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日本官修教科书，公然胡说八道，凭啥首次获得大众的认可？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由于历史修正主义团体的鼓噪，更因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审定2002年度教科书时开始做了手脚，结果，不仅给“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完全颠倒或歪曲历史事实的历史、公民两册教科书敞开了绿灯，其他7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也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回避战争责任、淡化战争罪行、抹杀正义呼声的倾向，国际社会把这种倾向称作“教科书改恶”。

1、官修教科书的篡改

其改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删除了“从军慰安妇”的记述

在1997年度的教科书中，7家出版社都分别记述了从军慰安妇的内容，有些出版社还提出了慰安妇的赔偿诉讼问题，强调了慰安妇的“强制性”。可是，2002年度的教科书，只有3家出版社做了记载，内中仅有一家明确提出“慰安妇”的字眼，而另外两家只是提了“慰安设施”，所包含内容也大大削减。

(二)对南京大屠杀淡化处理

1997年度的教科书，7家出版社都记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其中6家出版社用了“南京大虐杀”或“虐杀”，一家用了“南京事件”，被屠杀的人数多采用“十数万人以上”，“20万人”，“中国方面记述30万人”等形式。2002年度的教科书中，仅有3家出版社用了“虐杀”的字眼，其他出版社只用“杀害”或“杀死”，即不再用“屠杀”来表述，称“南京事件”的出版社有4家。

关于被屠杀的人数，只有两家出版社具体标明了数字，其他出版社只用了“多数”、“大量”等含糊词句，或者用加注形式，标明“被害人数没有定说”等。

(三)删除三光作战、731细菌部队人体实验等内容

对于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战争罪行，1997年度的教科书中，有5家出版社做了记述，而2002年度的教科书只剩下一家做了记载，其他各社都删除了这个内容。731细菌部队的人体实验罪行则从2002年度所有的教科书中完全删除。

(四)关于“侵略”的用语

1997年度的教科书中，7家出版社均用了“侵略中国”、“侵略朝鲜”、“侵略亚洲”等词句。而2002年度的教科书，只有一家出版社在标题上用了“侵略中国”和“15年侵略战争的开始”的表述方式，其他出版社都回避了“侵略”的字眼，变成“向中国进出”、“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华北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扩大”等词句，完全回避了战争性质的表述。

(五)对殖民统治罪行的暧昧表述或删除

1997年度的教科书中，有4家出版社记述了日本统治朝鲜，掠夺东北人民土地，强掳朝鲜、中国劳工，强迫殖民地人民参拜神社，实施“皇民化”运动等殖民统治的内容。2002年度的教科书则做了大幅度的削减，有些出版社干脆全部删除。

(六)削减了对亚洲各国的加害内容和亚洲人民的抗日内容

1997年度的教科书，有3家出版社记载了朝鲜、台湾等殖民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有4家出版社记载了对亚洲各国人民的“虐杀”(镇压)内容。2002年度教科书则把抗日斗争内容全部删除，只有一家出版社简单记载了对朝鲜“三一运动”的镇压。另外，只有一家出版社提到“弹压中国系住民”，其他出版社都把对亚洲各国的战争犯罪内容删除。

2、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作用

自不待言，90年代中期掀起的攻击教科书逆潮是教科书改恶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容忽略的是，日本政府的政治倾向对各教科书出版社形成了不可低估的压力。从90年代开始，日本政治急速右转，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加快，唤起民众“自信”和“自豪”，消除“自虐史观”、“反日史观”影响的“政府呼声”，接连不断地通过政治家和“失言大臣”们的狂言传播到社会各界。

2000年7月28日，森喜朗在第149次临时国会的讲演中，就把“教育新生”和“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列为日本“新生计划”的“最重要位置”上，表示要“倾听国民的议论，坚定积极地推进改革”。

同年8月8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有议员提出质疑，质问森喜朗所称的“教育委员会的重要任务是否包括选择教科书问题”，因森喜朗缺席，官房长官代表森明确申明:

各教育委员会有责任适切地选择教科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认识到这是个重要的课题。

9月13日，文部省根据政府的方针，召开各地方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教育长会议，会后下发了《通知》，内中:

（1）关于教科书采用工作，自1990年3月20日文部省下发《关于改善教科书采用作法》的通知后，10年来没有什么进展。
（2）选定委员会必须充分研究教科书的内容，最终由教育委员会负责采用。
（3）一部分地方实行学校推荐的方法来选择教科书，这种作法不能分清责任所在，务必改进。
（4）决定采用的教科书后，要向当地居民、家长说明为什么从众多教科书中选择这种教科书，要公布教科书采用的理由，各都道府县的选定委员会及各市町村采用协议会要吸收家长代表参与，采用决定后，要公开参与委员的名单等情报。

