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阁道的支线间道考论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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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剑阁道是金牛道自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古镇至绵阳市梓潼县之间的重要路段。为了避开其间剑门关之险，以及政治、军事需要，在剑阁道基础上开辟形成了平道、小剑路和来苏路等主要支线间道。平道开辟于隋初，发轫于三国末期魏将钟会攻蜀；小剑路在后唐石敬瑭率军进攻后蜀时，为阶州刺史王弘贽等首先经行；来苏路在五代后期至宋初形成，因王全斌遣将所过而载入史籍。剑阁道的这些支线间道今天仍有遗迹可寻。它们在特定的时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战场局势，影响了相关人物的命运，也留下了征服者须戒贪自守等历史启示。

［关键词］金牛道；剑阁道；平道；小剑路；来苏路

古代自汉中进入成都的金牛道，是穿越巴山最重要的蜀道路线。这条道路自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古镇至绵阳市梓潼县段，险山连绵，深涧纵横，风景秀丽；雄峙岷嶓的剑门关，古柏荫翳的翠云廊，宏伟雄浑的七曲山庙宇，使其锦上添花、名闻天下。加之石牛拓道、五丁拽蛇、司马错伐蜀、诸葛亮建阁、张载撰铭、李白赋诗、李特发感叹于剑门、李璧植翠柏于古道等人文故事的点缀，更使壮游此道为四方人士所向往。因蜀汉诸葛亮曾于剑门一带凿石驾空为飞梁阁道，《水经注》有“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之誉，晋代和近当代都在这一带设置剑阁县，剑阁道遂由最初的小剑戍至剑门三十里之狭义而成为整段道路的代称。又因剑门关“一人荷戟，万夫趑趄”，为了越过此天险，不同历史时期又形成了几条支线或间道。这里所谓的支线或间道，是相对于剑阁道自广元市昭化西，溯清江河西至沙溪坝，沿大剑溪峡谷上，越剑门关经普安至梓潼的主线道路而言。

剑阁道的支线和间道，主要有隋文帝所开之平道、后唐进攻后蜀所过之小剑路和宋初王全斌伐蜀所行之来苏道3条。对于这些道路，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张述林等《剑门关志》等专著，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李子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等论文，都有探索或论述，但还未见系统专门的研究文章。本文在时贤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实地踏考及与地方文化人士交流所得，对这几条道路的形成、得名、演变及相关事件的启示做一考证和评述。

一、“平道”“古道”、隋唐驿道

剑阁道有支线“平道”，为北周大象二年（580）左大丞相杨坚（隋文帝）遣人所开。北周末年，杨坚擅国政、总百揆，其篡位之心已路人皆知。当时，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先后起兵反抗杨坚。杨坚在消灭了尉迟、司马二人势力之后，即以宿将梁睿取代王谦，但此时王谦已屯兵剑阁，驻守始州（今四川剑阁县南普安镇），并在金牛道沿线驻兵，阻止梁睿行进。于是，梁睿以行军元帅之新职，率步骑二十万攻伐王谦。经过艰难的战斗，梁睿在成都杀死王谦。战后，杨坚以“巴、蜀险阻，人好为乱，于是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立铭垂诫焉”。这次战役，王谦防守的重点在利州（今四川广元）至剑门，梁睿与他的遭遇战也在这一带展开。所以“毁剑阁之路”，所毁的主要是入大剑溪至剑门这一段。新开的所谓“平道”，应是相比于“连山绝险，飞阁通衢”的剑阁道较为平坦而言，不一定就是为新道路所命之名。

称平道为支线，是就人们约定俗成以经由剑门关之路为剑阁道主线、干线而言，实际上平道在隋代和唐代前期不光属于干线，而且还是驿道。《元和郡县图志》云：“剑阁道自利州益昌县界西南十里，至大剑镇合今驿道。”说明因为遭到毁弃，大剑溪口至大剑镇段在200多年后的唐元和时仍非驿道。当时的驿道，严耕望先生疑即隋文帝所开之“平道”；蓝勇先生亦认为，“元和时的驿道非原剑阁道，而是随［隋］文帝时的新开路”。

