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德国前宰相俾斯麦曾在中日开战之前预言过甲午战争。他说：此战日本必胜，中国必败。
他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他说，从中日两国官员到德国来的所有行止就可得出。日本人到德国来，不光是买枪炮、买设备，他们更是抱着学习和取经的态度，学技术、搞学术、悟原理，回国就在做根本性的改变。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而不是购买。
而大清国派来的官员就不一样了，他们来买枪炮，只问价格，别的一概不管。更糟糕的是，他们只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而来，其他一概不问。这样只在皮毛上用力，如何能有所收获？当然，后来的历史进程不幸一如俾斯麦所言。历史确实有它的必然发展轨迹。
俾斯麦在德国的影响至今仍在，是他让德国崛起成了欧洲名副其实的大国。在他的领导下，德国战胜丹麦、战胜法国，一举成为举足轻重的存在。他和李鸿章、伊藤博文都是19世纪中后期对本国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政体改变后的第一位首相，他在三人中年龄最小，比俾斯麦小22岁，比李鸿章小18岁。他常自诩为“东方俾斯麦”，因为他的行事风格颇合俾斯麦的作风——做事杀伐果断，目标感极强，崇尚铁和血。所以俾斯麦也很欣赏这位日本小字辈。
由于当时大清向西方花重金购买最新的舰船大炮，很多西方人认为大清和日本人相比更有优势，日本人不自量力。后来日本人战胜，这些人才开始对日本人刮目相看，并极力推崇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和严复是同学，而严复当时可是班级里的优等生、学霸。伊藤博文对严复的才学由衷佩服，说如果严复回国后当了中国的首相，那还有日本人什么事儿。当然，严复回国后是什么境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他连混口饭吃都很难，别说当什么宰相了。
在中国，第一流的人才总是得不到伸展。
那么大清国第一流的人物李鸿章和俾斯麦的交流，也可以看出当时大清对世界的认知和世界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梁启超写的《李鸿章传》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和接待。在德国，他和俾斯麦闲聊。李鸿章说起他在上海围剿太平天国时，第一次见识了西方的枪炮精良和训练有素，并且大谈他们如何镇压太平军的英勇事迹、如何无情杀戮。他也想获得“东方俾斯麦”的铁血赞誉。
然而，俾斯麦听完这番议论后，却平淡地说：“欧洲人以战胜敌国为荣。内战——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功绩，是不会拿出来炫耀的。”
俾斯麦的话让李鸿章羞愧难当。我们当然不知道李鸿章是真的羞愧难当，还是只是表面上的。因为虽说李鸿章在当时是大清最著名的洋务领袖，在朝廷也被认为是整个大清最倚重、最被洋人看重的头号人物，可是我们再拿一个文明人的角度来看，他仍然只是一个在特权上谋生的官僚，为满清旗人的利益背书。想想，想让他心中产生“大家都是中国人”的共同概念，基本很难。在他心中，这些人是叛贼、逆匪，很难被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或者同胞来看待。那种等级和落后的观念在当时才是他心中的主流价值观。他听了俾斯麦关于“同胞”的言论，并不见得真的能听得进去。
伊藤博文也曾告诫李鸿章，说大清一定要改革内政，如果迟迟不改，日本一定会后来者居上。果然，甲午一战，改革的成效与不改革的弊端，高下立现。
李鸿章苦笑道：“改革内政不是我不改，是我们国家太大，朝廷上下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上下一心。如果你我互换，结果又当如何？”
伊藤博文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好；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他们这样比较，其实也颇为偏颇。国家政体不同，三人实际权限也非常不同。俾斯麦和伊藤博文是首相，手里有一定的决策权、执行权以及分配权。而李鸿章只是大清王朝的一个高级官僚，说白了，在清廷他只是一枚棋子，没有最终的决策权，只是一个在这个庞大帝国时期在夹缝中求生、偶尔能做一两件实事的人。他怎么可能和其他两位相比呢？
再加上他所受的教育，还是我们几千年来“忠臣孝子”的那一套，怎么能和被科技及现代政治武装了头脑的近代政治家相提并论呢？他们三人好像是同一时代的人，可是他们的头脑、知识、地位、境遇，却俨然隔着整整一个文明与野蛮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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