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可能，你想读一辈子高三吗？

「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它糟糕透了。你会喜欢它的。」

又是一年高考季，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重新燃起我们对学生时代的怀念。

人生的感受，似乎会分许多不同的阶段。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考都更像是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役。然而很神奇的是，最近几年，我们对高考的神经好像也慢慢松弛下来，开始逐渐把它当作漫长人生里的一次阶段性测验。

（大家对“高考”的态度开始逐渐松弛下来）

这种改变，或许是因为，我们开始越来越警惕弥漫在生活各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规训，也开始相信，人生的幸福不止一种面貌。

而这种变化，也让对于高考的讨论，可以容纳更多思考和讨论。很多人，都在毕业后，开始重新怀念起过去那个苦乐参半的时光。我们开始逐渐意识到，高三，其实从来不止“考试”。它更像是人生在进入夏季前的最后一段春光，萌芽的阶段结束，我们开始在烈日中生长。

甚至，这种态度的转变，也让我们开始产生一种遐想：假如时间能够被制成一个无限循环的磁带，你愿意读一辈子高三吗？

我们之所以会在某个阶段开始怀念高三，不仅是因为过去的那一段校园时光，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确定性”。

在当下的语境里，高考，带着某种“一考定终生”的沉重感。但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它足够重，才能够成为一个生活里足够稳定的秤砣。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写道，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

（电影《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剧照）

正因为高考如此之重要，正因为高三离它如此之近，才会让这一年，成为如此特殊的时间。在这一年里，高考提供了一个足够坚实的目标，让我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朝它前进；又因为足够短，所以眼前的困难和痛感，也变得可以忍受。

在这一年里，付出和回报变成了一个可视化的结果。我们在长大之后才意识到，成年人的世界里，努力与结果之间的因果链，被揉进了太多不可控的变量。

在科恩兄弟的电影《严肃的男人》里，主角Larry在黑板上写满了薛定谔的方程式，却在生活里被各种无解的问题围困：妻子的背叛、学生的威胁、弟弟的官司。他渴望宇宙能给他一个确定的信号，哪怕只是一个清晰的惩罚或奖赏。但整部电影里，这种渴求从未被满足。上帝保持沉默，猫既死又活，人生的盒子始终紧闭。

（电影《严肃的男人》剧照）

高三所提供的，正是一个“努力会有回报”的愿景。分数的起伏，排名的进退，构成了一套极其精密的反馈系统。你的每一道错题、每一个背下的单词，都指向一场终将到来的结算。它暂时性地将生活的盒子打开，给你一条既定却绝对清晰的赛道。你无需在选择哪条路、往哪个方向奔跑上耗费心力，这种被规训的专注，本身构成了一种深层的慰藉。

（高三，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吓人）

很多人心中最梦幻的时间，是高考的前十天。那个时候，你熟悉的所有人乃至社会都会纵容和祝福你，那是一个短暂地离开这个系统的时刻。我们不用肖想未来，不会有人强迫你陷入焦虑。整个世界为你屏息，像一支弦上的箭，在被射出之前，拥有全部的可能性与零的后果。

那个瞬间，是确定性的某个顶峰，并即将被永久地封存起来。

每年的高考结束后，都会有同一个场景。终于卸下重担的考生们撕掉三年来积攒的试卷和教辅，漫天的纸张飞舞，或许还会衔接着当晚的一场庆功宴。

但是，然后呢？

当狂欢式的庆祝结束之后，却发现其实什么都没发生时，我们的心里，就会隐约透露出一种失重感。这是某种故事结束后的茫然无措，预想中的鲜花和通关奖励并没有如约而至，派对的彩带被赋予一瞬间的意义后，被悄无声息地扫走。就像《毕业生》的结尾，逃婚成功的主角从短暂的兴奋里缓过神来，巨大的空虚向他们发出那个问题：但是，然后呢？

（电影《毕业生》截图）

而这，就是十九世纪以来，不断被哲学界和文学界反复提及的“当代人的存在危机”。

它是埃里希·弗洛姆提出的“逃避自由”。弗洛姆在书里写道，中世纪的人们虽然等级森严、缺乏个人自由，但他们有固定的社会身份、确定的人生轨迹。文艺复兴之后，人从传统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代价是，他们发现自己站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上，没有地图，没有路标。这种自由带来的，是“微不足道感和孤独感”。

它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句，“上帝已死”。1882年，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讲述了一个“疯子”的故事。这位“疯子”，在清晨提着灯笼跑进市场，高喊“上帝死了！上帝已经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

（许多人考完后的感受）

这种“上帝之死”，和“逃避自由”，实际上描述的，都是现代人无处着落的精神危机。在蓬勃发展的现代社会里，我们突然被抛入巨大的自由与责任中，人的价值变得悬空，同时也面临着迷失方向和失去意义的恐惧。