平道在《元和郡县图志》中称为“古道”。其书《山南道三·利州》云：

小剑故城，在（益昌）县西南五十一里。小剑城去大剑戍四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道。自县西南逾小山入大剑口，即秦使张仪、司马错伐蜀所由路也，亦谓之石牛道。又有古道，自县东南经益昌戍，又东南入剑州晋［普］安县界，即钟会伐蜀之路也。

文中的剑阁道、石牛道，显然指经由剑门之道，而所谓“古道”，其含义近于“老路”，指开辟于前代，且几百年前就有人（钟会）通过而言。如果单就时间而论，剑阁一带任何一条道路都不会比张仪、司马错伐蜀所经过的石牛道更“古”。

隋唐时作为驿道的平道的方位，严耕望认为“在此阁道（指剑阁道）之南，东自益昌与阁道分途，西至开远戍、大剑镇，复合为一道”。益昌戍在益昌县（今广元市西南昭化古镇）东南，大剑镇即《元和郡县图志》所指之“剑州普安县界”，位于普安县东北，剑门之南。平道的具体路线及里程为：由益昌戍向南沿嘉陵江西岸至望喜驿，嘉陵江至此折而东流；由望喜驿向西南三四十里至泥溪，又西南约一驿之程（三十里）至大剑镇，合于剑阁道。蓝勇认为，“从益昌分路一走西南为剑阁道，一走东南为古道······在这条古道上，有个重要关卡叫泥溪，位于泥溪河入嘉陵江处，今名吴家店，其地北接昭化，东趋巴中，西走大剑镇，在清代仍是‘往来通道也’”。也就是说，平道（古道）在剑阁道东南，自益昌经望喜驿、泥溪，绕过剑门至大剑镇。

新编《剑阁县志》的叙述与上文有所不同：“（剑阁驿道）原由利州（今广元）至益昌县（今白田坝）进入剑阁道经剑门关至剑州城。隋杨坚毁剑阁栈道，另辟石碥路，经昭化县上天雄关，过白卫岭、达摩戍、高庙铺，至剑门关再经汉阳、抄手至剑州城”。依此表述，剑阁道与平道的路线区别只在剑山外的益昌、昭化地带（唐益昌县宋更名昭化），在剑门一带两条道路似乎重合；而既然“杨坚毁剑阁栈道”，经“石碥路”“至剑门关”，又如何能到达汉阳呢？今剑门关北剑溪桥旁有《北周剑阁道改道》标志牌曰：“杨坚认为巴蜀之民常凭险作乱，于是下令毁弃剑阁道，改由今昭化城上天雄关沿山梁南经剑溪桥过剑门而去成都，从而绕开了金牛道上的天险——剑阁道。”这种表述，与《剑阁县志》一样，都将剑门摒弃于“天险”、剑阁道之外，且认为“平道”依然须经过剑门，并不符合杨坚“毁剑阁之道”的初衷和《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值得商榷。

二、小剑路

小剑路之称见于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后唐长兴元年（930），唐明宗以天雄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以行营马步都虞侯王思同为伐蜀前锋，进攻两川，攻破剑门关，俘获守将齐彦温。《资治通鉴考异》引《蜀高祖实录》云：

