公寓,政府补贴贷款落地,首期楼栋封顶。特朗普集团正式注册,曼哈顿总部挂牌。司法部的调查悬在头顶,但还没有正式起诉。再加上布鲁克林、皇后区原有资产增值。折算下来,你今年净资产的增长,差不多相当于每周赚一辆全新凯迪拉克。”
唐纳德端起酒杯轻轻晃动,没有出声,望向窗外整座城市。从东河到哈德逊河,从炮台公园到哈莱姆,万家灯火,每一盏灯背后,都藏着普通人的生活,或是一个人的野心。他的雄心,只是万千灯火中的一束。
“可贾维茨中心依旧卡在原地。区划变更卡在社区委员会。我想要打造的是七十年代全美最大会展中心,这和斯威夫顿村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明白。”唐纳德答道,“这个项目的对手,不是拖欠房租的山区住户。对手是市长办公室、市议会、银行信贷委员会、环保局、各个社区团体、媒体,每一方都手握否决权。贾维茨中心不是翻新几栋出租公寓,是要在曼哈顿凭空造出一座前所未有的建筑。这才是真正的主战场。1972年所有的操作,全部都是为主战场储备弹药。”
沃克斯曼沉默片刻。“大多数地产开发商一辈子只深耕一个赛道。要么做郊区住宅,要么做城市商业开发。但你不一样。同一年里,两套完全不同的商业逻辑,两笔性质迥异的交易。一笔靠包装转手套利,一笔靠政府杠杆获利。你已经摸透了两套玩法的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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