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CMF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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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研讨会（第120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展开研讨。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毛振华、许斌、刘青、丁爽、程实、王孝松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代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题为“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主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部分展开：

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绩和风险

三、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贸易体系、大国竞争加剧经济与科技领域脱钩风险，共同构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这些不确定性并非短期扰动，而是具有结构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特征，需要从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三个层面加以把握。

（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世界经济整体仍处于缓慢复苏阶段，但恢复动能并不强劲。今年以来，多家权威机构已普遍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反映出全球增长前景承压、风险因素增多的现实。

IMF最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GDP增速为3.1%，且这一预测是在假设中东冲突影响有限的相对乐观情形下作出的判断。IMF同时警告，如果冲突加剧或贸易脱钩进一步深化，全球经济增速可能显著低于当前预测水平。OECD在3月份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2.9%，并指出结构性减速、生产率低迷、债务高企和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已达到数十年来高位。高盛此前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为2.8%，认为美国减税和AI资本开支或可维持一定增长，但劳动力疲软和关税风险仍构成较大不确定性。

世界银行1月份报告则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2.6%，并指出2020年至2030年或将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疲弱的十年。联合国近期发布的报告也下调了全年增速预期，并提示能源供应中断、通胀回升和贸易萎缩可能进一步阻碍全球经济增长。

（二）地缘政治博弈冲击全球贸易体系

近年来全球资源紧张和区域冲突加剧，使地缘政治博弈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并深刻影响世界经济运行。地缘政治冲突不仅导致能源价格波动和供应链中断，也改变了全球能源政策取向。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争使全球能源格局从“经济、低碳”优先逐步转向“安全、可靠”优先，各国开始调整能源政策以确保供应稳定。

地缘紧张局势还直接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扰乱贸易航线，抑制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将从2025年的4.7%大幅放缓至1.5%—2.5%，全球经济增速也将从2.9%回落至2.6%。报告认为，这一放缓的核心原因在于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其中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粮食和能源价格再次大幅上涨，使高度依赖进口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粮食安全和财政压力。

同时，地缘博弈正在冲击多边贸易体系。全球贸易中按最惠国待遇开展的贸易比重，已从2025年初的约80%下降至2026年初的约72%。一方面，各国密集出台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另一方面，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快速增加，区域贸易协定逐渐取代多边机制，成为贸易规则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报告指出，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从2025年的38项增至2026年预计的47项，显示阵营化规则构建和安全例外条款正推动世界贸易进入更加碎片化的阶段。

截至目前，美伊冲突仍悬而未决，中东战争延宕导致能源“结构性断供”，全球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东地区不仅是传统能源产地，也可能成为新能源矿产的潜在供应地，相关地缘博弈仍将进一步加剧。

（三）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不确定性

中美竞争加剧正在显著抬升全球不确定性。尽管目前中美关系尚未脱离“竞争中有管控、博弈中存交集”的基本框架，但经济和科技脱钩风险正在上升。美方持续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等关键领域对华出口，并推动“友岸外包”；中方则强化产业链自主，并通过RCEP、金砖等替代性机制拓展合作空间。这一过程导致全球供应链碎片化成本上升，也对创新协同造成阻碍。

地缘和台海敏感点频发，也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台湾、南海、科技标准主导权等议题容易被美国国内政治工具化，尤其在美国大选年更可能成为政策博弈焦点。近期元首级沟通暂时稳定了大局，但执行层面的“小动作”仍会削弱政策连续性。关税战、稀土管制、金融脱钩传闻等，也持续加剧企业投资观望情绪，使全球治理和市场信心承压。

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临时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美国将中国定调为“唯一既有意图又具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中国则坚持发展权与安全底线，双方存在制度和发展模式竞争。由于管控机制薄弱、信任赤字较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等因素叠加，中美关系中的误判风险有所上升。

从数据看，近年来中美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2017年至2025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由19.1%下降至11.2%；同期，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占美国总进口比重由21.4%下降至9%。这表明中美贸易依存度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美国推动“友岸外包”和“制造业回流”，试图以政治意志重塑全球供应链，但这一战略并未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也未正视资本回报率、劳动力成本和基础设施承载力的刚性约束。美国从中国进口比重明显下降的同时，从越南、墨西哥、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等经济体进口比重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从越南和中国台湾进口比重上升均在4%左右。