北军自白卫岭人头山后过，从小剑路至汉源驿出头，倒入剑门，打破关寨，掩捉彦温及将士五百余人······

此战缘起于后唐长兴元年（930）五年前的后唐灭前蜀之役。同光三年（925），唐庄宗遣皇子魏王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率陕州节度使李绍深、邠宁节度使董璋等进击前蜀，蜀后主王衍投降。庄宗遂以董璋、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郭崇韬反因受猜忌而被魏王所杀。随后，庄宗又在混乱中为流矢所中而死。于是马步军都总管李嗣源继唐社稷，是为明宗。明宗即位后，几次分两川之州为节镇，增兵戍守，藉以扼制董璋、孟知祥之势力。在此情况下，原本有矛盾的董、孟二人相结以拒命，以致“唐之威令不行于蜀中”。董璋“又遣其将李彦钊扼剑门关为七砦，于关北增置关，号‘永定’”，防范后唐朝廷。同时，知祥、璋分别攻陷遂州、阆中等，杀唐所置刺史，正式叛唐。于是，发生了前述石敬瑭率王同思等进攻两川之事。

关于这次战役，《资治通鉴》和《唐明宗实录》都有与《蜀高祖实录》类似之记载，即唐军绕到剑门关之南，调头攻克剑门关，杀死董璋守关士兵三千，并活捉了指挥官齐彦温，进而攻据剑州。北军经行的小剑路，几十年后曾再见于军事行动。北宋淳化年间，四川茶农王小波、李顺起义，掠州夺县，攻击剑门，朝廷遣宦官王继恩以昭宣使督兵平乱。淳化五年（994）四月“壬寅，王继恩言王师由小剑门路入研口寨，破贼，斩首五百级，逐北过清强岭，遂平剑州。”这里的“小剑门路”，应即《蜀高宗实录》中的小剑路。小剑路、小剑门均与小剑山相关。

《水经注·漾水》云：“（清水）又东南径小剑戍北，西去大剑三十里。”《旧唐书·地理志四·剑南道》亦云：“（大剑山）其北三十里所，有小剑山。”小剑戍（或城）应在小剑山上，故王文才先生认为，今广元市西南“大木树即古小剑城所在”，小剑城（戍）位于白卫岭上，岭下即白卫溪，“白卫溪流经人头山即小剑山，溪即古小剑水也。旧称小剑路者，正因从小剑城出，沿小剑水行，故名”。自白卫岭、人头山、摩天岭等清人所谓“十三峰”一线，即唐宋前所称的小剑山，沿此线循水越山，经上双旗门（今剑阁县剑门镇东北）、小剑村（今剑阁县汉阳镇东北）即小剑路。石敬瑭部行进时自小剑村东南至汉源驿，王继恩进军时自小剑村东越清强岭。《读史方舆纪要》云：“研口寨在（剑）州北三十五里。”王继恩经由的研口寨，即在这一线上。此路与平道方位相反，平道自剑门东南绕过，而此道自剑门西北绕过。

三、来苏路

来苏路之名最早见于宋初王全斌伐蜀之役。《新五代史·后蜀世家》云：

宋兴，······太祖皇帝遂诏伐蜀，遣王全斌、崔彦进等出凤州······全斌至三泉，遇（后蜀将王）昭远，击败之。昭远焚吉柏江浮桥，退守剑门。军头向韬得蜀降卒言：“来苏小路，出剑门南清彊店，与大路合。”全斌遣偏将史延德分兵出来苏，北击剑门，与全斌夹攻之，昭远、（赵）彦韬败走，皆见擒。

王全斌伐蜀发生在乾德二年（964），但在30多年前的前述石敬瑭进攻后蜀时，来苏路的“身影”已经出现。《蜀高祖实录》记载后蜀防御措施云，蜀将“庞福成、谢鍠屯阆州北来苏寨，闻剑门陷，惧北军据剑州，帅部兵千余人由间道先董璋至剑州，壁于衙城后”。董璋即前文中提到的东川节度使。屯来苏寨而行间道，此间道无疑就是“来苏小路”。