尤其是在当下，这种自由带来的漂浮感变得尤为明显。互联网之所以常常怀念“经济上行时期”，是因为，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有一个被社会和时代许诺的“日常”。它为我们兜住了一个可以不断重复、太阳照常升起的稳定生活，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朝不保夕，甚至朝九晚五都是一度被认为保守和没有心气的选择。

但是在疫情之后，我们突然从这种许诺里猛然惊醒，我们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日常，原来是一个奢侈品，现代社会带来的巨大自由，一直标着隐形的价码。

在人生的旷野中，我们看不到尽头，看不到方向，所以，我们更想在浓重的夜雾里找到一点稳定的东西。2025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首次突破300万人，达到320万人左右，比去年多了整整二十万人。

（扩张的“考公潮”）

逐渐扩张“考公潮”的背后，是现代人无处安放的焦虑和空虚。它们被打包变成一张考卷，以此期望博得一个稳定的未来。在电影《燃烧》里，主角在聊天时，将人生的渴望分为“little hunger”（小饥饿）和“great hunger”（大饥饿）。当下人无法填满的、始终渴望的，或许就是一份确定的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某一个阶段，开始怀念高三。

所以，假如有机会，你想读一辈子高三吗？不同的人或许都会自己的答案，但我们心里也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悖论。

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确定的、恒定的目标，并且要永恒不变地朝它迈进。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过于美化的境遇。当它被抽离“高中”的语境，或许更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

（神话里永远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

而这个问题自相矛盾的根源在于，人生，本来就不存在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欢宴，也不存在一个无限接近完成的真空。高中的结束，实际上也是认识这个世界的开始。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它模拟了人在认识领域的心理状态。当一个人初次接触某个领域时，自信会迅速攀升到愚昧之山的顶峰；随后，随着了解的深入，他会跌入绝望之谷，在那里，所有的妄自尊大都碎裂成粉末；最终，在长期和持续的学习中，才会沿着漫长的缓坡，重新攀上开悟的高地。

（邓宁-克格鲁效应图示）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高考之后，人生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单一维度的分数竞争，变成了多维度的、甚至没有清晰判分标准的博弈。我们之所以在某个阶段会怀念那种“不自由”带来的安全感，是因为当过大的世界一瞬间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很容易跌入那个自信崩溃的绝望之谷。

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最爱做的事，是高强度地消费坏消息。社会学家甚至为这种行为取了一个专有名词——Doomscrolling，毁灭性刷屏。互联网时代，我们总是下意识地点进那些更有争议、更负面的新闻里，然后越焦虑，就越想继续刷。

很多时候，我们基因里对危险的警觉，很容易让自己陷入“焦虑成瘾”的循环。我们总以为，收集的信息越多，越能规避可能到来的伤害。但真正重要的，其实从来不是对信息的占有，而是不断向它追问，“但是，然后呢？”

（还记得刚刚的那个问题吗）

在当下这个崇尚极端的时代，我们习惯性地相信更加极端的表述。因为极端显得如此方便，它省去了那些对复杂的思考，身份和立场也会为合理性背书。我们一会儿相信“人生是旷野”，于是觉得人生没有任何约束；一会儿又看到耸人听闻的新闻，瞬间又觉得这个时代无望。

但真相或许是，时代的挑战是真的，机遇是真的，迷茫是真的，焦虑是真的，旷野的自由是真的，随之而来的焦虑也是真的。盲目的相信，都有可能导向某个失控的结果。

而真正重要的，是看到硬币的正反两面，建立起一种可以被时间和现实搓磨的相信。就像在最开始的理论里，弗洛姆，其实还提出过一种和“逃避自由”相对的“积极自由”。他说，人生的出路，不一定只有回归母体的安全感，还有一种保留了独立性和完整性的“自发活动”。

假如人生注定有一个断奶的过程，假如我们注定走上那片荒原，那么，不如怀抱着更多的希冀和憧憬。在这个充满了太多失望和沮丧的时代，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那些真正淌过了河的人，如何笑着拧干裤管上的谁，如何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了，“然后呢”。

（歌手Taylor Swift在纽约大学的毕业演讲）

小的时候，老师总会让我们挑一句名言当座右铭。比如，罗曼罗兰的那句“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理解那些话是如何诞生的，它被说出来又需要怎样的勇气。但生活神奇的地方正在于，那些过去觉得俗套的经历和话，会用时间证明它的分量，然后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反哺自身。

就像1994年播出的《老友记》，即便第一次播出距今已经有三十多年，但它的台词，依然是送给每一个准备启程的人，最好的礼物。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It sucks.You’re gonna love it.”

（图片素材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