以半导体和新能源等中美科技竞争重点行业为例，部分企业在美国政府压力下赴美投资设厂，但成本、效率和商业可持续性均面临较大挑战。台积电亚利桑那州项目投资规模达1650亿美元，但人力成本为台湾建厂的2至3倍，供应链仍严重依赖亚洲，项目毛利率明显低于台湾本土工厂；三星在得克萨斯州投资超过370亿美元，但面临建筑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项目延期和成本超支等问题。

美国“友岸外包”和“制造业回流”并非基于市场效率的自然选择，而是由巨额公共补贴驱动、以政治目标为导向的资本注入。其将全球先进产能转移至美国本土，却未能解决成本结构、人才储备、供应链韧性和商业可持续性方面的根本缺陷。这不仅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也使中国对外贸易和科技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绩和风险

在复杂外部环境下，中国对外贸易仍展现出较强韧性。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出口、进口和贸易顺差均保持较快增长，贸易方式、经营主体、产品结构和贸易伙伴布局持续优化，反映出中国完整产业体系、制造业能力和全球价值链枢纽地位对外贸发展的有力支撑。但与此同时，下半年外贸运行仍面临宏观环境、国际经贸政策、地缘政治和产业链风险等多重挑战，需要在总结成绩的基础上对风险保持清醒判断。

（一）今年前四个月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良好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较好。以人民币计价，1—4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超出市场预期；其中出口增长11.3%，进口增长20.0%，贸易顺差也实现两位数增长。以美元计价，增长幅度更大，进口增速达到23.6%。从近一年趋势看，中国外贸增长较为稳健，增幅保持较高水平。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外贸表现较为突出，占全球市场份额稳步上升。美国、德国等经济体外贸发展状况也较好，但并未呈现中国这样明显的发展态势。中国外贸的稳定增长，既得益于全球科技浪潮带来的新增需求，也得益于中国制造业体系完整、产业配套能力强和贸易伙伴多元化布局持续推进。

（二）贸易方式和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

从贸易方式看，各类贸易方式均实现增长。1—4月，一般贸易进出口达到9.82万亿元，增长8.5%，占外贸总值的60.5%。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21.3%，占比19.0%；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增长最高，呈现较快发展态势。在外贸总量明显增长的背景下，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保税物流均实现增长，说明中国外贸结构保持较强活力。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贸易地位持续提高。2026年前四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9%，外资企业增长15.4%，国有企业增长9.8%，各类所有制企业外贸增速均较高。其中，民营企业在贸易中的占比已超过一半，达到57.4%；外资企业占比接近30%，国有企业占比为13.3%。这表明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主体，也体现出中国外贸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三）机电产品和中间品贸易表现突出，全球价值链枢纽地位进一步稳固

从产品结构看，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超过六成，达到63.5%，说明出口中的技术含量持续提高，新质生产力正在推动贸易结构优化。1—4月，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0%。同期，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电动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速分别达到68.1%、43.2%和40.7%，增长较快。进口方面，机电产品进口也迅速增长，增幅达到23.6%；消费领域进口同样有所增长，例如农产品进口增长10.3%。

从全球价值链地位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作用进一步稳固。报告依据BEC方法将产品按生产阶段划分后发现，加工专用中间品贸易增速最高，达到27.8%，对贸易增长贡献超过9个百分点。加工专用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增长，体现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从贸易伙伴看，中国贸易伙伴多元化布局持续推进。1—4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同比增长15.7%，与欧盟贸易额增长13.2%，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13.5%，经贸朋友圈持续扩大，多元化布局稳步推进。

中国外贸之所以取得较好发展成效，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人工智能成为核心拉动力量，AI相关领域贸易额增长较快；第二，贸易背后是产业，强大的制造业构筑了外贸发展根基；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持续收缩，但中国经贸朋友圈不断扩大，贸易质量也在提升，除美国之外，中国与多数经济体的贸易保持持续增长。

（四）下半年外贸发展仍面临多重风险挑战

展望2026年下半年中国贸易发展并做出预测，需要先从四方面分析外贸面临的挑战。

第一，宏观经济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伊冲突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关键能源与航运通道，将冲击传导至全球，并通过“能源—农业—通胀”的链条进一步推高总体通胀水平。世界银行有关研究显示，即使冲突立即结束，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可能损失0.3至0.4个百分点，通胀抬升2至3个百分点；若冲突长期持续，全球GDP可能下降约1个百分点，并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从主要经济体内部看，发达经济体因高债务和政治分化受到政策协调能力约束，高利率与通胀黏性并存，使各国陷入“稳增长”和“控通胀”的两难境地；发展中经济体则面临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双重压力，政策腾挪空间更加有限。