《蜀高祖实录》云“庞福成、谢鍠屯阆州北来苏寨”，《资治通鉴》作庞、谢二人屯“来苏村”，说明有村寨名“来苏”；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言“来苏狭径”，《宋史》曰“来苏细径”、“来苏路”。看来“来苏”确系一条小路。“来苏寨”因其所在地为“来苏”而得名，“来苏路”则因其经过“来苏寨”或以“来苏寨”“来苏村”为起止点而得名。《书·仲虺之诰》有“徯予后，后来其苏”语，寓意美好，作为村寨的来苏得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来苏路的路线，除前引“出剑门南清彊店，与大路合”外，还有以下几例：

宋《续资治通鉴长编》：“侍卫军头向韬曰：‘得降卒牟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对岸可渡。自此出剑关南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合。······’”

宋《舆地纪胜》：“来苏路，去剑门县二十余里，即国朝王师入蜀之路也。”

清《剑州志》：“宋乾德三年，王全斌伐蜀，别将史延德分兵趋来苏小径，出剑阁南二十里至青缰店。蜀将王昭远引兵退陈汉源坡，以拒青缰之兵。青缰一作清强，今名青树子。汉源坡即今之石洞沟。”

上述史料表明：（1）来苏路止于剑门关南，为绕过剑门关之路。（2）来苏路东端起点在益光（即益昌）江（指嘉陵江）之东“越大山数重”之来苏寨，西端止点在清彊店。清彊店距剑门关二十里。清彊又作青疆、青缰、清强、青韁等，清代以后又称青树子。（3）来苏路于清彊店与剑阁道接合。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蜀人于江西置栅”句中之“置栅”，《宋史·王全斌传》作“置砦”，这里的“栅”“砦”，应即此前庞福成、谢鍠所屯之来苏寨故址。

来苏路西端止点固然清晰，但其东端自益光至来苏寨段“越大山数重”的路线却显得模糊。首先是来苏寨的地望。《资治通鉴》胡注引《元丰九域志》云：“汉州仪陇县有来苏镇，即其地。”仪陇县宋代属蓬州，与阆州为相邻州，距剑阁有数百里之遥，不可能与来苏路发生关联。冯汉镛以在“剑门附近”，又太过模糊。依照《蜀高祖实录》中“阆州北”的表述和庞福成等“闻剑门陷”，帅部兵由间道至剑州的史实，来苏寨应位于剑门关东南、昭化西南地带。《读史方舆纪要·四川三》云“来苏砦，（剑）州东南七十里”，民国《剑阁县续志》云“来苏村在县东南七十里。”民国时的剑阁县即清代的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县南普安镇。剑州东南七十里之地，未免过于偏南，距剑州北清彊店太过遥远，失去来苏路作为间道的意义，故蓝勇认为其“显然不可能”。《大清一统志·保宁关隘》云“来苏寨在剑州东八十里。宋乾徳三年伐蜀，别将史延徳由此克剑门”，较为妥当。蓝勇考证来苏寨在剑阁县旧址东北张王乡（今张王镇）治，认为“此地位置和形势均与记载相合”，“由今昭化渡江翻山越岭渡朱家渡经张王乡到青树子（古青疆店），仍为可行之道”，可以采信。至于益光至来苏寨之间穿越的山峰，按照清同治《重修昭化县志》的记载，有凤岭、刀环山、白果山等。此道与平道一样，也是由东南绕过剑门，所不同者为西渡嘉陵江之处更为偏南。

