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世界杯第一课：体育有国界，裁判在场外

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尚未开始，一批有参赛资格的人员已经被淘汰出局：淘汰他们的不是场上的对手和裁判，而是场外的美国政府。

6月6日，索马里籍世界杯主裁判奥马尔·阿尔坦飞抵迈阿密机场，却遭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官员禁止入境，旋即被送上原路返回伊斯坦布尔的飞机。

阿尔坦是国际足联选拔的本届世界杯52名主裁判之一，也是索马里历史上第一位入选执法世界杯的裁判。飞往美国这天是阿尔坦34岁生日，结果他收到了一份苦涩的“大礼”。

6月5日，美国终于在开赛前一周给伊朗队全体球员发放签证，然而代表团70人中有15人被拒签，包括伊朗 足协主席 迈赫迪·塔杰等 “重要 管理和行政人员”。

此外伊朗队参赛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搬到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三场在美国举行的小组赛只能当天入境、离境，不得在美国过夜。可按照国际足联规定，球队教练必须在比赛前一天在比赛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

伊拉克队球队摄影师塔拉尔·萨拉赫随队飞抵芝加哥机场后，遭到十几个小时的扣留并盘查手机，最终被禁止入境。

被禁止入境的球迷数量更多：苏格兰、摩洛哥等地一些球迷买好机票、定好酒店，最终却没有等到签证或旅行许可，只能默默承受损失。

除了提前出局的，还不乏濒临出局、最后时刻勉强“上岸”的人员，包括伊拉克队前锋艾曼·侯赛因（痛在芝加哥机场被扣近7小时），最后时刻拿到签证的海地队前锋伍登斯基·皮埃尔，因签证标记异常延误了ESTA授权、没能和大部队一起出发的瑞士前锋恩博洛。

美国缘何下史无前例的“逐客令”

拿到了国际足联的世界杯参赛入场券，但因拿不到主办国的登陆许可而失之交臂。虽然世界杯历史上有先例，然而如此规模的拒签、禁止入境特别是赶走一位主裁判，的确前所未闻。

美国政府的主要官方理由自然是“国家安全”。

2026年1月，美国针对39个国家+巴勒斯坦公民的旅行禁令生效。索马里（主裁判阿尔坦的祖国）在“完全禁止入境”之列，参加世界杯的48支国家队中，伊朗、海地亦被完全禁止入境，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被部分限制入境（针对移民和部分非移民群体）。

虽然美国的旅行禁令对运动员、教练员、必要工作人员留下了豁免的空间，不过特事特办在很多情况下亦可转化为拿放大镜从难从严审视。

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禁止阿尔坦入境的理由是“审查考量”，而后者回忆自己在迈阿密机场被扣留11个小时期间，美国官员不停地问他关于索马里政治和恐怖组织“青年党”的问题，旋即认定他与恐怖组织有关联。

有些讽刺的是，这可能是个误会：按照《米兰体育报》的说法，阿尔坦的名字与“青年党”一位领导人相同，所以才触发了美国边检的安全审查机制。

这位非洲最佳裁判在梦碎世界杯、回到国内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根据最新消息，欧足联已经宣布阿尔坦将出任8月12日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斯顿维拉）的主裁判。

相比于大概是意外（并非美国刻意针对）的阿尔坦，美国对战场上的敌人——伊朗进行人员早在外界意料之中。

作为交战方，伊朗队能否到美国参加世界杯，本就超出了纯粹的领事与安全问题，成为双方政治博弈的一张牌：伊朗一度要求把比赛改为在墨西哥踢、不去美国；美国则对给不给伊朗队签证的问题打太极，甚至还有官员发出“意大利队代替伊朗队参赛”的言论。

待到距离伊朗队首场比赛还剩10天时，伊朗队的签证问题才有答案。可美国给出了限制条件，即不允许伊朗队“滥用系统，将‘恐怖分子’偷偷带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更是明确，不给任何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发签证。

由此可见，被拒签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就是美国认定的“非必要工作人员”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背景人员”，而这种定义无疑是特定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同时本届世界杯不乏美国向来从严审查签证的国家，包括被拒签率常年超过40%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厄瓜多尔，以及更多非洲和中东国家。

