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逃往阿根廷，躲避一个他亲手加速的未来

文 | Sleepy

不久前的一个周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阿尔马格罗区的一家老棋社办了场比赛。

每次来比赛的人还是那老几位，他们弓着背，盯着棋盘。下棋的人都爱摆出一副审判世界的神气，尽管他们其实只是在想怎么吃掉对方的马。

那天这个社区比赛里来了个生人，快六十岁，德裔美国人，最后拿了第三名。其中一盘棋，他对面坐着一个小女孩。她低头看着棋盘，手指捏着一枚棋子，迟迟没有落下。她未必知道，坐在对面的人，习惯思考的从来不只是一盘棋的输赢。

这个人是彼得·蒂尔，PayPal 联创，Facebook 最早的外部投资人，特朗普阵营最阔绰的金主之一。

就在这两个月，他刚从洛杉矶和迈阿密搬走，在美洲的另一边落了脚。见了总统米莱和他的部长们，在富人区买下一座豪宅，把孩子送进了当地学校，还去看了河床对博卡的国家德比。

上个月的一个晚上，借着烛光，他把一群阿根廷的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请到家里，聊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经济，聊着聊着，话头拐到了他最爱聊的末日和「敌基督」上去，几位客人都不知该怎么接这个话茬儿。

有钱人谈末日和没钱的人谈末日，看着是同一件事，实则大相径庭。

后路

彼得·蒂尔搬来阿根廷，为的是在末日之前给自己留条后路。这不是头一回了。

2011 年，他在新西兰累计停留仅仅十二天，就拿到了那个国家的国籍。按常理这不可能，但他拿到了部长特批。申请材料里，他称那地方是「乌托邦」，他太爱这里了。

不过这份情深意浓藏得也挺深的。入籍的事他瞒了五六年，2017 年才被媒体曝出来。他在南岛瓦纳卡的湖边买了四百多英亩地，在皇后镇置了一套房。他还想在山坡里凿出一座住得下二十四口人的地下掩体，不过这个计划在 2022 年被当地议会否决了。

也是那一年，他申请了马耳他护照。

有钱人留后路，自古有之，不新鲜。罗马贵族会在乡下备着庄园，乱世可以躲一躲；近代富商在别国存着金条，本国出事还有处可退。

可新鲜的是，这种后路在今天留得越来越彻底了，有专业的团队，有系统的方法论。国籍可以多备几本，资产可以分散在几个大陆，税可以挑地方交，连政治气候都能选一个最顺自己心的。全球化本是为了让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没想到顺手也给一小撮人带来了一种过去只有神明才拥有的权利，他们现在可以选择自己活在哪个世界。

普通人远走他乡，是撕开半生，重新学一门语言，用口音在异乡出卖自己，从头向陌生人证明自己是个值得打交道的人，还得和亲人分开很久甚至永别。

彼得·蒂尔在怕很多事。比如加州在讨论对亿万富翁征收一次性财富税，比如北半球的战争风险越来越高，比如人工智能可能会走向失控。

但他的害怕和普通人的害怕也不一样。普通人也怕，怕财务问题，怕战争，怕一个行当被新技术一夜取代，怕孩子长大了连条稳当的路都找不着。只是这些怕，变不成第二本护照和南半球的一块土地。

恐惧，人人都有。但恐惧能换来什么，这件事从来不公平。

反噬

可他要逃离的这个美国，恰恰是他自己帮着建起来的。

彼得·蒂尔这大半辈子，其实都在跟同一个敌人较劲。他不信传统政治，不信大多数人慢慢吵出来的妥协，不信国家这架老机器还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他要的是绕过去，另起一套系统。

他很早就把「逃离政治」当成一门学问来做。所谓「逃离政治」，不是指隐居，也不是犬儒，而是利用资本和技术，在政府权力的长臂还没伸展到的地方，重新建立一套自己的规则。

2009 年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自己再也不信自由和民主能够并存，真正的出路得去网络、公海和太空里找。在他的设想里，PayPal 不只是个支付工具，更是一种世界货币；Facebook 也不只是个同学录，更像是一场在互联网空间建国的试验。

可到头来，「逃离政治」这件事，又被他做成了政治本身。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税、有边境、有选票、有监管，政治就会追上来。于是他从绕开政治，变成了押注政治。

2016 年，硅谷大佬们大多躲着特朗普走，彼得·蒂尔是少数几个站出来的，还亲自跑到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替他站台。后台，他又出钱又出力，把一个当年在耶鲁法学院听过他演讲、后来又在他公司里做过事的年轻人，一程一程托举上去，先进了参议院，后进了白宫。那个人叫万斯，是现在的美国副总统。甚至有人说共和党早就不是共和党了，应该叫蒂尔党。

把一个自己人扶上美国权力的顶点，又转身逃离这个国家，原因正是他最爱聊的那个词：敌基督。

他口中的敌基督，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恶魔，恰恰相反，他笑容可掬，张口闭口谈着和平与爱。这个人会没日没夜地拿那些人人都怕的东西吓唬你，比如 AI 失控、核战争、气候灾难，到最后，你会被吓得心甘情愿地把自由双手奉上，只求他给你一个安稳。