四、隋唐剑阁驿道、平林旧道、来苏路之间的关系

隋唐剑阁驿道（平道）和来苏路，东端皆自益昌东南行，西端皆在剑门关南交会于剑阁道，且两道皆自东南边绕过剑门。那么，它们之间有无关联呢？单就文献记载来看，似乎并无关系；且一为驿道，一为小路，也很难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但是，任何一条道路都是在前人探索、行进的基础上形成的，就像隋文帝开辟的平道，《元和志》认为“即钟会伐蜀之路”一样，五代末期的来苏路，就没有隋唐驿道的痕迹吗？似乎也不是。且不论它们的方位和起止点基本相同，就具体路线来说，按照史籍记载和今人的观点，驿道越嘉陵江之处在益昌南的泥溪（今广元射箭镇南吴家店）附近，然后向西南延伸至大剑镇与剑阁道交会；按照《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大剑镇西南距普安县四十八里。而来苏道越嘉陵江之地在更南的来苏寨，然后向西延伸至清彊店与剑阁道交会；清彊店距普安约五十里。清彊店与大剑镇之间距离很近。如此，两条大体平行的道路，后起的来苏路借用隋唐驿道之事完全有可能。《剑门关志》云：“钟会所由‘古道’，即‘来苏小道’。”即将《元和志》中的“古道”（隋唐驿道）与来苏小道视为一条道路（应只限于西段）。

此外，在杨坚下令开辟隋唐驿道的前身平道的20多年前，在剑阁道一带还有过一次开辟道路的事件，这就是北周大将军尉迟迥开辟平林旧道。《周书·尉迟迥传》云：魏废帝二年（553）春，大将军尉迟迥督六军攻蜀，“自散关由固道出白马，趣晋寿，开平林旧道。前军临剑阁”，“平林旧道”应以地名“平林”而得名。20多年后，当梁睿攻讨王谦时，“平林”再次出现。当时，“（王）谦将敬豪守剑阁，梁岩拒平林”，但他们都慑于梁睿的攻势，“并惧而来降”，投降了梁睿。晋寿即唐代的益昌。平林之地望，揭纪林先生以在今剑阁县张王一带，而此正是蓝勇考证的来苏路“来苏寨”的位置。虽然将平林定位在张王镇不一定可靠，但同为剑门关一带的道路，一曰平道，一曰平林道，且平道原为“古道”，平林道又称“旧道”，是否其西段为同一条道路；是否“平道”为“平林道”的简称或《隋书》缺漏“林”字，有待进一步探讨。

隋唐驿道（平道）会在多年后成为一条小路吗？有此可能。平道并非在唐代一直属于驿道。唐开成四年（839），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新修驿路，“自褒而南逾利州而至剑门，次舍十有七”，经由剑门关的剑阁道再度成为驿路。令人难解的是，就在剑阁道无缘驿路、且未得到大规模修葺的盛唐、中唐时期，杜甫、岑参、戎昱、欧阳詹、李德裕等文人仕宦，都曾行经剑门关，并吟诗作赋。就连逃难中的唐玄宗，往返成都时也行剑阁道，并留下诗篇。这说明剑阁道在唐初经过培修。抛开实际路况等因素，剑门一带自然风光之美、人文景观之盛，也是行人不能忘怀的一个因素。所以，卸下驿路盛装的平道，必然很快衰落下去。自然剥蚀、人为破坏，几百年后，当初的驿路，有些路段成为“来苏小路”也属正常。

五、支线间道上重大事件的启示

剑阁道的支线及间道皆因重大的军事或政治需要而开辟利用。这些支线、间道，或改变了战场格局，或影响了经行者个人命运，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思考和启示。

（一）支线、间道往往改变战场局势

邓艾、钟会进攻蜀汉，王全斌讨伐后蜀，表面上都是“理直气壮”、所向披靡，实则阻力巨大、胜负难料，如果不是兵行间道，出其不意，战场结局也许是另一种场面。邓艾尽管偷渡阴平成功，但进至江油的只有万人，根本无力灭蜀。而钟会对汉中的乐城、汉城围而未下，至剑阁又遇到蜀汉大将军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等的顽强抵抗，“会不能克，粮运悬远，将议还归”。如果不是发现“古道”，“遣将军田章等从剑阁西，径出江油”，大军随后亦“进军至涪”，不止势单力薄的邓艾前途未卜，就是钟会自己也进退维谷。而王全斌伐后蜀，遇到的抵抗不亚于几百年前的邓艾、钟会。后蜀在沿途村寨、城池皆有重兵把守，使宋师屡屡难以前进，不得不两次利用间道。先是在利州境内，因阁道被阻断，军不能进。王全斌只能分兵督治阁道，进击金山砦、小漫天砦（皆在今广元市北），而自率主力由间道罗川趣深渡（今广元市西南）。两军会合于益光后，面对前面重兵把守的天险剑门关，又望而却步。所以，当获悉有来苏路可以通过时，王全斌即欲率全军“卷甲赴之”，倒是马步都监康延泽献计曰：“来苏细径，不须主帅亲往。且蜀人屡败，併兵退守剑门，莫若诸帅协力进攻，命一偏将趋来苏，若达清强，北击剑关，与大军夹攻，破之必矣。”于是，王全斌命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分兵趋来苏，于嘉陵江上架设浮桥，迫使蜀人弃来苏砦而遁。史延德至清强，王全斌与其南北夹击，攻破剑门，遂克剑州，进抵成都，使得孟昶投降。