以上关于教科书采用的官方规定，实际上等于给各出版社戴上一道“紧箍咒”，即如果各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不被各地的教育委员会采用，教科书无疑成为废纸，出版社将遭受重大经济损失，而所谓编写教科书的“自主”、“自由”就成了一句空话。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政府称“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是“自主”、“自由”之类，来搪塞国内外的抗议，不过是一种遁词罢了。更紧要的是，由于第三次攻击教科书逆流的猖獗，内中已明显渗入政府和政治家的意志，这是任何出版部门都心知肚明的。1999年12月，一家出版社社长就接到首相官邸打来的电话，希望这家出版社在记述从军慰安妇时“要慎重处理”。

不仅如此，近些年来直接负责教科书问题的文部大臣，在各种场合几乎都毫无例外的表明了赞成“教科书改恶”的倾向。

1998年6月8日，文部大臣町村信孝就说过:

教科书缺乏整体的平衡，特别是明治以来的历史，否定的要素过多。今后在教科书的审定上，或在编写阶段，希望能够考虑到平衡的问题，此外，即便在最后采用的阶段也有改善的余地。

这席话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日本官方的态度和采用教科书的倾向。1999年1月，按着文部大臣的指示，文部省官员督促各出版社“务要考虑(教科书)的平衡问题”，“希望编写者加以修改”。在这种压力下，东京书籍、教育出版、帝国书院等三家出版社“主动”提出，把教科书中从军慰安妇的“从军”、“强制”等词句删去。

这该是教科书改恶的不可忽略的又一重要原因。

3、何以官方审核通过？

“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送审本，最初，被文部省教科书审定机关提出了137处修改意见，其中，需要整页或接近整页修改的达31页之多。

而对其他几家出版社送审本提出的修改意见分别是：东京书籍18处，日本文教出版社41处，日本书籍35处，大阪书籍13处，帝国书院29处，清水书院22处。

可见，文部省对“编纂会”的历史教科书的审定意见最多。可是，为什么问题如此之多的教科书却轻易地获得了通过呢？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报道证实，“编纂会”的教科书确实得到了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甚至首脑机关的偏袒、暗助和支持，也从中反映了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

首先，按照规则，各出版社均有两次修改机会，如果经两次修改仍被审定为不合格，该出版社的教科书就将失去“上市”机会。可是，日本审定机关却对“编纂会”格外恩惠，不仅给了三次修改机会，还把时间延后了一个月。

另外，在审定意见未公开之前，有资料证实：

内阁的官房长官部门就把机密的审定情报散布出来。审定内容在审议过程中被泄露出来，这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可以看出，森喜朗内阁为通过“编纂会”的教科书做出了如何特殊的努力，又如何地控制着新闻媒体。

2000年4月3日，由“编纂会”编写的历史、公民两册教科书被文部省审定合格。这套教科书完全是按着西尾、藤冈等人的历史观点，把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成“大东亚战争”，鼓吹吞并朝鲜“符合国际法原则”，宣扬日本对殖民地的“开发”和“建设”，美化天皇制的词句也是通篇可见。

因此，“编纂会”对这套教科书沾沾自喜，自诩为拥有“五大特色”，诸如:

体现献身、公共心、勇气、勤勉的(日本人)美德。

让学生们理解(战争时期)日本所处的立场，并对先人们的不断努力怀有敬意。重视传统的语言，极力避免“支配”、“抵抗”等特定看法的语言，战争称谓尊重当时使用的“大东亚战争”等。

对“编纂会”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公然篡改历史的行径，中国、韩国、朝鲜等曾受侵略和奴役的国家理所当然地进行了抗议、批驳和外交交涉。4月14日，“编纂会”召开记者招待会，藤冈宣称，“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教科书没有发言的权利"自民党“考虑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新议员会”也指责中、韩“明显的干涉内政”，又向森喜郎进言，要求政府“排除国内外政治的介入，堂堂进行(教科书)审定作业”。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站出来为“编纂会”辩护，声称教科书审定“涉及日本的主权”，(教科书)“正在编纂作业时，还不是外国插嘴的时候”，“外国(对教科书)表示强烈担心是僭越”，要“确保教科书采用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等等。为“编纂会”的教科书能够摆上学校的课堂鸣锣开道。

“编纂会”的教科书审定合格后，为了让这套教科书被各地的教育委员会采用，“编纂会”和“自研会”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教科书采用促进运动，仅从他们散发的2000年4月至5月份的讲演海报就可以看出他们活动的力度。

4、如何歪曲历史？

“编纂会”历史教科书的序篇是“何为学习历史”，内中称，“学习历史不只是了解过去的事实”，而是“要学习过去的人们对过去的事实是如何思考的”，所以，“不能以现在的基准来裁断过去的不公平或不公正”，“过去的各个时代有着各个时代的善恶(观)和幸福(观)”。这段话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误导青少年学生抹杀是非功过的界限，从历代统治者的立场来认识和解释历史。

“编纂会”的历史教科书还称:

由于时代、民族、人的不同，考虑和感受的方法也不同，所以，很难把一个事实简单、清晰地描绘出来。(比如)华盛顿是美国建国的伟人，但对于英国却不一定是伟人，在英国的教科书中，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华盛顿的名字，独立军被当作反乱军来对待。

