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群众工作和一百年前有什么区别，在彭湃故乡找到答案

泓睿达原创428，本文4000字。

【摘要】他被罢官、被狗追、被农民撵、被家人骂，成为家族公敌，但他没有放弃，在农民面前烧掉自家的田契，一百年前彭湃同志教会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群众工作。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去了一趟惠州高潭镇，在高潭革命历史陈列馆，讲解员老师一开始就抛出灵魂之问:“今天大家都觉得做群众工作不容易，一百年前彭湃同志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如果你只当了大半年教育局长就被开除，如果你吃饭砸锅被全家全族骂败家仔，如果你走访农户却被狗追咬被村民撵时，你还要不要坚持下去，会不会放弃？”

（位于惠州市惠东县的高潭革命历史陈列馆）

彭湃（1896-1929，汕尾海丰县人，34岁就义）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里说“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管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一千五百余人。我家男女老少不足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就是这样一个“地主仔”，却要端端的把屁股坐在农民一边。

为表明与农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彭湃在农民集会上，将自己分家所得的田契一张张烧掉，边烧边喊“这些田不是彭家的，更不是我的，今日物归原主！”

哪怕在今天，革自己的命也足够疯狂，我很好奇为什么？毕竟在1922年，五四运动唤醒的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论述的是工人革命，1917年的苏联十月革命也不过是短短五年前的事，理论指导和经验积累没有任何一条路指向工农联合革命。

彭湃却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不仅改变了立场，还找到了问题，更亲自实践。

01

（位于汕尾市海丰县的彭湃故居）

他找到的问题是农民一边很困苦，另一边很散漫。

他发现，1922年海丰县人口约四十余万人，约七万余户，其中五万六千户是属于农户，佃农是当中最穷最苦的一类，占海丰县农户的55%以上。

1840年以前是封建主义的地主欺压农户，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成为第二座大山，他们不仅轰开中国的大门，还倾销洋货，刚起步的工商业被扼杀了，传统手工业更是被打得粉碎，物价日高一日，农村日趋荒废。袁世凯篡权后，帝国主义又和军阀勾结，于是第三座大山官僚资本主义又诞生了，比如海丰县是陈炯明的老巢，他在广州做大官，他的族人就在海丰当小官，霸占田地奴役农民，农民苛捐杂税负担异常沉重，不得不卖土地甚至卖儿卖女，他们又不懂团结起来斗争，最终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沦落为彻底的无产阶级。

农民的困苦持续了几千年，彭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看到问题的人，但他敢于揭露问题。而且他遇到的局面比我们今天糟糕得多，一方面社会变革的动力很小，没有上级问责督办，没有KPI考核，也没有伦理谴责，只要他不触碰利益，就能一直安安稳稳收租当地主下去。另一方面变革阻力却很大，烧田契等于自绝于自己所在的阶级。但他去揭露问题，去破局的愿力却无限强，终于，他成为一百年前海丰的吹哨人。

02

比发现问题更宝贵的是亲自解决问题。

彭湃动员能力有多强？1921年5月从日本留学回到海丰，随后应聘当了县教育局局长，到1922年5月，搞了场“五一”集会被罢了官，接着写文章和县老爷打口水仗，到了7月发现打口水仗没意思，农民不识字不看报，自嗨没有用，要发动农民就只有走向田间地头。接着他就下基层，又遇到被狗咬被村民撵，说他穿得太“身光颈靓”，让他彭家先带头把农民田租免了。

到7月29日，多日在村路口演讲让他收获了最初的5个“粉丝”，在彭家“得趣书室”成立了“六人农会”，拉开海丰农民运动序幕。

（1922年，彭湃刚从事农民运动时穿得“身光颈靓”的照片）

从6人到500人用了多长时间？两个月。从500到2760人用了多长时间？4个月。到次年1923年5月1日，也就是被罢免教育局长一周年的时候，他的农会会员已经达到2.68万户，覆盖背后的家庭13.4万人，不仅包括了整个海丰，还扩大到陆丰（今属汕尾市），惠阳（今属惠州市），紫金（今属河源市），惠来、普宁（今属揭阳市）。

这一年他才27岁，距离留学回国刚2年，距离就义还剩6年。

这片区域从建立以来就在我国革命史上具有极高地位。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它不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成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利后的再孕育地，土地革命时期这里举行“中洞改编”，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东江纵队的发源地，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华南的中坚力量，彭湃创建以农会联合农民抗争的地方在历史上被誉为“东江红都”。

（彭湃家的“得趣书室”，1922年6人农会成立的地方）

03

莫问此后多辉煌，从0到1最艰辛。

今天我们很多工作同样面临不理解、不配合、不支持的困难，有时甚至出现反复。有的双方协商好的事项因为外力介入导致群众跟风变卦。有的打着讨薪的旗号追讨工程款，能核对工作量的包工头总是玩失踪，取证陷入困境。基层工作之难在于大量行政和司法资源耗费在处置、答复、督办的流转上；在于信访人用合法维权的阳谋以求最大化的私利；在于因为忌惮被录音、被发视频、被断章取义，导致本应推心置腹的座谈成了投鼠忌器的过场，很难把真心话挑破、说开、共情，讲真心话变成了大冒险。

