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的书写，完成南来北往

以文字的书写，完成南来北往

黎荔

年复一年，我的返乡路是一列南下的火车。车过黄河，窗外的平原像一卷摊开的旧书，被风一页页翻过。然后是长江，然后是南岭。每一次穿越，都是一次身份的重新确认。即使火车穿过南岭时，在黑沉沉的夜晚。我也会在卧铺上醒来，惊觉窗外的黑，不再是北方的黑——北方的黑是沉甸甸的，压在田野上，村庄像墨块一样结实；这里的黑是湿润的，流淌的，偶尔有灯火浮上来，像鱼在深水里翻了个身。空气变了，不再是北方那种干爽的、带着秸秆气味的空气，而是一种温热、散发江海气息的东西，贴着皮肤，像某种古老的语言正在呼唤我。

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北上求学的情景。那时十八岁，从梧州取道柳州出发，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达西安。车过河南，窗外开始出现我没见过的树——笔直地站在山坡上，叶子落得干干净净，枝条像血管一样伸向天空。同车的北方旅客说，那是白杨。我从未见过冬天会落叶的树。在我的故乡，树木四季常青，你分不清什么时候是春，什么时候是秋。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南方”和“北方”不是地理书上的两个词，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时间系统。

南来北往，年复一年。我是那个在站台上拖着行李箱的人，北上时带着潮湿的口音，南下时携着干燥的沙尘。北方寒冬的风是硬的，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带着黄土高原的粗砺和皇城根下的威严。在那些漫长的冬夜，图书馆的灯光昏黄，窗外的枯枝在风中摇曳，仿佛在诉说着一种关于秩序、关于正统、关于厚重历史的隐喻。北方，在文化的潜意识里，往往代表着权力，代表着中心，代表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规范。然而，当我再次南归，穿过五岭，越过那条无形的文化分界线，世界陡然变得湿润而喧嚣。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着咸腥的江海气息、腐烂又新生的植物气息，以及无数种方言交织而成的嗡嗡声。

曾经读到过王国维先生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文中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在1906年的那个黄昏，王国维先生提笔写下关于屈子的论断。那一刻，他看见了南北融合的宏大叙事，看见了屈原作为“通南北之驿骑”的孤独身影。屈原是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他的《离骚》里既有楚地的巫风与草木，也有中原的忧患与追问。这种“通”，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一种如盐着水般的融合。今天的“北”与“南”，早已不是王国维时代的概念。当高铁以三百公里的时速切割大地，当互联网将所有的方言压缩成标准的普通话，当岭南的GDP超越了许多北方省份——南北的边界在模糊，但南北的深层结构，却在以另一种方式显影。

“南方”是一个缩略的词，其疆域往往止于江南。江南的园林、才子、烟雨与愁绪，几乎征用了整个“南方”的意象资源。很长一段时间，文学上的南方到江南为止。苏童的香椿树街，格非的格非，余华的海盐——这些名字构成了一种关于南方的标准想象：雨巷、旗袍、油纸伞、吴侬软语。这种南方是美的，但它是一种被经典化了的南方，一种已经被文学史盖章认证的南方。而在这之外，从南岭到琼州海峡，从粤语到闽南语，从骑楼到碉楼，从工夫茶到早茶——这片更广阔的南方腹地，却像一个虚数，一个文学地图上的异数。它被提及，往往是以“岭南文化”、“侨乡文化”这样的标签；它被书写，往往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背景板。它的复杂性，它的暧昧性，它的非规范性，长期被一种更强大的叙事所遮蔽。

这种遮蔽有其历史根源。岭南自古被视为“南蛮之地”，是中原士大夫流放与贬谪的终点。韩愈在潮州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他的目光是回望中原的，岭南只是他政治失意的脚注。苏轼在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他的豁达里有一种疏离——这里是“南”，而“北”才是中心。然而，这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在近代发生了微妙的位移。当西方列强从海上叩关，当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当香港成为殖民地的飞地——岭南突然从“偏远”变成了“前沿”。但这种“前沿”是被动的，是创伤性的，它并没有自动转化为文化上的主体性。直到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四十年前，深圳还是一个渔村；四十年后，它是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四十年前，粤语歌还是“靡靡之音”；四十年后，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人口、资本、观念的流动，终于让这片长期游离于儒家文化统摄的土地，开始显影出自己的文化逻辑。