兵行间道，既是一着险棋，也是一种侥幸。所以，当魏军平蜀后，身为魏臣的袁淮事后分析曰：“今国家一举而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邓艾以万人入江由之危险，钟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刘禅如果坚持不降，钟会如果未能与邓艾合力，魏军就有可能被消灭在蜀中；而宋师如过不了剑门，被消灭在川北也不是没有可能，由此可见间道对战场格局的影响。

（二）兴实在德，险亦难恃

西晋张载在《剑阁铭》中，以为蜀人“恃险好乱”，发出了“世浊则逆，道清斯顺······兴实在德，险亦难恃”的警诫。发生在剑阁道及其支线、间道上的历史事件，一次又一次验证了张载的观点。割据、僭越、造反的发生，尽管与山川地理有关，但最终取决于政治形势的清明或混乱，人民生活的安定或艰难。凭借天险，或者“化险为夷”，对政治势力的消与长、对军事强人的顺与逆，也不能发挥决定作用。隋文帝认为毁弃了剑阁道，消除了割据者倚仗的地理优势，就能消除对神器的窥视和社会动荡的引发。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周末隋初平毁剑阁道至唐开成年间修复剑阁道，300多年间，蜀地的动荡仍然不断。隋末有过，唐贞观年间亦有过。盛唐后期至中唐时，小到一般军士，大到州刺史、道节度使，聚众为乱者彼伏此起。如此来看，蜀中之道的险峻或平夷，与是否反生暴力争夺根本无关。杨坚毁阁道、开平道，除了起到破坏作用，加剧了军民负担外，不可能阻止作乱、抑制割据。杨坚遣梁睿讨王谦，遇到了比此前消灭尉迟迥、司马消难更大的阻力，故战后毁剑阁道，“更开平道，立铭垂诫”，表面上出于消除蜀地之人据险为乱的政治考量，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发泄私愤、震慑文武（使他们再不敢阻止夺位）的心理因素。

（三）征服者需要戒贪自守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有文曰《取蜀将帅不利》，例举自中原攻据巴蜀后将帅们的可悲下场：“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擅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俊，将帅辄不利，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遭刺客之祸，吴汉几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族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继岌、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黜，十年乃复故官。”这些人的下场难道是一种宿命？并非如此。除了因功高而引起皇帝或权臣的猜忌这个潜在的因素外，其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他们有的因受诬陷（如邓艾、郭崇韬），有的死于“谋反”（如钟会、康延孝），有的属于自戕（如李继岌）、有的出于意外（如岑彭、来歙）。他们中还有一些先“互害”而最终都受害的事例（如钟会于邓艾，李继岌于郭崇韬）。倒是洪迈抱有同情的王全斌、崔彦进二人，其受黜实属咎由自取。史载，灭蜀后，全斌、彦进等“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并诱发了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之变，继而擅发府库、滥杀降兵，给蜀中兵民造成了更深重的灾难。这种行为，放在其他时代，必死无疑。当时百官的上表也是“法当死”，但“仁厚”的宋太祖“特赦之”，只对他们贬官了事。这对王全斌、崔彦进来说真是一种侥幸。其实，进入蜀地的许多将领之所以下场不好，与他们不能戒除贪欲、自坚操守有关。王全斌、崔彦进如此，钟会、郭崇韬、康延孝等也何尚不如此，他们都贪图蜀中财货，觊觎蜀中沃土，才使自己命运多舛。如果说取蜀将帅有“不利”之宿命，这种“宿命”降临在另一个攻入蜀地者石敬瑭身上多好，这样，中国就不会有一个出卖燕云十六州的“儿皇帝”了。

