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装作____来试探爱的真假

“可是，假如有可能，你会跟我走吗？”

——《万灵》

我和克莱尔·贝斯在离别的氛围中去了布莱顿，那时小孩埃里克已经返校，她同意再见我一面（单独见面），听听我的提议，跟我谈谈，不慌不忙，不定闹钟，也不会听见那些一到整点、半点、一刻钟就敲响的钟声，那些在黄昏时分仍毫不客气地响个没完的钟声（还会一直敲到永远，不过我已经不用再听了）。

我们是周末去的布莱顿，是个周六，只打算在那儿住一晚——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夜晚。

我们几乎没走出布莱顿的酒店。它和伦敦、雷丁那些千篇一律的酒店不同，屋子里有两扇相对的窗户，一扇可以看到赫赫有名的英皇阁，它有着尖塔和洋葱形的圆顶，带着一种怪诞的伪印度风格；另一扇则可以看到海滩。（这是唯一一次我们在一起花费高昂：偷情通常是很廉价的）。

我们并不是真的没走出酒店，可我总有这种感觉——总是和克莱尔·贝斯困守一处，无论是在牛津、伦敦、雷丁还是布莱顿。

这次我们没有乘火车，而是开她的车去的，这也带有某种开始和崭新（虽然是在结束）的意味：我们俩坐在她的车里，向南方驶去，第一次把伦敦和雷丁甩在身后。我在左边，有种载着她的错觉，而她会留下开车载我的（真实的）印象。

但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与我们自身有关的事才会产生这种不真实的感觉，与他人有关的却不会，包括一个三十年前死在遥远国度的人，和另一个没有死却应该在彼时、彼地死去的人）。

我们沉浸在离别的味道中，这是一种浓烈且永远可以分辨的味道。尽管实际上告别和分离的结局在一开始就已确定（在一个途经之地，拥有一个被称为“爱情”的东西，拥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这就是最初的决定与计划），我们还是假装并非如此，假装结局可以取决于这次见面、这个周末，假装在这座城市、在布莱顿这家酒店的这个房间里，我们可以做出也可以不做决定。

当我向她提出不可能实现且明知会被拒绝的计划时，我感到了极大的宽慰（也许是极大的快意）：恰恰是这种已知的不可能与必然的否定——先开口提议的人等待的就是拒绝——让人得以毫无保留、激烈地表达欲望。假如有一丝丝被满足的风险，表达时就不会那么笃定了。

我想，克莱尔·贝斯也假装相信我，假装把我的话当真，还跟我解释，仿佛真有必要解释，仿佛只说一个“不”字还不够，仿佛她要尽量不伤害我，而我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似的（她表现得体贴周到）。

要让非亲缘关系得到承认、升华，这就是必需的程序。这类关系从未有过成果也并不有趣，但对思绪来说似乎必不可少，它让思绪幻想将要到来的一切，不至于倦怠、颓靡，不至于陷入消沉。

但所有这些，我们起初都没有谈及——我保留了自己小小的演说，她保留了自己鸿篇大论的回答。等到晚餐后，在无垠的海滩上散了步，回到酒店房间时，我们知道，最宏大的工程（表演和伪装）不得不开始了。——我们一直节省着体力（无论是言语上的，还是告别的情绪上的）。

我们断断续续说了这么多的话，停顿了这么多次，终于上了楼（但还不晚，因为我们知道还有许多个小时才会结束这一天并睡下，也许我们不希望让一切变得过于劳累或过于真实）。

她像平常那样脱了鞋子，我没脱，尽管我的袜子里有沙子。她躺到床上，不用说，裙子又撩了上去，她总是如此，好像必须得真切展示她那双修长的、动起来有点孩子气的腿（在他人眼中，那是双肌肉若隐若现、笔直的腿）。

那天晚上，我们可以让时间永远停住，或沉浸在这种错觉中，所以一切都不急，不急着开口说话，不急着亲吻对方。春天的晚上的确春意盎然，房间的一扇窗开着，透过它可以看见远处被照亮的不协调的尖塔或洋葱形的圆顶。

我背过身去，靠在窗框上。透过另一扇窗，可以看见沙滩和海水。

我点燃了一支烟，说：

“克莱尔，我不想走。我不能现在走。”