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里，彭湃摸索出一套群众工作经验。

第一，有没有人民至上的初心。彭湃是用“革自己的命”去证明救农民的初心，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革自己的命，但初心和一百年前并无二致，判断一件事该不该做一是摒除私利，即可做与不做都不考虑自身理由。二是如果做，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还是少数人利益。三是如果不做，会不会让大多数人利益持续受损。

第二，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彭湃认识到农民的困苦在于没有土地，但让他们变得更加困苦的是农业社会的解体，已经不能像封建王朝更迭一样用“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建立新朝”的逻辑去破解，在敌人升级，即封建主义叠加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后，单一的农民力量已经难以对抗，要通过“农民联合—工农联合”升级自己，组建更大范围的工农联盟才能破解。

放在今天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要系统考虑它是不是孤立事件。就好比一个地主欺负你，你把他打倒的后果只是换了一个地主来欺负你，就要求我们要避免简单的直线因果思维，既要看到直接原因，又不能只解决一个点，更不能在一个点上用力过猛，引发连锁反应。而要用恰到的力度，避免解决一个点却戳破一个面，资源又不足以化解面的问题。

第三，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到大家都加入农会，我一定加入”和今天农村表决“等其他人都签名，我一定签名同意”的从众心态何其相似，本质上是怀疑，看不到好处。所以，今天的村民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就像那最初的5个“粉丝”，他们往往是僵持的破局者，方向的引导人。

最开始农会人数只有几个，也没有会费发福利，立威的方法是“帮农民出头”。有一次，嫁入本村一户村民的6岁童养媳上厕所掉进粪坑淹死了，女方家30多人来闹事，说村民打死其女，彭湃带着农会干部帮该户村民撑腰，利用了女方家人怕挖坟开棺，打起来后被官差抓的心理成功劝退。不久又发生农民互相争夺耕地和地主加租换租农事件，农会于是规定凡会员未经农会批准，不得夺别人田耕。如地主对会员加租易佃，这个会员又没有同意放弃，且农会未批准，其他会员就不得承租。

壮大起来后，更多的为会员增加权利。比如海丰的山很贫瘠没人种植，地主也不要，于是农会发起种山松，农会出资买松苗，会员出力去种，山松是全县农民的公有财产，卖钱所得一部分分给种植养护的农民，其余作为会费。后来再壮大，就有了和地主谈判为农民争取权利的筹码，一是要求减租，二是要求免除不合理苛捐杂税，三是限制陋风败俗。

农会发展迅猛，因为彭湃善于通过农会为农民“维权—赋权—争权”，引导农民由“怀疑-信任-依靠”的过程。“树立威信”和“密切联系群众”是当代表最重要的解决问题能力。

第四，有没有死磕到底的毅力。工农联盟的壮大不可避免触碰到核心利益，1927年4月开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东江地区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后从4到7月三个月里发动的18次起义均遭受失败甚至被镇压，农民运动陷入低潮。1935年在广东军阀围剿下，东江特委遭到破坏，东江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带着只剩17人的红军小队，重新隐藏进深山老林等待时机。

群众工作反复性是常态，这要求我们既要有耐心的韧劲，还要有抓住机会的紧迫感，能固化的成果要一点点迅速固化，还要时刻关注对方思想新波动，外力新介入，做好信息收集，在关键时刻要勇敢直面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人和关键问题，或循循善诱或据理力争，缩小分歧扩大共识。

04

我在教育基地里看到一组“革命母亲”的雕塑，讲述了高潭三位母亲为保护革命志士牺牲亲人的故事。第一位让革命者扮自己女儿一起挖番薯，却让亲儿子吸引敌人远离，最终革命者保住了儿子却被杀。第二位带着革命者藏进山洞，遇到敌人搜山，为避免二岁多孩子嚎哭而捂住其嘴，终因缺氧过久抢救不回。第三位陪儿子送信被敌人发现，敌人当面杀死其子并割下头颅，让她抱在怀中游街。

（高潭革命母亲雕塑）

看到这组雕塑我突然就想，建党105年了，为什么群众始终拥护党甚至付出生命？红军革命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完全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党走到哪里都不是攻占，而是回家。

你若只看到摇旗欢迎的场面，那就只是枪炮下千篇一律的臣服，和历朝历代兵临城下本质的区别，是红色根据地的存在，让红军哪怕第一次到达，都有着极广泛的群众基础、天然的亲近和无条件的支持。红军甚至不需要带干粮，因为每到一个区域民众就会用独轮车推、用扁担挑送过来，甚至跟随部队冒着枪林弹雨补给，群众就是最大的保障部队。

群众还是最大的“保护伞”，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受挫的队伍在东江集结时，人民保护了革命的火种，这里建起了医院、军服厂、兵工厂、印刷厂，这不是用“落草”可以解释的，割据不过是占山为王，占山落草必与民争，而党去到哪里都是回到家，从东江红都，到四渡赤水，到三大战役、挺进大别山，再到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莫不如此。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挥师南下粤东，在高潭镇中峒村改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废除国民革命军番号与青天白日旗，正式改用红旗）

其实一场学习并不是真要学到多具体的业务知识，共产党人最擅长的就是知行合一、事上练，回顾105年建党事业的筚路蓝缕、玉汝于成，不断感念先烈的伟大，不断坚定信仰初心，才是最大收获。

感谢《东江革命简史》编著者之一、东江干部学院郭镜文老师的帮助。

参考资料:
1.《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彭湃
2.《东江革命简史》广东东江干部学院
3.《高潭星火》惠东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