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个月前，我受归期妈妈谭咏薇女士的邀请，和她共同录制了《我的孩子打游戏》第二期。起初，我只是想针对她的节目做一次线上的访谈。但在多次的沟通过后，我们决定以对谈的方式讲出各自的故事，归期妈妈为人母，而我为人子的经历。
我没想到，作为一个从业近10年的记者，自己会在录制的过程中情绪失控。
录制进行到一半，归期妈妈问我，父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回忆起高三时母亲陪读的画面，随后又聊到了我的父亲，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式家长，有些大男子主义，从不轻易表达感情。
但也是在这句话讲出之后，我想起了前些年我在经历人生低谷时，我母亲转述给我的一番话。“你爸没事的时候，总要跟我问问你的近况。看上去他好像对你不太关心，但这只是因为他不善于表达爱。”而我的父亲，也会在我难得回家的时候悄悄叮嘱我，要多帮帮我的母亲，不要让她太辛苦。
面对镜头，我复述了这段话。也是在讲述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出现了波动。我尝试深呼吸，刻意放慢说话的语速。但并没有什么用，眼泪迅速溢出眼眶，快到我几乎来不及反应。面对镜头，我哭了。
这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坐在受访者的椅子上，在此之前我始终是那个提出问题，试图调动受访者情绪的人。我知道问题如何设计、节奏如何推进，也知道何时该追问，何时要留白。或许我曾做到过让受访者陷入长时间的思考和沉默，但惭愧的是，作为记者我过去几乎没能做到让受访者在我的面前卸下全部的伪装。但那天，我却在一个自己只见过几面的采访者面前，在镜头前哭了。
录制结束之后，我一个人走到角落，思考了很久。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归期妈妈究竟做了什么，让我可以主动袒露自己。似乎我们只是自然而然地顺着采访的节奏，聊到了父母的话题，然后感情就不受控地流露了出来。我开始意识到，“顺其自然”或许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我尝试仔细回忆情绪爆发前的每一个事件。节目录制前，我们在线上聊了很多，录制前一天我们把设计好的问题和答案又细致地过了一遍。而在我情绪出现波动时，录制已经进行到了后半段，那时候的我也进入了相对放松的状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安全感，让我可以在即便不是自己的节目里，即便处在一个相对陌生的、被采访的位置上，依然可以袒露自己。
随之而来的是反思，作为一名记者，我似乎并没有在采访中给到受访者足够的安全感。客观的原因在于采访前我很难有机会和受访者进行充分的沟通，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主观上我更依赖现场的临场感和即兴发挥。我相信受访者来不及设防的瞬间，往往是最真实的，也能够提供更好的素材。但那天录制结束后，我开始质疑这件事。
过去两年，我录制了8期《账号已离线》，访谈了8位来自KPL的现役选手。每期节目做过之后，我都会产生对于采访的新的思考。而这一次，当我成为一名受访者，这些思考开始变得更加具体。
我发现当自己的状态足够放松时，受访者的状态和给出的回答似乎也变好了。放松意味着我的注意力从手上的采访提纲，转移到了面前的受访对象身上。我不再惦记着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而是认真地听对方说话，顺着回答向下走。
此外，我在回看往期《账号已离线》视频时，也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有些问题设计得不够具象。过于抽象的问题，一方面会增加受访者的理解成本，另一方面即便对方理解了，有时候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而一个好的问题，一定是具体的，让受访者听懂的，并且能够引起进一步思考的。
因此，当我回想起那天自己出现情绪波动的时刻，我的确无法确认，究竟是问题打开了我，还是前期的那些铺垫，让我进入了相对放松的状态。以至于直到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关于“如何打开受访者的心”的明确答案。
我只记得那天我坐在受访者的椅子上，想起了我的父母，他们在用各自的方式爱着我。而我用了很多年，才真正读懂这件事。
我想，这或许就是我还在做记者的原因之一。每一次采访，本质上都是在试图读懂一个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学会打开受访者的心，但至少那天，我学会了面对镜头，打开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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