第二，国际经贸政策的制定逻辑发生根本变化。过去，各国政策制定通常以效率为先，崇尚自由贸易，由此形成长期维持的多边贸易体系。但当前多边体系加速退潮，各国政策制定者不再将经济收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将供应链韧性、技术主权和地缘风险管控置于决策核心。美国正系统性运用国内立法工具将贸易政策武器化，以重塑有利于自身的全产业链。4月，美国援引“232条款”对未签署贸易协议国家的进口药品加征100%关税；同时，美国国会推动《MATCH法案》，试图将对华半导体管制从尖端技术延伸至成熟制程DUV光刻机，并施压盟友协同跟进。此外，美国盟友体系内部也在进行战略协调，例如日本和法国在东京举行峰会，推动稀土采购渠道多元化，构建“去中国化”的替代供应链。

第三，地缘政治环境不容乐观。传统大国主导的安全秩序正在失去稳定锚点，美伊冲突爆发及其后续僵局可能使美国陷入战略困境，并使全球能源、金融和供应链体系被动承压。地缘冲突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呈现“泛安全化”和“跨域化”趋势，冲突边界从传统军事目标扩展至经济、科技乃至民用体系，使冲突更具不确定性和外溢性。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已进入“高不确定性、多中心竞争、规则弱化”的新阶段，未来真正的风险不在于单一冲突的胜负，而在于各类安全机制与合作框架能否在失序过程中完成重构，否则局部危机很容易演变为系统性震荡。

第四，产业链风险不断加剧。以霍尔木兹海峡为代表的关键通道若受阻，能源、航运与保险体系可能同步失灵，冲击不仅体现在进口端，还会通过价格预期和金融渠道向制造业及出口部门传导。同时，科技产业链面临高端受限和内部竞争加剧的双重挤压，产业内部“内卷化”也在侵蚀盈利能力并削弱产业韧性。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谋求出海，合规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正在快速上升。

（五）模型预测显示全年外贸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在预测方法上，使用时间序列分析中常用的ETS模型，并结合AI模型对未来贸易走势进行预测。ETS模型分别考虑误差、趋势和季节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报告使用基于大语言模型架构、拥有1.2亿参数的Chronos-2模型，利用Transformer注意力机制同步学习时间维度和变量间关联关系，从而生成未来时间序列预测。

报告基于2017年1月至2026年4月的月度进出口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并纳入宏观经济环境、国际经贸政策、地缘政治环境和产业链风险四类因素，设置乐观、折中、悲观三种场景，再取三种情形预测平均值。

预测结果显示，2026年全年出口增长率预计为12.8%，出口规模约为3.77万亿美元；进口增长率预计为15.7%，进口规模约为2.99万亿美元。重点产品方面，计算机零附件下半年增速可能有所放缓至98.6%，但全年增速仍有望达到125.6%；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下半年增速预计为67.2%，全年增速为73.9%；集成电路全年出口增速预计达到68.3%；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锂电池全年增速预计达到48.6%。这些领域将成为支撑出口较快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应坚持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增强外贸韧性和国际竞争力。关键在于把新质生产力培育、全球价值链嵌入、新兴市场拓展和数实融合发展结合起来，推动外贸从规模扩张进一步转向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价值链地位提升。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坚持贸易高质量发展，就能够更好实现贸易利益，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增长。

（一）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对外贸易核心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对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其崛起是产业链升级、核心技术突破和国家政策赋能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未来应进一步扩大产业链优势，依托中国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全链条协同能力，在成本可控、交付高效的基础上，继续健全产业链、扩大核心优势。

具体而言，应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率，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为高端产品出口奠定基础。政府也应通过税收、研发补贴、跨境电商支持等政策，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加速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对外贸易竞争力。

（二）发挥中间品贸易优势，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

中间品贸易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发挥中间品贸易优势，努力在部分产业链的设计、核心零部件供应和高端制造环节中发挥更强主导作用，争取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引领者。

通过发展中间品贸易，可以提升中国外贸利润空间，增强中国外贸韧性和话语权，并有效对冲欧美市场需求疲软、贸易摩擦加剧等风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枢纽，但这一枢纽地位仍需进一步加强。