“编纂会”以如此荒唐的双重标准来评价历史，无疑是对历史科学的亵渎。按照他们的逻辑，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则应该按照伊藤博文当时的主张来理解，殖民统治就成了“合理”。

对侵华战争，也要从日本政府“暴支膺惩”的政策考虑，战争性质就变成了“不是侵略”。同样，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731细菌部队人体实验、化学武器作战等战争犯罪也通通可以否认。这种历史认识的随意性完全践踏了历史科学的严谨和规律，有日本学者批判道，这种历史意识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历史的方法”。

另外，在序篇中，执笔者们还宣扬一个更荒谬的“历史不可知论”。

内中称:

之所以说学习历史不一定要了解过去的事实，是因为过去的事实是严密的，正确地了解它是不可能的，比如，何年何月何日发生了什么事件，谁死去了，在事实上是可以证明的......但是，这不是历史，要思考这些事件为什么发生，死去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教，如果青少年学生接受这样的教育，身心健康必将遭受严重的伤害。

众所周知，古代日本从中国和朝鲜半岛吸取了大量的先进文明，但是，“编纂会”教科书的执笔者们偏要千方百计地抹杀或淡化这个历史事实，故意拔高和渲染古代日本文化的“悠久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这样的事例在教科书中随处可见。

比如，教科书把日本古代绳文陶器的出现追溯到“1万6500年前”，称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而“西亚美索不达尼亚的陶器(壶)，最古老的是8000年前”(第24页)。接着，教科书就武断的把绳文文明追溯到“公元前三四世纪至公元前一万数千年之间”(第24页)，而对世界“四大文明”却限定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第22页)，这样，不了解真实历史的青少年就很容易理解日本的绳文文明远比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还要“悠久”，教科书执笔者们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来激发学生们的“自豪感”。

教科书还有意贬低中国古代文献对日本的记载，称《汉书》中的“倭、奴绝不是好的意义的文字”(第32页)，《魏书·倭人传》“不过是历史家想像的记载”，“记事不能说准确”(第33页)。

公元六七世纪，日本向中国派出大批“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学生、留学僧等，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先进的典章制度，促进日本比较成功地进行了大化革新，同时，在汉字的影响下，形成了日本今天的文字，这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外史学界不争的事实，也是日本历来各种版本的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然而，“编纂会”的教科书却偏偏回避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只是蜻蜓点水般的在几处出现“遣隋使”、“遣唐使”的字样，却反反复复强调道:

日本吸收大陆的文明，但并不失去固有的文明。我国谦虚地向中国学习文明，但决不附属，此后一直没有改变，这是古代日本的基本姿态。(第45页)在东亚，除了日本，一边学习中国，一边独自制定出法律的国家没有。(第54页)大和朝廷的古坟比埃及的金字塔和秦始皇的坟墓都要大。(第35页)
(日本文字的出现)只是借用相应中国语发音的文字。日本人无视中国语的发音......发明了训读。(第59页)
脱离中国文明的影响，向社会和文化的形成又迈进一步。......(第71页)

这样的记述不一而足。可以看出，执笔者们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处心积虑为日本古代文明“添彩”，进而宣扬“大和民族”的“优越”。

“编纂会”的历史教科书用了整整9页的篇幅大量收录了所谓的日本的远古神话。应该说，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教科书中适当记人本民族健康、向上的神话无可非议。

但是，“编纂会”教科书的神话却是带有特殊意义的“神国史观”和“皇国史观”的货色，如“日本武尊”、“神武东征”、“天照大神降临”、“三种神器”、“天孙人种”等，几乎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国史》教科书的翻版，是日本当局愚弄国民为侵略战争卖命、为天皇效忠的麻醉剂，也是歧视亚洲、凌驾殖民地人民之上，奴役和压迫殖民地人民的卑劣借口。

不仅如此，教科书还把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全文登载，称颂“教育敕语”是:

教育近代国家的国民孝敬父母，培养在非常时期为国效力的姿态和素质，直到1945年终战前，被各学校使用，构成近代日本人格的脊梁。(第215页)

日本人民应该不会忘记，在战争时期，每逢学校活动，总要先请出“教育敕语”，在日本天皇的肖像前，由校长恭恭敬敬地宣读，然后就是“天皇万世一系”、日本是“天孙人种”、“大东亚圣战必胜”之类的鼓噪，那些所谓“学徒出阵”的青少年，也是在“教育敕语”的宣读声中，被送上前线充当了炮灰。另外，“编纂会”的教科书还用了两页的篇幅大讲“日之丸”和“君之代”的由来。

称“日之丸”和“君之代”“被广大民众喜爱”，广为“普及并作为习惯而肯定下来”(第187页)。

事实上，因为日本的国歌国旗同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殖民统治等密切相关，它带给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只是痛苦、血腥和刺刀，所以，它既不被日本人民“喜爱”和“普及”，也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厌恶，尽管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国歌国旗的法制化”，但是，至今仍然受到大多数国民的反对和抵制。“编纂会”无视大多数国民的意志，把上述这些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垃圾重新搬进教科书中，执笔者们的意图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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