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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为什么中国经济需要“张雪式”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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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本文转载自5月16日观一线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5098字

阅读时间:16分钟

张雪机车是一个创造机遇的故事。

这个故事之所以激励人心,在于它不仅是个体通过极强的毅力和勇气改变人生、创造奇迹的故事,还映照出一个在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时努力修炼内功、开创更多可能性的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要我们避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只要我们的理性战胜我们的情绪,我们就会显示出无穷的韧性。

1、是什么成就了“张雪时代”

观一线:就在今天,张雪机车已在本赛季收获第四个冠军。这个曾经一战封神的“偶然”,是如何走向成功“必然”的?

郑永年:张雪的故事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首先是个人层面,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甚至困难的家庭,却最终成长为一名英雄式的人物。其次是中小企业如何获得成功。第三,这个故事也折射出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这三个层面密切相关,缺一不可。


图1、张雪机车

资料图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成功的案例以民营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大多起步于中小企业。例如,华为、腾讯曾经也都是中小企业。即便是如今在制造业及其他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大型企业,也无一例外都经历过中小企业的阶段。近期备受关注的“杭州六小龙”,仍属于中小企业。尤其是从制造业领域看,张雪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成功范例。

在制造业的升级问题上,张雪机车也展现出重要的指标性意义。以传统汽车产业为例,我国在传统燃油车领域一直未能实现对西方的超越。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则实现了“换道超车”,成功超越了西方。张雪的这一路径非常有意思。许多人认为,在那些迄今为止由西方主导的传统制造业领域,中国同样具备超越的可能。

所以张雪的成功并非仅凭个人努力,离不开我国整体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升。他的成就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通过技术集成实现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逆袭成功的故事,而是涵盖更广泛的意义。

在那些仍然受制于西方的关键领域,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大型民营企业,如果我们能够倡导并践行“张雪精神”,具备张雪所展现的这种探索精神,同样有望迎头赶上,实现自主突破。


图2、张雪

图片来源:新华社

观一线:一个出身草根的中小企业能让世界听见和看见,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张雪”会诞生在中国,尤其是当下的时代?

郑永年:释放民营企业的活力,本质上就是释放社会活力。我们国家有“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但我认为还应加上一个“有活力的社会”。

政府过于“有为”,可能会把经济管得过死。资本如果过度追求效率,把我们社会的“韭菜”割得光光的,也会带来麻烦。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活力,恰恰至关重要。

从张雪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仅凭个人的精神,如果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没有来自浙江等地资本的扶持,他也难以取得如今的成就。

在美国,无论是黄仁勋、马斯克,还是早期的比尔·盖茨、如今的奥特曼,都代表着一种企业家精神。将企业家精神释放出来,并转化到物质层面,前提条件是具备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不缺企业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培育出了任正非、王传福、马化腾等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当前的问题在于,如何让企业家越来越多涌现?


图3、不同时代的中国企业家群像

图片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我们必须承认,如今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的发展,确实遇到一些瓶颈。

从中央政策层面来看,“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明确,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在推进施行中,中央与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从未中断。然而,为什么民营企业现在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这就需要我们回归营商环境来看。

实事求是地讲,美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美国没有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介入。而在中国,我们必须处理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回避这一对现实存在的矛盾,就会犯错误。要直面这个问题,承认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很重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大型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吸收消化了过多的资本。资金总量是有限的,如果金融资源和服务大量流向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自然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同样,如果大部分资本倾向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也会受到挤压。处理好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什么是“有活力的社会”?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得活、管得好”。

但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是,宁愿不放、不松,理由是,如果不放开,可以把社会管理得比较平稳;一旦放开,可能就会出乱子。问题在于,在不放开的前提下实现的管理,往往是“管死”了,而不是“管活”。前提必须是“放得活”,才能真正“管得好”。

目前来看,国家宏观层面的开放方向没有问题,正朝着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但在微观层面,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空间需要释放。

2、芯片和大模型不能“一哄而上”

观一线:您提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关键。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自身有没有问题?

郑永年:民营企业自身也存在问题,民间资本也并非没有问题。此外,地方政府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无论是芯片领域还是大模型领域,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往往“一哄而上、一哄而散”,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更多是凭主观意愿。

这导致了我们的投入显得分散。目前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基本上都是由民间资本主导。美国的资本力量非常雄厚,但它的大模型数量没有几个。中国的资本规模虽然不如美国,却早已出现“百模大战”——本身资本就有限,却还要分散使用。


图4、东风猛士亮相2026北京车展

资料图

新能源车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美国基本上是特斯拉一家独大,而中国的新能源车品牌数量众多,客观上也同样呈现出分散化的特点。

我们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政府不应干预民营资本,任其自由竞争,政府只需发放牌照即可。但实际上,如果你观察西方的各个领域,它们的竞争者数量是有限的。而在中国,竞争者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当然,这也与我国人口众多有一定关系。