（三）重视新兴市场，打造贸易增长新蓝海

中美贸易不确定性仍将持续，尽管中美元首近期会晤有助于稳定大局，但未来仍将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应进一步挖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补性需求。前四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14.8%，仍有较大潜力可挖。

未来可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运用AI赋能便利化流程，为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提供支撑；同时，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通过更加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布局，中国外贸可以在全球市场波动中增强回旋空间和抗风险能力。

（四）通过数实融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运用新技术本身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应特别重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企业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按需生产、小单快返、快速交付”，降低库存积压风险，提升资金周转率。在企业“走出去”方面，应从法律、合规、物流和市场规则等维度加强研究，规避关税壁垒，降低物流成本，贴近目标市场，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同时，应通过“技术输出+配套服务”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客户忠诚度，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方案、卖服务”升级，从而提高外贸附加值。只有综合理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政策取向，才能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贸易力量。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热点研讨会分析分析报告，与会专家围绕中国外贸走势、贸易高质量发展、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产业链重构、企业出海、全球价值链变化等问题发表观点。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指出，近年来中国外贸表现总体好于预期。尽管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中国出口和进口仍保持较好增长，相比之下，提振内需面临的挑战更大。1—4月，以美元计，中国出口和进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贸易顺差仍处于较高水平。AI超级周期是推动近期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计算机、集成电路等相关产品出口和进口均保持较快增长，显示出相关领域需求旺盛。同时，中国“新三样”出口继续保持强势，AI相关产品、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发展相关产品成为出口的重要支撑。

当前中美贸易相对平稳，在中美元首会晤后，贸易休战状态可能延续，但中欧贸易摩擦正在上升。一方面，中欧贸易不平衡有所扩大；另一方面，中欧出口产品重叠度较高，新能源汽车、钢铁等领域已出现加税、反倾销等措施，未来欧洲还可能继续使用本地含量规则、国际采购工具、外国补贴规则、网络安全法等政策工具，对中国形成新的贸易压力。

围绕应对措施，“十五五”规划中关于外贸的表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未来应加强贸易强国建设，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不能长期、持续依赖外需拉动增长，而应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推动外贸更加平衡。同时，应更加重视服务贸易发展，推动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从高质量发展角度看，中国外贸应逐步摆脱低价竞争和薄利多销模式，更加注重盈利能力，依靠技术和供应链优势提升国际市场黏性。在政策层面，可适度优化财政补贴和出口退税安排，并在基本面支持下允许人民币温和升值，以促进贸易平衡、减少外部摩擦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表示，外贸在当前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十分突出。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外贸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并在国内经济复苏反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中国外贸的良好表现，充分展示了我国制造业和全产业链优势，也体现出长期积累的外贸能力和韧性。

看待外贸要坚持“两分法”，既要看到优势，也要看到困难和问题。当前外贸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复杂，地缘政治博弈依然严峻，美国政策调整持续对全球经济形成扰动，其重要目标之一仍然是中国。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缓和局势，但未来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如何构建新的关系，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全球产业链转移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是中长期重要问题。中国既是上一轮全球产业链转移的承接者，也是新一轮产业链转移的输出者。未来部分过去由中国出口的产品，可能仍由中国企业生产，但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国家，需要关注中国国内出口与中国企业全球布局之间的新关系。

外贸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高质量产品出口。当前中国已不再是低质廉价商品供给者，而是高质量产品提供者。机电产品、电子工业、AI赋能领域、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出口，体现了中国科研能力、制造能力和供应链优势。其次，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保障条件，尤其是良好的国际关系。应将外贸出口纳入整体国际关系考量，既要破解外部“脱钩”和所谓“民主供应链”等安排，也要构建中国自己的朋友圈。再次，高质量发展也包含高质量出海。中国企业出海已是大势所趋，应重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加强出海规划，明确哪些环节可以出去、哪些核心环节不能出去，防止产业链空心化和核心技术转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青指出，本期论坛选题切中了两个重要现实要点：一是外部世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研判中国发展的重要变量；二是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全球化，理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当前现状和未来趋势，都必须具备全球化视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全球化进程高度相关，因此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刘青表示，当前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经济发展仍将与贸易发展密切相关。其背景在于，中国供给能力越来越强，但内需启动仍需要过程。供给端方面，中国制造业规模大、升级快，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均有较好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应用热情处于全球前列；需求端方面，消费和投资仍在恢复过程中，尚未完全启动。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出口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依然十分重要。

