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14岁男孩与13岁女孩发生关系后，家长为避免被判刑赔偿8万

四川简阳，14岁男孩与13岁女孩早恋发生关系，女方报警后，男方父亲为“捞人”签订8万元赔偿协议，女方申请撤案，男方支付1万元后，警方以情节显著轻微撤案，男方却以重大误解为由拒付剩下的7万元，女方遂起诉至法院，法院会如何判决？

（案例来源：裁判文书网）

被害人小花（化名）身世极为坎坷，父母、祖父、外祖父均已离世，经亲属协商，由其亲哥哥担任法定监护人。

案发时，小花刚满13周岁，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期，加害人小壮（化名）时年14周岁，两人系同学早恋关系，在交往期间多次发生关系。

我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且该罪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为14周岁。

小花的家人发现此事后，基于对法律红线的清晰认知，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经初步核查，认为确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遂对小壮立案侦查。

刑事立案，意味着小壮可能面临重罪追诉，其父亲慌了神，为规避儿子的刑事风险，他主动找到小花的哥哥进行协商。

双方在立案后次日即达成书面《和解协议》，该协议的核心条款如下：小壮的父亲一次性赔偿小花人民币8万元，该款项明确用于弥补小花的身心创伤及精神损失；小花一方自愿谅解小壮，不再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交撤案申请。

小壮的父亲当场支付了1万元现金，并就剩余7万元向小花出具了欠条，承诺在一周内付清，然而，刑事司法程序具有其独立性和严肃性，并非当事人可随意处分。

小花的哥哥依约向警方递交了撤案申请书后，警方明确告知：强奸罪属于公诉案件，是否撤销案件，需由公安机关依法独立审查决定，被害人及家属无权直接撤案。

公安机关并未因当事人的和解申请而直接终止侦查，而是继续依法审查。

约20余日后，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及相关司法解释（针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早恋过程中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作出了撤销案件的决定，认为小壮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这一撤案决定，成为了小壮父亲拒绝继续履行赔偿协议的直接“理由”，在警方撤案后，他立即停止支付剩余7万元，并明确表示将不再支付。

其提出的核心抗辩理由是：当初同意支付8万元的高额赔偿，其前提是“儿子小壮的行为构成强奸罪，需要以经济赔偿换取被害方谅解从而争取从宽处理”。

如今司法机关最终认定小壮无罪，说明其在签约时对行为的法律性质产生了根本性的错误认识，这构成了民法典意义上的重大误解，因此双方签订的协议应当被撤销。

双方协商无果，最终对簿公堂，小壮的父亲主张，其对“儿子行为构成犯罪”这一核心事实存在错误认知，该错误直接导致其作出了支付8万元的意思表示。

男方进一步认为，在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前提下，8万元的赔偿金额过高，明显超出了合理范围，协议内容显失公平。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首先，重大误解不成立，风险预判不等于事实错误。

根据《民法典》第147条，构成重大误解，要求行为人对其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根本性的错误认识。

本案中，在双方签订和解协议时，小壮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尚处于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并无任何生效法律文书作出认定。

小壮父亲所认知的“犯罪风险”是存在的、客观的，但他将“存在被定罪的风险”等同于“必然被定罪”，这是其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一种风险判断和利弊权衡，而非对既有客观事实的误解。

另外，小壮父亲的行为性质属于自愿避险，其支付赔偿款的核心目的，是希望通过经济补偿换取被害方的谅解，从而影响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为儿子争取最有利的结果。

这是一种主动的风险管理和利益交换行为，是其在当时情境下自愿选择的法律策略，不能因事后结果对其有利而反悔。

其次，协议合法有效，目的已实现。

法院认定，该《和解协议》是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属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

协议明确约定8万元用于弥补小花的身心伤害，这是对小壮行为造成客观损害的一种民事赔偿和抚慰，无论该行为最终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其给小花造成的民事侵权损害是客观存在的，予以赔偿具有事实和法律基础。

并且，小壮父亲签约的核心目的——“获取被害人谅解以影响案件处理”——已经实现。

小花一方依约提交了撤案申请并表达了谅解意愿，这在公安机关最终作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撤案决定时，无疑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因此，小壮父亲的合同目的已然达成，其无权以“结果与预期不完全相同”为由拒绝履约。

综上，法院经审理，最终驳回了小壮父亲关于“重大误解”的全部主张，判决其必须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的7万元赔偿金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