无论是平台经济、新能源车,还是其他各个领域,几乎每一个民营企业的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关联。对地方政府来说,民营企业被当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抓手。因此,一旦某个行业成为热点,比如新能源车,许多地方都纷纷上马自己的项目。

这背后既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也有民营企业自身的问题,还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的因素。我想这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因素决定的。

3、初中学历的张雪,算不算“人才”

观一线:《中国统计年鉴(2025)》显示,中国每5个人中就有1个“念过大学”。社会对人才的定义,往往与高学历、科研成果和名校挂钩。但张雪只有初中学历,修车学徒出身,他算“人才”吗?为什么张雪机车很多关键技术是在工厂,而不是大学实验室里突破?

郑永年:这涉及我们的人才观念问题。如果按照传统的人才标准,“张雪”会被排除在外。目前,我们基本上把学术人才当作唯一的人才标准。当然,基础科研非常重要,学术人才的确很重要。但如果把学术人才视为唯一的人才,那就有问题了。那些能够把这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实践型人才,其实同样重要。


图5、华为5G

资料图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华为的任正非先生带领团队做出来的5G,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手机上使用。但5G最早其实只是一篇学术论文。作为思想的5G,属于基础科研,这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像任正非这样的人把5G转化为应用技术,那么5G就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无法转化为经济活动。因此,工业人才至关重要。再比如创新药领域,很多成果也是由工业人才完成转化的。

但也需要说明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基础研究是放在大学里的,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厂也从事基础科研,最具代表性的是贝尔实验室。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由于美国政治倾向于左翼政策,加上反垄断法的实施,大厂中的基础研究部分被转移到了大学。由此形成了一种格局: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企业负责应用技术的转化。这种分工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反垄断法推动的结果。

然而,当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大学和大厂都在同时从事基础研究。例如,谷歌已经培养出了好几位诺贝尔奖级别的基础研究人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正在向大厂转移。连斯坦福大学的李飞飞教授都在抱怨,像斯坦福这样顶尖的大学,如今都难以找到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

这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虽然钱确实是一个因素。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厂的基础科研与大学里的基础科研有不同的路径。大学里的基础研究,像爱因斯坦所做的工作,往往源于科学家个人的兴趣。这类基础研究非常重要,有可能转化为应用技术,也有可能永远不会转化。而大厂的基础科研,通常是带着问题去往前推动基础研究,因此更有可能转化为应用技术。


图6、诺贝尔奖

资料图

从人类历史来看,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大量获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可能并未转化为实际应用技术。但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基础研究不重要。有些基础研究贡献的是方法论,有些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不一定直接指向应用技术。而大厂所做的基础科研,大概率能转化为经济活动和应用技术。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径。

不少诺贝尔奖产生于思想市场。但应用技术不一样。应用技术是可以有计划地推进的,我国很多国家工程都属于应用技术范畴。张雪所做的也是应用技术。你说张雪机车当中有哪一项是原创性思想?并没有。他是把不同的技术加以组合、融合、整合,提高了效率,做出了这样一个产品。所以,我们还是要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差异。这何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力的体现?

4、发展与安全必须“两条腿走路”

观一线:当前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张雪机车的突破性成就,可以说是观察中国经济韧性的一个切片。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如何把握好发展的理性,出现更多“张雪式”突破?

郑永年: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认为很多领域,包括粮食、大飞机等,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采购,自己不必生产。小国家、小经济体可以这样做,但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绝对不行。中央层面在这方面的决策非常正确。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过去有人认为世界能源并不短缺,何必发展新能源?尤其是美国内部也有这种声音。

事实证明,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包括现在我们提高传统能源和煤炭使用效率,也是做对了、做好了。到今天,中国拥有联合国工业统计门类中最齐全的产业体系,这是对的。

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完全依赖所谓的国际市场,就会犯大错误。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现在地缘政治冲突、战争频发,国际市场随时可能中断。我们从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中汲取了深刻教训,不会重蹈覆辙。因此,我们一直强调发展与安全要“两条腿走路”,协同推进。


图7

我觉得当今人类的可悲之处在于,我们什么都量化,大家只比较数字。数字当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说明一切。1820年,我们还是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后来被英国打败,而英国的GDP占比其实并不高。

同样,现在美国的人均GDP和总量仍高于我们,但在某些方面的生活质量,比如安全、普通百姓的生活,我们并不比美国差。数量的比较,好似企业家之间比谁赚的钱多,这种思维忽视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人的许多方面是无法量化的。

这就需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如果不改变,焦虑只会越来越严重。国家当然会考虑经济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4.5%—5%之间。经济基数已经很大了,不需要那么快的增长速度。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追求物质方面,更追求精神方面。我们早已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不少人的观念还停留在数量型增长上。实际上,我们要追求质量型增长,实现更协调、更统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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