这些年，“岭南文学”成了一个被谈论的话题。有人说它是边缘的崛起，有人说它是文学版图的重新测绘。可对我来说，它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种切身的疼痛和欢愉。当我在纸上写下“榕树”这个词，我想到的不只是一棵树，还有树下的神龛、缠绕的气根、以及气根间透下来的、像碎银一样的阳光。当我写下“台风”，我不只是在写一种天气现象，而是在写那种狂风暴雨到来前令人窒息的闷热、芭蕉叶被撕碎的瞬间、以及雨停后满地的落叶和重新明亮的天空。我的南方，是从一碗清晨的粥里升腾起的雾气开始的。粥是生滚粥，米粒几乎化尽，滚烫地浇在新鲜的鱼片或猪肝上，端上桌时还“啫啫”地响着。粥铺的塑胶门帘外，是咸腥的风，从珠江口一路吹来，穿过骑楼斑驳的廊柱，带着水网密布的南方特有的、浑浊而旺盛的气味。这不是“春风又绿江南岸”那个被诗文熨帖得平整光滑的南方。这是我的岭南，一个在闷热中发酵，在潮湿中疯长，在历史的边角处自顾自开出硕大而奇异花朵的南方。

我开始在文字中精神还乡，我开始写我的岭南。我写我故乡的水汇三江，浔江的浊流与桂江的清水同时流动，合成珠江水系的最大干流西江。西江从我家门前流过，小时候我以为它就是整个世界。可真正动笔时，我发现那条江在我心里已经变了——它不再是地理书上那条发源于云贵高原、流经两广入海的珠江，而是一条混合了北方黄河的浑浊、长江的宽阔，又带着南海潮汐气息的河流。我在上面放逐了北方求学时的孤独，也打捞了南方童年的记忆碎片。写着写着，我忽然听见多年前听到的船家的歌声，从文字深处浮上来。

那是小时候，我曾经听到过的船歌。记忆中的场景是在黄昏，江水被落日染成铜红色，两岸的荔枝林绿沉沉地压下来，把江天剪成一条碧罗带。船家是个老人，光着上身，皮肤像老船木一样发亮。他忽然唱起歌来，不是粤剧，也不是咸水歌，而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调子，咿咿呀呀的，像潮水拍岸，又像有人在远处哭。我问他在唱什么，他说：“唱给海听的。”儿时的我，天真的问他：“海？这里哪有海？”他指了指江的尽头：“江水流到的地方，就是海。”直到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所谓的“故乡”，从来不只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它通向一片更广阔的水域。岭南不是内陆的尽头，而是海洋的开始。这个念头像一束光，照进了我心里某个一直黑暗的角落。

我意识到岭南文学的核心，在于“海洋性”。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视野中，海洋往往是缺席的，或者是作为陆地的边缘存在的。我们的目光习惯性地投向内陆，投向黄河长江，投向那片深厚的黄土。但在南方之南，海洋是主角。大海不仅仅是背景，它是生活的本身，是思维的边界，也是想象的起点。南方之南，脊背抵着大陆，胸膛却全然朝向海洋。岭南的质感，首先是海洋性的。它不是“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淡淡远眺，而是切身的、充满黏腻关系的纠缠。它是台风来临前铅灰色的低垂天幕，是码头边空气里永不消散的鱼腥与柴油味，是父辈讲述中“下南洋”的帆船甲板上，那些与呕吐物和希望混杂在一起的咸风。我们的历史，由一次次扬帆与归航所书写。在古典诗文中几乎缺席的海洋，在这里，是日常，是呼吸，是命运颠簸的本身。想象一下，在岭南江流的某个渔村，夜幕降临，渔民们点起篝火，讲述着关于南海神祇的故事，关于风暴，关于异国他乡的奇遇。他们的视线是向外延伸的，越过蜿蜒江流，指向广阔的太平洋，指向那些遥远的、未知的岛屿。这种视线，与内陆那种向内收敛、向深处挖掘的视线截然不同。它是一种开放的、流动的、不确定的视线。岭南文学，就是要捕捉这种视线，要书写这种与海洋共生的经验。