等天下人都把自由交上去，整个世界就能被一只手攥住了，末日也就到了。他在一次旧金山的讲座里说，美国既是拦着末日的那堵墙，又是末日本身。

搬去阿根廷，他对外说的理由是税，就是前面提到的那项财富税，加州正讨论着冲亿万富翁来征，他要赶在它落地前，利索地把自己和加州的税务关系切干净。这个理由体面，也好说出口，挺适合在饭桌上讲出来的。

可他准备后路准备了十五年，手里好几本护照，在南半球有房子有地，不至于为了一笔税就连夜搬家，那笔钱他出得起，犯不着多到地球的另一头。税务问题更像一个说辞，真正让他害怕的，是自己曾经想要的东西正在长成一头不受他个人控制的巨兽。低监管变成弱公共约束，反官僚变成更冲动的强人政治，技术效率变成移民执法和国家安全的数据机器。

他要逃离的，不是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美国，而是他最初的理想被现实翻译之后的美国。

真知水晶球

这头巨兽不是只存在于敌基督的宗教隐喻里。它有公司，有合同，有界面，也有一个名字：Palantir。

彼得·蒂尔不只是个会给自己留后路的人，他还造了这只眼睛，专门用来看着那些留不了后路的人。

他是 Palantir 的联创和董事长。这家公司 2003 年在加州帕罗奥图成立，种子轮拿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风险投资部门 In-Q-Tel 的钱。

911 之后，彼得·蒂尔相信，如果当年各家情报机构早就把数据打通，或许能拦下那场恐怖袭击。这个想法本身是真诚的，很多影响世界的事情一开始的目的都很真诚。

公司名字出自托尔金的《魔戒》，那颗能看到远方的水晶球。在书里，这可不是个好东西。其中一颗落入了黑暗魔君索伦的手里，他就用它去窥探、动摇、腐蚀对手。中招最深的是白袍巫师萨鲁曼，这位本该最有智慧的法师，盯着水晶球，被一步步说动，最后背叛了同伴。

那颗水晶球确实能让你看到远方，看到真相，但你看到的都是索伦让你看到的。

给公司起这名字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层意思。

如今，五角大楼、北约、移民执法局、联邦调查局都在用 Palantir 的软件。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花了大约三千万美元请它做了一套 ImmigrationOS 系统，能更有「效率」地发现、追踪、处置目标，是大规模驱逐的关键。

「效率」是一个狡猾的词。没有人好意思说自己反对效率，可效率后面往往还会跟着一串问题，比如「更有效率」是对谁而言的、省掉的是谁的时间、被加速处置的是谁的命运。

对富豪而言，效率意味着少一点税务摩擦，多一条后路。对执法部门而言，效率意味着更快识别、更快追踪、更快处置。但是对一个被系统盯上的人来说，效率可能意味着他没有解释和申诉的机会，而且整个过程数据完备，程序合规。

于是我们能看到，同一个人，一边在给自己留后路，备好了护照、庄园、安全屋，随时可以「消失」；而与此同时，他造了一盏巨大的聚光灯，把所有留不下后路的人照得纤毫毕见。他怕有一天世界被一只手攥住，可他造的，恰恰是能帮人把世界攥住的那只手。

保险柜

造出了那只手，他还得替自己找一个那只手够不着的角落。彼得·蒂尔挑中阿根廷有他的道理。这里远离北半球可能燃起的战火，草原广袤，巴塔哥尼亚的幅员辽阔能给他一种安全感。但更关键的，是这个国家正卯足了劲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让外人愿意进来、愿意存钱的地方。

一百多年前，阿根廷是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1913 年，它比法国、德国还有钱，人均产出直追加拿大。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黄金年代，欧洲移民成群结队地来，歌剧院、林荫道、巴黎式的老公寓一栋栋建起来。

然后是长达百年的衰落。一轮接一轮的恶性通胀把货币变成废纸。2001 年，政府一纸令下，冻结了全体国民的银行账户，美元存款想动，得先换成正在贬值的比索再说。

这道法令有个外号叫「corralito」，这个词本来指的是圈牲口的围栏，也指婴儿的护栏。

这两层释义摆在一起可太妥帖了。一个国家，把全体国民的钱，像圈牲口一样圈起来，同时还温柔地解释，这是为了保护你，你是国家的乖孩子。那时很多人走上街去抗议，人群中，每十个乖孩子，有七个是穷孩子。

如今，这个曾把自己公民的钱封锁起来的国家，要把自己包装成保险柜，招呼别人来存钱。

米莱上台，把低税收、放松管制、亲美、招商、反官僚打造成招牌。这位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总统，竞选道具是一把电锯，象征着砍预算，砍部委，砍掉国家身上一切赘肉，让市场重新进来当家作主。他的内阁首席部长阿多尔尼甚至在国会上说：「全世界那些受够高税收、高监管，想要逃离本国的亿万富翁，欢迎来到阿根廷。」

