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女性生存录

01

王秀楚所撰《扬州十日录》是流传颇广的亲历笔记，书中多有对城中女子的记述。清军屠城祸乱扬州之际，无数女性深陷浩劫，凄惨命运被血淋淋地定格在这场屠难之中。

女性，虽然在这场屠杀中是悲惨的受害者，但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种偏见。

王秀楚和一些百姓被三名清军俘虏，清军随即将他们带回宅院。清军将俘虏分开，其中的女子单独关进一屋，屋里有一名扬州本地女子，她是一名裁缝，正在赶制新衣服，她已经和清军混熟了，可以主动开口向清军索要财物。王秀楚对其极为厌恶，在书中骂她“曲尽媚态，不以为耻”。

王秀楚甚至认为这是明朝之所以大乱的原因所在。

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

这一点上，不得不让人想到历史上，那些把亡国原因推到女性身上的经典案例，比如妹喜、妲己、褒姒。只不过以前的历史是具体的人，而王秀楚在这里认为是一个群体，即那些没有自尽，谄媚于敌人的女性。

而接下发生的事情，更让王秀楚难以忍受。

“三卒将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并令制衣妇人相修短、量宽窄，易以鲜新。而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不能掩盖，羞涩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换衣毕，乃拥诸妇女饮酒食肉，无所不为，不顾廉耻。”

他所说的“不顾廉耻”并非指清兵，而是指受辱的女性，在他的认知里面，在他的潜台词里面，女性不能接受这样的侮辱，很显然，他认为她们应该选择自尽。

但在死亡来临之时，虽然教化根深蒂固，但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面对。王秀楚还记载了一场妇女受辱的场景。

“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嘻笑自若。后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对合，余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三少妇恬不为耻，十数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

王秀楚用“恬不为耻”来此描绘三名受侵害者，而非施害者。在他的道德天平上，清兵的暴行被放在了一边，而受辱女性的“罪”在于没有以死拒辱。他看不见，或者说拒绝看见的是：嘻笑或许是麻木，或许是求生本能下的心理防御；不能起身行走，是暴力摧残的身体证据。他将这一切统摄于“耻”的伦理框架中，要求受害者在屠刀下完成一场关于贞洁的实证，否则便是“无耻”。

这种视角的偏狭，源于殉节要求：它不仅要求女性去死，还要求她们在死前保持正确的姿态——悲泣可以，嘻笑不行；自尽光荣，苟活无耻。王秀楚的厌恶，本质上是对这套脚本未被完美执行的愤怒。

而就在此时，王秀楚发现受辱最严重，不能行走的那名少妇，“予认知为集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此。”

王秀楚的逻辑是：那名少妇来自集市某户人家，回想其家族平日所作所为，认为遭此横祸也算咎由自取。这里的“平日所为”虽未明言，但大概率指向商贾之家的逐利、市井之徒的不端。屠杀在此被转化为一种天罚，而女性的身体成为家族道德账簿上的支付手段。

这种推理完成了双重剥离：一方面将施暴者清兵完全抽离于因果之外——暴行不是侵略者的罪，而是受害者招来的；另一方面将受害女性进一步物化为家族财产，她的受辱不是个人苦难，而是家族恶行的兑现。

02

而在整个《扬州十日录》里面，最为重要的妇女就是王秀楚的妻子，当时的她已经怀有九个月身孕。当清军攻入城内的时候，王秀楚见街上大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到家里，对已经有身孕的妻子说：“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妻子应声答应，拿出积攒的一些银两交给他保管，说道：“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辈休想复生人世矣。”两人相对痛哭，妻子把所有银两全部交给王秀楚。

在这里，避免受辱而自杀，是王秀楚和妻子所认为理所当然之事，并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宋明理学长期教化的结果。从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到明代朝廷对烈女的旌表制度，“殉节”已从道德选择变成社会脚本。王秀楚夫妇几乎是在背诵这个脚本——丈夫出上半句，妻子完成下半句。

但这里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对称：王秀楚嘱咐妻子自裁，却未提及自己。在当时的伦理框架中，女性的“辱”是身体性的，男性的“辱”是政治性的。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潜移默化：在乱世中自尽，是妇女的责任——这种意识有多恐怖，自不待言。