岭南文学，还要敢于直面“混杂”与“异质”。岭南文化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它融合了中原的遗风、百越的底色、海洋的开放，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它是一种“之间”的状态——在陆与海之间，在中原与南洋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本土与全球之间。这种混杂，曾经被视为不纯，被视为缺乏根基。但在我看来，这正是岭南文化最宝贵的特质。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纯粹性已经是一个伪命题，而混杂性恰恰代表了未来的方向。我记得有一次，在深圳湾畔，看着对岸香港的灯火，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那片灯火，和身后的深圳连成一片，分不清彼此。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也带着一种自由的气息。我想，这就是岭南的象征：界限的消融，可能性的无限。在这里，昨天和明天交汇，本土和世界对接。

这些经验，在江南的文学传统里找不到对应。苏童的南方是潮湿阴郁的，张枣的南方是纤细忧伤的，可我的南方不是这样。我的南方是浓烈的、野生的、混血的。它有漫长的海岸线，有被台风反复撕碎又重新生长的岛屿，有无数条流向大海的河流。它不是作为北方的对照而存在，它有自己独立的生命。长久以来，在文学的版图上，关于南方之南，不是堕入沉默的、未被言说的黑暗，就是被简化为“南蛮”、“瘴疠”的模糊背影。我们仿佛一群没有家谱的孩子，我们的咸水歌、我们的宗祠、我们骑楼缝隙里蕨类植物般的生计、我们面向大海时混杂着憧憬与恐惧的眼神，在汉语的宏大殿堂里，竟难觅一个清晰的回声。我们的故事，需要借助“江南”的腔调才能被转译；我们的情感，似乎必须先经过黄河水的涤荡，才配被称为深刻。这是一种漫长的、文化上的“失语”。然而，凭什么？凭什么荔枝林里湿热的爱情，就不如海棠花下的幽会值得书写？凭什么咸淡水交汇处渔民手臂上泛白的盐霜，其厚重就不及黄土高原上的沟壑？其实从近代以来，南北文化的冲突分界线就已逐渐从长江一带，南移到了五岭一带，岭南文化成为原生的南方文化最后的完整板块。今天，我们需要从文化上重新辨识岭南文化的特质，进而看见“南方之南”作为一种古老又崭新的文化存在。

岭南文学的倡导，不是什么宣言，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霸权。它只是一种可能，一种让那些长期喑哑的地方发出声音的可能。岭南的叙事，必然带有一种市井的、野生的膨胀力。它不在精致的书斋里，而在人声鼎沸的茶楼，在夜间灯火通明的煲仔饭大排档，在宗族祭祀时焚烧纸扎的冲天火光与喃呒佬的吟唱声中。它充满未被规训的喧嚣与活力，像木棉树在春天猝不及防地炸开一树血红，不讲道理，没有含蓄。它的情感表达是直接的，浓烈的，爱憎分明如同盛夏的雷雨，劈头盖脸，酣畅淋漓，雨后蒸腾起的热气又孕育着下一场骚动。这里没有“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曲折，只有“生猛”二字。

这“生猛”的底层，是历史的层积与异质的混杂。岭南文化是另一种形态的文化：它是海洋性的，它是商贸性的，它是民间性的。这种美学是混杂的，是流动的，是开放的。骑楼的罗马柱与满洲窗共生，天后宫香火缭绕的隔壁是便利店的咖啡机嘶鸣。粤语、潮汕话、客家话，夹杂着马来语、英语、葡萄牙语的碎片，在街市上撞击、混合。我们的记忆是多层的：一层是秦时明月照过的交趾古郡，一层是近代开埠中外商船的繁忙穿梭，一层是骑楼老街斑驳的外饰与泪痕，最新的一层，则是玻璃幕墙上飞速掠过的云影。岭南文学，就是要打捞这些沉积物，写出这种“混杂”的合法性与其独特的美学。它不是不纯粹，它本就是驳杂的、包容的、在流动中自我确认的。