但资本来，是要来定价的。跟着钱一起进门的，还有他定义「进步」「现代」「该让谁过好日子」的新的一套大道理。钱走到哪儿，这套大道理就跟着走到哪儿。

模型里的人

更有意思的是，阿根廷并不是一片技术真空。它不是一片没有算法、没有模型、没有国家工程的荒地。

五月下旬，阿根廷人力资本部发布了一套叫「社会数字孪生」的计划，米莱亲自站台，准备用 AI 把整个社会复制成一个模型，把来自各级政府和私人渠道的数据统统喂进去，蒸馏出一个虚拟阿根廷，让政策在落地之前能先预演一遍看看效果。

阿根廷官方说自己「抢在了未来前面」，米莱总统说「未来不等人。」

它目前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计划。预算、供应商、数据来源、监督机制，都没有讲清楚。也正因为没有讲清楚，才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真的试图把社会压缩成可以预测、模拟和提前干预的模型，真实的人类会变成什么样？

王小波写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一只肉猪，主人替它安排好了一切，安排它吃饭、睡觉、长肉、被屠宰。从养猪场的角度来看，这个安排非常合理、非常高效。猪本人肯定是不同意的，但不影响这份安排。猪之所以是猪，在于它没办法拒绝别人替它做的安排，不能说不同意，不能管对方要一个解释。

「社会数字孪生」和养猪场其实挺像的。区别是安排的对象是人，是由算法安排的，被安排的人不知道自己被安排了，甚至可能还会觉得这是一种关怀。

模型最爱规律，最怵例外。可人的日子，几乎全是例外凑成的。一个孩子停了课，未必是因为家里不重视念书，也许是父母病了，是搬了家，是欠了债；一个人丢了工作，未必是懒，也许是整个行业忽然被取代了，是年纪过了35岁，是家里有个离不开人的老人。

这些理由都没法量化，塞不进规范的表格里。可一个人值不值得被帮一把，恰恰就藏在这些塞不进去的东西里。把这些一刀切，数据是会变得干净，效率是会得到提高。但那个人也不见了，变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数据点，在模型里安安静静地，等待一个对他来说合理的安排。

而且，预测要是没了边界，就会变成命令。今天能算出你「可能需要帮助」，明天就能算出你「可能会惹麻烦」，后天就可能算出你这一家子「不值得再投入资源」。

谁的未来

把这几件事摆在一起，我们能看到这个时代大致的轮廓。

有一类人，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轻盈，可以随时消失，随时闪现在另一个地方，好像他们和土地、制度，以及和普通人的命运之间，都没有什么关联。

还有一类人，越来越笨重，重到哪儿都去不了，每走一步都要留下脚印，重到他们的一切「公民行为」，比如居住、消费、社交，都在被记录、被分析、被预测、被提前安排。

可系统看见普通人的，是风险、概率、数据，不是难处、委屈和深夜失眠的孤独。被机器完整记录，和被一个社会真正理解，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未来仍然也是。

回头看那场烛光晚宴。蒂尔谈敌基督，谈他对极权的恐惧，这担忧不是假的。可他害怕的那个世界，有很大一块大陆，正是他自己出钱出力垒起来的。

一个人可以真诚地害怕某件事，同时真诚地推动着它到来，并且对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保持一种真诚的视而不见，并且给自己留了一道后门。

这个时代把少数人的恐惧，悄悄包装成了所有人的未来。富翁怕交税，于是「监管」成了枷锁；资本嫌共识形成太慢，于是「公共讨论」成了低效的代名词；利维坦怕失控，于是越来越多活生生的人被变成数据，喂给一台替他们预判命运的机器。

这是一种把强者的经验错当成所有人经验的问题。一个有退路的人，自然觉得世界该跑得更快，反正他不怕被甩下去；一个能影响规则的人，自然觉得规则越少越好，反正他的安稳从不只靠规则。可很多人的安稳，偏偏就来自那些笨重、缓慢、麻烦的旧制度，它们是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的地基。

当它们被一刀刀砍掉的时候，最先摔跟头的，不会是棋桌上的那位富翁，而会是富翁对面的普通人。

回到那张棋桌。

那个孩子也在算着下一步，可那只是棋盘里的下一步，输了把棋子重新摆一盘便是。

彼得·蒂尔算的下一步，会落进制度里，落进那些没有重来机会的人的日子里。他在阿根廷寻他的落子处，米莱政府用系统替所有人走棋。而那个和彼得·蒂尔下棋的孩子，将来某天也许会发现，自己的房租、自己的病、自己被系统误判的那一回，早已是别人棋局里的一格。那盘棋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她也掀不了桌。

就像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猪，没有人问过它愿不愿意活在别人替它设置好的命运里，可那只猪最后跑掉了。

它学会了模仿糖厂的汽笛，每天上午十点跳上房顶叫唤，比真正的收工汽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地里的人听见了，便提前扛着农具回来。领导开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三十多人拿着手枪和火枪，分成两路围捕它。它在两拨人的火力之间绕了几个圈，找准一个空子，一头冲了出去。

但那个孩子能冲到哪儿去呢？

未来不是不能来。只是在它来之前，总得有人替我们问一句：这个未来，到底是给谁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