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体系进入“9.11”以来的危险时刻

作者：徐秉君（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

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比尔·普尔特于 2025 年 9 月 2 日在华盛顿白宫外漫步。（美联社照片/马克·席费尔拜因，档案）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双塔的倒塌，暴露了美国情报机构之间各自为政、信息不共享的制度性缺陷。两年后，国会通过《情报改革与反恐法案》，设立国家情报总监一职，意图打造一个能够协调18家情报机构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一制度的根本初衷，是防止另一场“情报失败”，让政治与行政摩擦永不重演。

可是2026年6月2日，特朗普在一则“真相社交”帖子中宣布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威廉·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时，这一制度设计的逻辑被彻底颠倒了过来。普尔特是一位38岁的房地产富豪继承人，不仅没有任何情报或国家安全领域的从业履历，更致命的是，他在住房监管署的一年任期内，已将联邦住房金融署变成了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诉讼发射台”。从美联储理事莉萨·库克到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从参议员亚当·希夫到众议员埃里克·斯沃韦尔，普尔特的刑事移送没有一个成功、没有一例定罪，却为他赢得了白宫最深切的信任。此刻，CIA因内斗已停止向ODNI提供涉及伊朗战争的部分情报评估，FISA第702条的续期谈判因普尔特的上位而陷入僵局，而伊朗战事正悬于一线。当9.11后建立的最后一道情报防线，由一个专业外行与政治打手来接管，美国情报体系正在经历的不是一场例行人事变动，而是一场制度性的“退潮”。

一、从“协调中枢”到“政治打手”的ODNI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一职诞生于9.11后的惨痛教训。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在CNN的采访中回忆了那一幕：“9.11的发生，部分是因为FBI知道的事情CIA不知道，我们错失了恐怖袭击的线索。我们建立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时，在法律中明确写道，担任国家情报总监需要具备情报和国家安全经验。”这番话并非来自民主党阵营——它来自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当共和党前副总统本人公开质疑这项任命的法律合规性时，争议已超越党派之争。

然而，普尔特的任命之所以构成一场“制度退潮”，不只因为他的履历空白。更关键的是，他在住房金融署已经证明了何为“政治化执法”——以上位者的政治好恶为标准，选择性发起刑事移送，而完全不关心这些案件在司法程序中能否成立。据AP报道，普尔特以抵押贷款欺诈为由指控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但11月联邦法官裁定提起此案的检察官“非法任命”而驳回；针对希夫和库克的移送迄今未有任何刑事指控。所有这些目标，全是特朗普的政治对手。对此，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CNN节目上说“这不是情报问题，这是忠诚度问题。特朗普根本不在乎谁来当国家情报总监，他只在意那个人会不会按他的意思去做。”

如果这一职位对特朗普来说只是一个“工具”，那它的设计初衷就已被彻底瓦解。

二、信任坍塌与CIA同ODNI的内斗升级

更为严峻的是，普尔特接手的不是一个顺畅运转的机器，而是一个正在瓦解的系统。就在他获得任命的同一天，路透社曝光了CIA与ODNI之间持续一年多的内部冲突：CIA已停止向ODNI提供涉及伊朗战争的部分情报评估，ODNI官员则指控CIA持续阻挠其获取情报。据路透社援引的美国官员及三名知情人士披露，双方的摩擦始于2025年2月加巴德就任后不久，ODNI设立的“总监倡议工作组”试图绕过传统情报共享和解密程序，CIA认为其“行事鲁莽”。两大情报机构已“形同两个独立的分析机构”各自运作。前国家情报副总监贝丝·桑纳发出警告：“ODNI本应是系统中的润滑油，确保情报动脉畅通、清除障碍。当这一点做不到时，各机构就会退回各自为政的旧模式，为情报失灵埋下伏笔。”

“9.11”之前，FBI与CIA的互不信任直接导致了恐怖袭击预警信号被错失；20余年后，CIA与ODNI之间的内斗再次将美国置于同样的风险中。而普尔特的任命，恰恰发生在伊朗战事未歇、冲突甚至有升温趋势的时刻。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来自特朗普圈内，这一层关系可能暂时缓解ODNI与CIA之间已经冰冻了超过一年的工作关系，但两个机构之间根深蒂固的边界冲突并不会因为普尔特这个“局外人”的到来而自动化解。在没有专业信任做基础的体系里，情报共享从来不是靠政治指令推动的。

三、FISA第702条续期的“悬顶之剑”

普尔特的上任还带来了一个直接且迫在眉睫的政治僵局。FISA第702条外国情报监控法授权将于6月12日到期，这项允许NSA等机构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收集外国目标通信的法律，一直是国会激烈拉锯的议题。国会此前多次通过短期延期，而这场谈判已经极度脆弱。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排名成员马克·沃纳（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于任命当天直接要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南达科他州共和党）向白宫施压以撤销这项任命，理由是普尔特的任命将“击沉”任何关于FISA第702条续期的两党协议。沃纳告诉Punchbowl News：“以普尔特在住房署的行事风格，让他在FISA这个核心工具上掌握监督权，他会利用这个权力去报复总统的政敌。”对于正艰难寻求两党妥协的FISA法案而言，民主党支持力的流失足以致命。参议员罗恩·怀登（俄勒冈州民主党）言辞更尖锐：“普尔特在ODNI将密切参与FISA第702条的监督——他可能造成远比住房机构更大的破坏，滥权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普尔特的任命，是每一项民主党人都应拒绝在缺乏强有力权利保障的情况下重新授权第702条的理由。”