我们在这里可以想到一个著名的例子。

甲申之变，李自成攻打北京城，崇祯皇帝在得知大势已去之后，在宫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逼迫以自己最亲的几位女性自杀。钱士馨在《甲申传信录》卷一中记载：

上顾事急，将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走，上收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仆，再刃之，仆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十五，上目之，怒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之右臂而仆，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而遣宫人讽懿恭[安]皇太后及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自仗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

崇祯一共让五位亲人奔赴死亡。“尔宜死”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对周皇后，是诏令，皇后返回坤宁宫自缢，完成了脚本。第二次对袁妃，是追杀——袁妃试图逃命，崇祯追赶上来，连刃两剑，袁妃倒下，还没有闭眼，但肯定活不了了。最刺目的是长公主一幕。“胡为生我家”，公主的不幸在于她的存在本身，在于皇室血统在亡国之际成为难以处置的累赘。

而见到皇后已亡，崇祯的反应是死得好，因为皇后完成了她对这个国家最后责任，以死亡的方式。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来临时，让妇女以死亡的方式来避免受辱，是那个时代的惯常做法——虽然没有任何一条律文有规定，但那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比法律条文更有效。

从王秀楚到崇祯，“自行了断”的脚本不断升压：士大夫劝妻、皇帝杀女杀妻。崇祯的剑锋所向，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血脉。这种向内的暴力，比清兵的屠刀更荒诞：它以保护之名，完成了最后的摧毁。

王秀楚妻子因为怀有身孕，所以虽然屡屡遇险，却并没有遭受到凌辱。但是，鉴于情势危机，妻子每日都在寻找机会自杀。在乱世之中，女性以自尽的方式避免受辱几乎成为女性的一种本能。

二十七日，“回至洪宅，妇欲觅死，予竟夜与语，不得间，东方白矣。”

二十八日，“是夜，予妇觅死几毙，赖洪妪救免。”

二十八日，在最危急的时刻，王秀楚和妻子两人还一起自杀过一次，“而妇坚欲自尽，予亦惶迫无主。两人遂出，并缢于梁；忽项下两绳一时俱断，并跌于地。”

而王秀楚逃出之后，和妻子躲在棺材后面，也被清军发现，王秀楚赶紧献上银子，清兵要强掳王秀楚妻子。妻子已有九个月身孕，趴在地上死活不肯起身。王秀楚哄骗清兵：“她怀胎多月，前些天上房顶摔落，胎儿已经不保，身子动弹不得，哪里站得起来。”清兵不肯相信，要掀开衣衫查验，好在妻子事先把染血的裤子抹在身上，清兵看过后才作罢。

王妻性格倔强，早已视自己为将死之人，对于清军的凌辱，百般不从。而且她早就告知丈夫，如果自己遇到危险，自己必定不从，唯有一死，让丈夫万不要因为夫妻的原因而站出来哀求，她不想连累丈夫和儿子。而真正的危险到来之时，王妻以丢弃性命的方式拼死不从，而作为丈夫的王秀楚则只能在远处看着妻子命悬一线，却什么都不能做。

继一狠卒来，鼠头鹰眼，其状甚恶，欲劫予妇。妇偃蹇以前，语告之，不听，逼使起立。妇旋转于地下，死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衣裳，表里溃透。先是，妇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勿以夫妇故乞哀，并累子！故予远躲草中，为不知焉。予亦谓妇将死，而恶卒仍不舍，将妇发周数匝于臂，横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步，必击数下。突遇众骑中一人与卒满语数句，遂舍予妇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无完肤矣。

看到这里，我们很难不为为王妻的坚强与不屈所震撼。

我们看到了《扬州十日录》里面清军杀戮之残忍，看到了清军禽兽般的行径，这是全书的主题，写得也很清楚，摆在了明面上，谁都看到的清楚。清兵杀人，而王秀楚记录杀人。但他同时记下了另一件事：自己如何教妻子去死，如何骂求生者无耻，如何在草中远躲。这些他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段落，与屠城的血写在一起，他却从未意识到这是同一种暴力。清军的刀是明的，他的笔是暗的；刀放下了，笔还在写。

这才是悲剧：记录者以为自己在控诉，实则是在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