一个人为什么写作，他最初站在何处，是什么力量让他像蒲公英一样飘飞，又是什么力量让他落下，生根发芽，长出枝叶，从此感受风霜雨露，感受痛楚和温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一切都离不开最初的土壤。我曾以北方的风霜磨砺我的骨骼，如今我愿以南方的雨水滋润我的灵魂。在这片故土上，每一个字都应该带着江海风的咸味，每一句话都应该有着热带植物的疯长之势。我想展现一种不同的南方。不是苏童的香椿树街，那里太精致，太像一幅工笔画。不是张枣的“镜中”，那里太玄学，太像一首法文诗的翻译。岭南的质感不是这样的，它不精致，甚至显得有些粗糙和混乱，但它充满了野生的力量。它不像江南那样，总是沉浸在一种对逝去时光的哀悼中；岭南之地是向前的，外放的，是当下的，是充满欲望和生命力的。在这里，历史不是被封存在博物馆里的青铜器，而是活在每一栋骑楼的老砖缝里，活在每一个外来务工者的行囊中，活在那场突如其来的、能把整个城市淹没的暴雨里。

我不想模仿北方的宏大叙事，也不想复制江南的精致抒情。我只想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土地，面对自己的人民，面对那片浩瀚的江海。我想写的是真正的岭南：骑楼深巷里昏黄的灯光，早茶店里永远人声鼎沸的喧嚣，城中村握手楼里透不进阳光的走廊，龙母庙前渔民古铜色的脸庞，工厂流水线上年轻女工疲惫的眼神，还有——还有那些被拆迁的村落，那些消失的方言，那些散落在异国他乡却依然夜夜梦返的灵魂，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无所适从的乡愁。这个南方是粗粝的，一种在混乱中挣扎出来的生命力。就像南方的典型植物——榕树的气根垂落下来，就在空气中生根；三角梅在水泥缝里，也能开出花来；还有那种叫“臭茉莉”的植物，名字不好听，但花香浓烈得化不开。这个南方是燃烧的。不是熊熊烈火那种燃烧，是平静中的燃烧，像地火运行，像温泉涌动。南方之南，榕树气根垂地，独木成林，这里有海洋文明的冒险与忧伤，有远行与归来的永恒母题，有一种在炎热中锻造出来的、既务实又梦幻的生命哲学。我要让这片长久喑哑的土地，用它自己的声音言说——那声音里，有台风般的力度，有粥糜般的绵密，有海潮退去后，沙砾在月光下闪烁的、无数细碎而坚定的光。

就像燕子飞回属于它的熟悉的南方，那些花草也飞回童年弯弯的小巷中，我要回到曾经意图回返却总是遗失的故园，让曾经属于故乡的戏文，美丽的河滩和桥，在文字的养育中，都鲜活起来，轻盈起来，还有那些纵横交错的河道啊，平原深处那些饱满的谷穗，以及生生不息的鸟兽和花朵。故乡有骑楼，骑楼有小巷。黄昏四合，斜阳在骑楼下长长的小巷里静静地游走，我要在文字中唤回那窄窄的小巷子，让一种说不出的苍茫与惆怅，静静地舒展流动……

南方之南，不是南方的以南，而是南方的腹地。岭南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边缘，而是前沿。不是被动地接受命名，而是主动地创造意义。岭南之地，南方之南，也指的是一种精神地理——一种不安于位、不断流动、不断越界的精神状态。王国维说，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成大家。在我的理解中，今天这种“通”有了更丰富的维度。不仅是南北，还有东西；不仅是陆地，还有海洋；不仅是传统，还有现代；不仅是本土，还有全球。

我也是那个在命运道路上南来北往的人啊，身体里住着两个季节：一个是北方的干燥与凛冽，一个是南方的潮湿与溽热。它们在我的写作中交战，也融合。我不再做那个仅仅是“通南北之驿骑”的过客，我要成为岭南的记录者，成为它的歌者。南方的紫荆，北方的雁。千山连绵，长亭长。我愿意以文字的书写，来完成更为深远的南来北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