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问:如何认定破坏军婚罪中的“同居”？
答：认定破坏军婚罪中的“同居”需综合以下因素判断：
1、持续性与稳定性
要求行为人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在较长时间内（通常数月以上）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而非偶尔或断续的接触。例如，长期在固定场所（如租房、宾馆等）共同生活，或频繁交替在不同地点共同居住，且生活状态具有连贯性。
2、共同生活实质
双方需在生活层面形成实质性共同居住关系，包括：生活起居：共同使用居住空间的设施（如厨房、卫生间等），共同用餐、洗衣、休息等；经济往来：存在经济上的相互支持或共同支出，如一方支付房租、生活费用，或双方共同购置生活用品；情感与社交：以情侣或伴侣身份公开或半公开交往，周围人知晓其关系，或存在相互关心、照顾的行为。
3、不以夫妻名义
双方未以夫妻名义公开生活，即未对外宣称夫妻关系，也未办理结婚登记或形成事实婚姻。
需注意，单纯的多次通奸、偶尔开房或短暂同居，若未达到持续、稳定共同居住的程度，一般不认定为“同居”。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具体案件证据（如居住记录、经济往来凭证、证人证言等）综合判断，以准确界定是否构成破坏军婚罪中的“同居”行为。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二条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入库案例：
骆某飞破坏军婚案——破坏军婚罪中“同居”的认定【入库编号:2024-18-1-213-002】
基本案情
2015年底，被告人骆某飞明知杨某的丈夫是现役军人，仍与杨某从普通朋友发展为情人关系。此后，骆某飞长期出入杨某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的住所，多次在杨某的住所居住，多次与杨某发生性关系，在经济、生活等方面对杨某母子照顾。自2018年3月开始，杨某夫妻二人因此多次发生矛盾冲突，导致夫妻关系恶化。在此情形下，骆某飞仍多次出入杨某的住所。2018年9月17日，因骆某飞与杨某的关系等原因，杨某夫妻二人离婚。另外，此事在当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案发后，骆某飞自愿认罪认罚。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9）浙0111刑初5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骆某飞犯破坏军婚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构成破坏军婚罪。在“同居”的认定方面，可以结合行为人与现役军人的配偶会面的时长及频率、生活和经济往来的紧密状态、对现役军人婚姻的影响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本案中，被告人骆某飞明知杨某的丈夫是现役军人，在2016年至2018年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与杨某一直保持情人关系、常态化出入杨某住处、发生性关系并在杨某住处过夜，在经济、生活上支持、照顾杨某母子。基于此，骆某飞与杨某以不正当两性关系为基础，在经济和生活上的联系十分紧密，具备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同居”的实质条件，应当认定为“同居”。并且，骆某飞的行为是导致杨某与丈夫感情破裂而离婚的重要因素，对军人婚姻造成了实质性破坏。
综上，被告人骆某飞明知杨某是现役军人的配偶，仍与之同居，破坏军人婚姻，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破坏军婚罪。
裁判要旨
行为人明知是现役军人配偶，仍与其建立情人关系，常态化出入其住处，与其多次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并建立经济、生活上的紧密联系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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