与此同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却在警告民主党人不要因为普尔特的任命而“阻碍”FISA法案。他说：“如果民主党因为普尔特的任命而让702条垮掉，那真的是非常冒险的事。”这一表态暴露了共和党领导层进退维谷的真实处境：他们自己无法为702条单独拿够票数，他们需要民主党人的支持；但民主党人拒绝为特朗普的“政治打手”掌管这一法案去背书。截至发稿时，双方的僵持仍在继续，而倒计时的指针正在逼近。国务卿马可·鲁比奥此前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排名共和党成员，他告诉众议院议员：“我在委员会期间从未听说过普尔特的名字”。当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情报讨论中的人物被安插到监督情报法案续期的关键位置上时，华盛顿的程序合法性正在经历一次全方位的冲击。

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比尔·普尔特于 2025 年 9 月 2 日在华盛顿白宫接受记者采访。（美联社照片/马克·席费尔拜因，菲利）

四、代理权力的“长臂”与制度漏洞

特朗普选择“代理”而非“正式提名”的逻辑，在于法律上的精妙算计。《联邦职位空缺改革法案》允许代理官员在职位空缺后任职最多210天。加巴德的辞职于6月30日生效，这意味着普尔特的任期最长可达2027年1月26日——恰好覆盖2026年11月中期选举全程。代理角色无需参议院确认，也就无需回答任何关于情报背景、利益冲突或政治报复的质询。国会否决权和确认听证会，这种制衡机制在代理任命面前形同虚设。

民主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纽约州）直言这项任命是“一个仓促的幕后交易，基于对特朗普的忠诚而非国家安全”。代理制度的初衷是为防止政府停摆而设计的临时填补机制，现在却被用作规避整个提名确认程序的制度“暗门”。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也在加速蔓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坦承，普尔特要获得正式提名将面临“一条漫长的道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科宁的回应更为直白：“我没看到任何证据表明普尔特具备那个职位的资格，但我愿意听听看。”这位关键票，已足够说明普尔特的形势并不乐观。更令人震惊的是，共和党参议院领导层直接说出了“我们不需要一个武器化的国家情报总监”这句话——不是民主党说的，是约翰·图恩亲口在记者面前说的。一个党派的最高领导人公开警告本党总统任命的代理人不要“武器化”职位，这在华盛顿近年的政治生态中极为罕见。

五、MAGA的欢呼，情报界的震惊，共和党的沉默

对于特朗普的阵营来说，这项任命就是对“深层政府”的一次公开羞辱。MAGA核心人物史蒂夫·班农对Politico的表述干净利落：“这是给参议院的中指，是对深层政府的羞辱。”当一个国家最高情报职位的任命被公开解读为一场“政治表态”而非国家安全的必要举措，这个职位所应承载的制度意义已经荡然无存。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汤米·维多尔在社交媒体发帖断言：“特朗普将普尔特置于这个位置的唯一解释，就是要他动用美国情报界的资源和权威去打击政治敌人”。

而情报界专业人士则陷入难以置信的震惊。CIA退休26年资深官员马克·波利梅罗普洛斯表示，“这会让情报界的专业人士担心，考虑到普尔特的行事记录，国家情报总监将完全被武器化以支持针对特朗普政治敌人的行动”。参议员彼得·韦尔奇（佛蒙特州民主党）向MeidasTouch网络表示：“他对情报一无所知。他的首要资格就是他完全忠于特朗普，会做特朗普要他做的任何事。”亚当·希夫——作为普尔特曾在住房署尝试“调查”过的人之一，给出了最直接的回应：“我们需要的国家情报总监是有经验、有见识并受人尊重的。普尔特这三样都不是。”

令人玩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真实回应。参议员约翰·科宁的“不觉得他有资格但愿意听一听”和汤姆·科顿（阿肯色州共和党）的“我对此事没有意见”，二者本质上都是在战术性回避一个棘手议题。当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本人对总统的代理情报总监“没有意见”可发表时，这个委员会存在的意义已经名存实亡。

六、当武器从抵押贷款升级为情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一职，设立在9.11后这个国家最深痛的制度重建记忆之上。其初衷原本是为了确保“情报失败”不再重演。它需要的是对真相的敬畏、对证据的尊重、对政治的免疫。然而，特朗普的这步棋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在这个体系里，忠诚是第一位的，专业是第二位的，而政治报复是第三位的——虽然它正在悄悄地变成第一位的。普尔特在联邦住房金融署用抵押贷款欺诈指控做武器，在ODNI，他将用情报做武器。从金融市场到国家安全场，武器的等级提升了，破坏的半径也扩大了。当情报总监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向白宫提供客观分析，而是为总统的政治议程收集“弹药”时，“9.11"后建立的整个情报协调体系将面临根本性的信任危机。对此，分析认为，普尔特的选择表明特朗普已在“专业能力与盲从之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升迁，更关乎一个机构的灵魂和整个国家的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