六、剑阁道一带道路的今天

北宋以降，剑阁道的支线、间道上还发生过许多军事事件，如北宋咸平年间益州戍卒王均等起事，南宋宝祐年间蒙古军进犯剑州，明初傅友德平蜀，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剑州，清康熙年间清军与吴三桂剑门之战，也都像先前司马错进兵“古道”、杨坚开辟平道、石敬瑭行小剑道、史延德趋来苏路那样惊心动魄、影响深远。近代以来，随着道路等级的提高、作战方式的改变和武器的改良，剑阁道的支线、间道逐渐退出军事、政治舞台，已无复当日风采，但仍有踪迹可寻。

自昭化古镇南过邓家河嘉陵江大桥至江东，越大南山西支、南支之马岭梁、帽头山、杀人沟、松树坡等山梁沟壑，经射箭乡、红岩镇、白果乡之晒金、华锋、青光、金牛、会果等村落，约50千米至张王渡，沿途道路崎岖，草木葱茏，也不乏良田美池，果盛稻香。张王渡即蓝勇笔下的朱家渡，西岸即张王乡旧址。10年前张王乡被大水淹没后，迁址于紧邻的东北台地，建张王镇。自张王镇循金池山西行，经金光、新田、双鱼等村，约17千米至青树子与川陕公路相接。这条路线，大体就是古来苏路路线。自昭化西天雄关至大仓岭（今剑阁县南）的小剑山之道，虽然在山岭与沟壑间蛇行，起伏变化很大，但路况却较嘉陵江东岸之道宽敞。接连川陕公路的小剑、双旗一线，也有小道可通。只有吴家店至大剑镇之间的古代平道，旧迹难以寻觅，但亦有乡村道路可行。

相对于古道上剑门关、武连驿、普安镇、七曲山一带遗迹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支线、间道上的遗迹则显稀少，而且主要集中在白卫岭、青树子、汉源驿等道路起止之地，途中偶尔可见古道、古桥、古树及反映民间信仰的旧建筑，记载着岁月的沧桑与喧嚣。尽管如此，云台山巅的川主庙、张王镇侧的张王庙（张飞庙）、永定关的“别有天”摩崖、开远戍的“钟会垒”空冢、石洞沟的千年古柏、牛头山的驿道旧迹，依然使人追怀过往、思绪连绵。倒是往昔牵动中原与巴蜀的剑阁道主线，已面目全非。抗战时修筑川陕公路，将小剑戍至剑门的三十里阁道毁弃殆尽。进入21世纪以后，昭化古镇已“面貌一新”，剑门关正在“褪去颜色”，一处处人为圈划的旅游景点，已使古道伤痕累累。几千年来人们或徒步旅行，或借助车辆，于行进中观赏美景、感悟自然的愉悦，已一去不返，使人不得不叹息世事之巨变，痛惜文化之沦落。稍感安慰的是，朝天关、明月峡、剑州驿、拦马墙等处古道的发掘恢复、重见天日，仍能使人领略古人的聪明才智，感悟传统文化的洗礼。惟愿在今后古道保护、“申遗”之大潮中，能少一份商业运作，多给后世留一点古迹古味。

作者：孙启祥

来源：《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6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杨 琪

校对：汪依婷

审订：汪鸿琴

责编：江 桐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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