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运西的擎炬人——记梁仞千

梁仞千，1912年出生于山东郓城洪王庄，1930年考入山东省立六中，193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回乡建党、组建武装、团结各方、浴血抗战，在运西大地点燃了燎原的抗日烽火，为建立运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根基。

毁家纾难，组建“鲁西抗日自卫团”

1938年1月，中共郓城中心县委在他家中成立，梁仞千任书记，首要任务便是组建抗日武装 。

没有经费，没有粮草，梁仞千就动员父亲梁秀松，将家中数千斤高粱拿出来，甚至先后变卖了八十亩土地，全部用作革命活动的经费。

1938年春，中心县委以“鲁西抗日自卫团”的名义，在郓城城南飞哲集等地连续举办了三期训练班。

训练班的条件极为艰苦，梁仞千和学员们挤在三间破屋里，铺麦秸、枕砖头，一日三餐都是黑窝窝头蘸盐水。

学员们吃的黑窝窝头，成了最醒目的标志。当地群众看到这群虽然衣衫褴褛、却精神抖擞高唱救亡歌曲的青年，亲切地称他们为“窝窝队”，并感叹道：“要都像他们这样，中国就有了希望。”

梁仞千亲自担任教员，以缜密的思维和极佳的口才，向学员们讲述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将抗日救亡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学员心中。

训练班的红火引起了国民党郓城县政府的恐慌，县长王念根下令取缔。

面对威胁，梁仞千据理力争：“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经费自理，无损国法，何须备案！”

为保存革命火种，训练班转入秘密游击活动。

同年5月，日军占领郓城。

一天深夜，梁仞千率自卫团埋伏在鄄郓公路两侧，当日军汽车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仇恨的子弹射向日寇，毙伤敌军数十名，而自卫团无一伤亡。这一仗，打出了鲁西抗日自卫团的威风。

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郓城。

梁仞仟第一时间前往师部驻地状元张楼，向罗荣桓、陈光汇报敌情，并建议拔掉樊坝伪军据点。

战斗打响后，他既当向导，又抽调自卫团骨干充实到六八六团，亲身参与战斗。

樊坝一役，全歼伪军一个团，俘获500余人，缴获机枪13挺，为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献上了一份厚重的“奠基礼” 。

智慧韬略，争取改造联庄会

在郓城、巨野、鄄城、菏泽四县边区，以“防匪防盗、维护治安”为名的联庄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群众武装力量。但该组织成分复杂，首领各异，若不加以引导，极有可能被日伪或顽固派利用。

梁仞千以战略家的眼光，将改造联庄会列为中心县委的重要任务 。

1938年春，巨北联庄会首领王忠祥及进步青年王绍一，通过共产党员李学先（李哲）的关系，专程赶到洪王庄向梁仞千请教。

梁仞千热情接待了他们，并耐心分析形势：“联庄会是群众武装，领导成分复杂，不能要求过高过急。要依靠深明大义的王会长，团结多数爱国人士，孤立少数的土豪劣绅。”

他指示要在联庄会区域内建立青年抗日救国会，发动青年，建立常备武装，逐步掌握领导权。

王绍一等人带着指示回到巨北，迅速在官厂村成立了“巨北青年抗日救国会”，60余名爱国青年参加，从此巨北联庄会发生了质变，成为党领导下或影响下的抗日团体。

同年6月，日军“扫荡”鲁西，路经大姚庄时与巨北联庄会发生激战。

联庄会武装与日军白刃肉搏，杀伤日寇30余人，敌人恼羞成怒，调来炮兵，最终残杀无辜村民40余人。

战斗虽然惨烈，却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

战后，王绍一再次找到梁仞千汇报。

梁仞千并未因损失而责备，反而热情鼓励他们，并指出血的教训：“要切实保存有生力量，建立常备武装，迅速转入游击战争，尽量避免拼消耗的阵地战。”

在梁仞千的指引下，巨北联庄会此后不仅没有被日伪打垮，反而愈战愈勇，后来成为八路军东进支队最可靠的红色堡垒之一。

同心合力，动员各方一致抗日

梁仞千深知，抗日不仅是武装斗争，更是全民族的事业。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奔走于各阶层之间，在当地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他善于利用社会关系，派共产党员智乃跃利用亲戚关系打入联庄会武装任副团长，掩护党的活动。

他说服父亲梁秀松利用与国民党六区区长黎佩卿的关系，出任六区中队长、区长，成功“潜伏”进敌伪内部。

随后，中心县委将自卫团大部分成员编入四、六区中队，以合法身份保存并壮大了革命力量。

郓城县抗敌司令祝璧臣曾在国民党军队任师长，富有民族气节。

梁仞千多次与其接洽，晓以民族大义，促使祝璧臣最终将手下地方武装全部编入了八路军部队。

以教育界知名人士桑平伯、高赞非、孙厚甫等人为首的“黄安救亡工作团”，起初只是一个自发组织。

梁仞仟主动交往，以诚相待，向他们传播党的抗日救国思想，引导这些知识分子接受党的领导。后来，孙厚甫、高赞非等人毅然加入革命队伍，成为根据地的文教骨干。

在梁仞千的努力下，至1939年底，郓城、巨野、鄄城、菏泽等地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党员发展到80多人，30多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

结语

天妒英才。1940年4月，梁仞千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历经八个月艰险奔赴延安。由于会议延期，他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后调至中央研究院工作。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耗尽了他的心血，本就患有肺病的身体最终积劳成疾，于1941年9月病逝于延安，年仅29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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