我认为这两句如此相似的话足够让她开口，让她回应些什么（我也马上意识到，虽然我开始说话了，却依然在思考，无法停歇）。她开口了，但是没有回答（或者说不完全是回答，她用一个问题代替了答案）。

“你是说离开牛津吗？”

我说：

“是的，但不全是牛津。我想，牛津我是希望离开的，再说，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合同已经到期了。但我不想跟你分开。这几个星期长得没有尽头，我真是太想念你了，我不想纯粹因为地理的原因跟你分开，这太荒唐了。”我想，说了这些话之后，我的意思更清楚了。情人之间的严肃谈话总是需要这般清楚，它必须在平坦、透明、未来的维度中流淌。

“地理因素是让人们分开的足够强大的理由。有时是不可挽回的。你不想走，又很想走，你不太清楚你究竟想要什么。我知道自己不能也不愿意离开。但是，你不知道，也无所谓，因为不管怎样，你都得走，你会走的。谈论毫无疑义的事情没有意义。”

我说：

“但你可以跟我走。”我想，在那个六月的夜晚，在那个周六，在布莱顿，令我惊讶的是这一句话就（清楚无误地）让我表达了几乎全部的重要内容（我也料到克莱尔·贝斯会说这不可能）。

“去哪儿？马德里？别荒唐了。这不可能。”

我说：

“可是，假如有可能，你会跟我走吗？”我想，我也给她提供一个机会，让她说她会做到我们俩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她没有接茬，因为这不是她的剧本，而是我的。

“我很好奇怎么个走法。”

我说：

“我不知道。得找到一个办法。只要愿意，办法总能找得出来，但首先必须有找的意愿。我需要知道你愿意或者打算想办法。我不愿意再重复那样的四个星期，也不愿意见到你儿子时他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看我。我希望他认识我，假如我们住在一起，他会跟我们一起生活，我想让他也成为我的儿子，或者继子。没有你，我没法活下去，现在马上就要失去你了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太晚了，但事情总是这样——”

我想，说话时越来越大胆了，而且说得太快。我压根儿没料到自己会说这些，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我都不是很肯定自己想说这些（“一起”这个词，“儿子”这个词，“继子”这个词）；不过我也想到，最后那几句话，包括最后一句，在非亲缘关系所能容许的极有限的范畴内，尚且是可以被接受的。

克莱尔·贝斯本该表现出惊讶——至少一点点，但她选择以毫不惊讶作为伪装。她要假装自己不惊讶，这是一种将惊讶（她的伪装）转嫁给对方的方式。

“不是太晚了，”她说着，在床上点燃了第一支烟......

在对未来进行的开诚布公的对话中，需要几个步骤（这些步骤只是程序）。

在这种情形下我有两种选择：（望着海滩）问她是否永远也不会抛弃丈夫，因为不管怎样，她依旧爱着他（但是在布莱顿，在这个六月的周末晚上，我不想冒着风险听她说，是啊，就是这样；也不想碍于面子而不得不拼命否认她的回答）；或者——假装第一种可能性不存在——斥责她不够勇敢、安于现状（说这话时我转身望向远处的圆顶，把烟蒂从窗口扔出去——就像扔一枚硬币，背对着她），斥责她满足于我不曾参与的那些事，对那些事我不负有责任也不会尊重。

不过，我是否选择第二种已无所谓，因为克莱尔·贝斯已经照着第一种可能回答了。

◎ 上文摘录于《万灵》，有删减，作者哈维尔·马里亚斯。

“我”曾在牛津的万灵学院待过两年，而那两年，总结下来无非是这样：

1）在大学当留子；2）在课上当混子；3）在街上当溜子

除此之外就是编瞎话、传八卦、搞破鞋....意义？没什么意义，我知道，这两年注定在我人生中没有任何位置，注定会被遗忘。而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现在还要竭力回忆、努力写作，我也许会说我不知道，又也许会说：

一切都将被抹去，但一切都需要被讲述至少一次。

作为诺奖热门人选，马里亚斯未能在生前夺魁，却赢得了王位——因《万灵》的问世，他于1997年被正式加冕为雷东达王国的国王，《万灵》也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传奇之书：文学不仅照见现实，还改写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