刘青认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根源在于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竞争力稳步提升。中国产业发展的特点，一是持续升级、全球竞争力不断增强；二是国家系统工程和产业链配套能力较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既有“厚度”，也有“高度”。“厚度”体现在产业链完整性较强，许多产业从上游原材料、中间核心零部件到下游终端产品都有较强企业和竞争力；“高度”则体现在结构升级，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新三样”等领域成为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中的亮点。

对于外部不确定性，应辩证看待。一方面，贸易壁垒、供应链重组和技术封锁会损害贸易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应对得当，外部压力也会倒逼产业和贸易升级，推动科技创新突破和产业链韧性增强。围绕政策应对，一要强化科技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风险；二要在拓展多元化市场的同时高度重视亚洲贸易中心建设；三要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四要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面对外部变局，应以更强技术实力、更完整产业链和更开放的全球合作，在不确定性中增强发展主动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讲席教授许斌表示，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本质变化。经过四十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外部环境与十年前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重要性上升以及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变化，使中国不能再以过去的方式处理与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且可能更加严峻，这是外部环境的底色，不会因美国总统人选变化而根本改变。

近期中国货物出口保持较高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实际汇率层面的竞争力变化。贸易竞争力取决于实际汇率，而非单一名义汇率。过去一段时间，虽然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相对稳定，但中国出口商品国内价格与其他国家竞争性商品价格之间的比率发生变化。中国价格低位运行，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处于通胀环境中，此消彼长，使中国商品在实际汇率意义上出现贬值，从而增强出口竞争力。但他也提醒，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依靠价格竞争推动出口增长并非长久之计，未来价格继续下降的空间有限。

实现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在供给端依靠人口红利、资金红利和后发优势红利，但这些红利已难以延续，未来必须依靠真正实力，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率，也就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但经济不仅有供给侧，也有需求侧。当前中国要从依靠出口外需拉动的结构转向国内消费为主、内外需协同的结构，这一过程非常困难，也需要较长时间。

因此，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取决于能否完成“双转型”：一是在供给侧，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二是在需求侧，从外需为主转向内外需协同。他还提出“新质消费需求”概念，认为养老、保健、住房、AI时代的居住改造、个人理财、心理咨询、体验式消费等领域都蕴含大量新需求。未来应从“需求到供给”的思路出发，识别新质消费需求，再反向推动相应产业、产品和服务发展，从而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内需基础。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指出，过去一年半以来，中国贸易持续表现出“超预期”特征。市场机构多次低估中国贸易能力，而新的事实又不断超出预期，这说明中国贸易不仅在量上发生变化，更可能正在发生质的转变。程实表示，应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和质量视角理解中国贸易的新变化，关注中国贸易在结构和能力层面发生了哪些转变，以及这些变化对未来政策选择意味着什么。

中国贸易韧性首先来自全球贸易路径越来越难以绕开中国。在变乱交织的全球环境中，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时，其最优贸易路径往往仍绕不开中国，这是中国贸易在动荡环境中保持韧性的关键原因。其团队基于全球价值链变化的测算显示，中国作为全球供给中心的结构性角色持续增强，已经成为连接最为密集的出口节点，中国出口创造的增加值通过高密度网络路径广泛嵌入全球各地生产函数。这表明，中国当前贸易表现并非短期偶然，而是过去十多年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参与全球化和强化产业能力建设的结果。

进一步来说，中国贸易实力正在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移。中国贸易能力强，并非仅源自宏观变量变化，更深层次地来自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能力提升和地位上升。中国正在成为难以替代的超级“路由器”，产业全谱系优势以及重点产业全球增加值份额在过去十年中系统性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出海也在从“产品出海”走向“跨国建链”，经历从产品出海、产能出海到生态出海的升级，把中国供应链能力向外延伸，并与贸易伙伴共同分享扩链利益。

同时，中国贸易韧性还来自“向上突围”，即制造业持续升链、价值空间不断打开。贸易不应只追求规模和体量，更要形成影响力、盈利能力和持续竞争力。当前，中国制造正沿着价值链持续上移，从加工装配端向中间核心产品供给端转型，规模创造正在转向价值获取。中国贸易韧性更多源自过去数十年久久为功的能力建设，源自微观能力而非单纯宏观环境；未来政策重点应放在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话语权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