国家安全第一的签证&入境政策、地缘冲突，外加向美国社会传递特朗普政府内政（尤其严控移民）一致性的信号......随着诸多动机共同作用，向来不被足球人考虑的签证问题终究成了问题。

无能为力的国际足联

美式“逐客令”之所以令国内外舆论哗然，是因为这冲击了大家过去默认的“常识”——只要拿到国际足联的参赛邀请函，任何球队和其他人员就能确保顺利按时到达目的地，签证、边检不过是个形式。

这种认知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国际足联的背书对于跨越国境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乃至国际足联可以要求主办国给各国球队和裁判员发签证、开放国门，即便有问题也能出面解决。

美国的做法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后续回应，揭示了这一假设背后的真正常识：只有东道主国家政府有权决定发放签证、给予出入境许可，国际足联既不能干涉、更无法担保。

诚然，国际足联在2017年出台了针对世界杯主办国的约束性条款，要求东道主国家以“非歧视的方式处理签证申请”，同时说明不得影响或颠覆该国既定的移民规定和安全标准。

换言之，主权国家全权掌握边境管理和国家安全的权责，举办国际体育活动的特殊时期需要补充“例外机制”，但不等于要求主办国放弃本国法律、让渡国家主权。

因此阿尔坦遭到遣返后，国际足联只能将他从世界杯裁判名单中撤下。因凡蒂诺还要对外解释，国际足联只是一个国际体育组织，“不是世界之王”，更不可能管着各国政府和警察。

毕竟就组织架构而言，国际足联的成员是各大洲和各国足球协会，后者无一是政府机构。国际足联能约束各国足协、却无法命令各国政府。哪怕美国足协申办世界杯时承诺在签证问题上配合，可它有能力强制美国政府执行吗？

不止体育有国界

曾几何时，“体育无国界”之说的目的和作用在于打破政治壁垒，在非官方层面给不同国家创造交流空间、提供一时的政治灵活性。

1970年代初中美凭借乒乓外交”开始破冰，朝韩多次组队参加亚运会、奥运会，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美国和伊朗队比赛的台前幕后，都蕴含了体育外交的元素。

然而美国第二次举办世界杯时的做法，似乎预示着一种相反的趋势：不是体育推动政治融冰，而是政治壁垒限制、阻碍跨越国界的体育交流。

基于后一种逻辑，体育被进一步政治化，乃至于成为政治极化、阵营对立加剧时代“火上浇油”的工具。同时随着全球化越发“选择性”，体育领域的流动性亦呈现类似的迹象。

不要说国际足联这种单一体育项目的非政府组织，就连联合国这种国际法效力最强的政府间组织，也无奈于主权国家任性筑起、阻碍其客人乃至雇员的高墙。

联合国总部确定为纽约后，联合国和美国于1947年签署了《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其中第11条规定美国不得阻碍联合国官员、成员国驻联合国代表（外交官）、联合国邀请的客人和专家进入总部。

至于签证问题，协定第13条规定如果上述人等需要签证，应当尽快、免费给他们签发。

不过这些条款并没有赋予联合国“命令”、“要求”美国无条件服从、配合前者审批签证的权力，更不意味着美国让渡联合国人员&客人的签证审批权。

一旦美国在特定案例中以安全为由拒绝联合国的雇员、客人入境，后者除了使用《协定》赋予的抗议、申请开庭仲裁之外，别无约束、强制美国的办法。

在联合国历史上，前苏联&俄罗斯外交官经常被限制人在纽约的活动范围。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后，美国数次拒绝给伊朗驻联合国外交官发放签证。

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针对巴勒斯坦：1988年，因美国不给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发放签证，联合国大会走出纽约、把一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改在日内瓦举行，确保后者出席；2025年，美国再次拒绝向计划出席联大的阿巴斯等80余名巴方官员发放签证。

归根结底，国际法和其它一切国际同行准则的效力，离不开主权国家的认可和共识。一旦这种收回认可、共识破裂，特别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不再承认，那么这种基于共识的效力已然大打折扣、遑论约束力和惩戒作用。

这样的案例在小众的政治领域屡见不鲜。只是当它发生在全民关注的体育盛事世界杯身上时，才终于为更多人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