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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被一名家长多次举报。
原因就是这位家长觉得她孩子在学校被霸凌了,而沈教授觉得她孩子没有被霸凌,只不过是同学间的正常摩擦。
结果这位家长不干了,开始疯狂举报沈教授,又是告沈教授侵犯她隐私(她自己主动连麦),又是告沈教授开直播影响教学。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基本上属于胡搅蛮缠了。但因为她的胡搅蛮缠,沈教授只能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配合调查。
在这个帖子下边,很多老师(尤其是小学老师)吐槽苦家长举报久矣,却又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维权成本太高。
这里有个讽刺的问题,为啥初高中老师被举报的相对较少呢?
我猜大概率是因为那些胡搅蛮缠的家长还得靠初高中老师帮他们孩子应对中高考,不敢得罪。
这类举报背后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是举报几乎零成本,这就让恶意举报泛滥。又因为维权成本较高,导致老师越来越不敢严格管理学生。
这里面的悖论是:一些家长对教学严厉的老师疯狂举报,而绝大多数学生要想学习好,就必须要被严格管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在这个信息泛滥的年代,学校和老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要知道在网络资源全覆盖、知识零门槛获取的时代,单纯传递知识早已不是学校和老师的不可替代项。
线上课程、知识库、讲解视频,能把课本知识点、课外拓展内容完整输送给任何人,理论上自律的学生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知识学习。
而这里面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自律”这两个字,这完全是一种反人类行为。
人的天性偏向惰性、散漫、即时享乐,即便拥有全网资源,绝大多数人也无法靠纯粹自律走完长期、系统的学习流程。
作为成年人,我们很多人连减肥、戒烟都做不到。更别说低龄的学生们,他们心智尚未成熟,极易受外界诱惑,手机、游戏、短视频随时会分流注意力。
这个时候,学校的价值就凸显出来:集体环境、课堂纪律、日常管理,定期考核……形成了强有力的外部约束力,帮学生隔绝干扰,守住学习的基本状态。
而教师的核心职能也发生偏移,从过去的传授知识变成了他律管理、情绪引导、人格陪伴。
其中他律管理成了教师的核心职能,它要求教师拥有一定的权威和手段去约束学生,甚至强迫学生将重心放在学习上。
然而这恰恰是很多家长不能接受的地方,他们家的孩子是易碎的奢侈品,打不得,骂不得,教训不得。
那个因为孩子被蚊子叮了而质疑老师的子涵妈妈,还有疯狂举报沈教授的家长就是典型代表。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教师只能被迫放弃对这些孩子的管理,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最核心的工作职能。
那么恭喜这群家长,你们的孩子从此将要靠自律来学习。我甚至建议家长们可以把孩子领回家,反正学校最重要的价值已经被你们放弃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被举报被质疑的教师有可能患上创伤性应激障碍,通俗的讲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未来他们很可能对其他孩子也不敢放手管理和教育,那不是把那些希望老师管理孩子的家庭给坑了吗?
当然我也知道,面对那些巨婴家长,跟他们讲道理没有意义,还是得通过制度设计解决问题。
举报泛滥成灾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借助公权力打击异己的方式几乎是零成本。所以如果抬高举报的成本,人们举报的时候就得掂量掂量性价比了。
这就像我们去法院打官司是要缴纳诉讼费的。诉讼费就是打官司的门槛,如果是免费的,很多人有点儿屁事儿就会跑过来打官司,法院就人满为患了。
设置诉讼门槛,就可以把那些可告可不告的,还有那些想给别人添堵的恶意诉讼挡在门槛之外。
所以举报也可以设置门槛,比如说缴纳举报费。那举报的人就得掂量掂量,你举报的那点儿事儿,值不值花这个钱?
相信这个时候,绝大多数毫无意义的、只是想给人添堵的举报行为就会消失,剩下的是那些真正有价值(至少举报者这么认为)的举报。
说到教育,随着年龄增长,我的观念越发保守,在我看来,教师拥有必要的惩戒权是必要的。
这让我想起当年看得我泪流满面的电影《死亡诗社》,如今的我却未必再支持基廷老师的教育理念。
反倒是电影里那所学校的教育格言更适合我们当下的教育环境——传统、荣誉、纪律、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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