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多年中国经营最成功的城市（二）

发达的TO C端（个人消费为导向）的民营经济体系，才是一个城市创新的最重要基础，而非顶尖级高校。顶尖级高校毕业生很容易实现跨区域移动，但是TO C端民营经济体系却极难异地复制。所以，根本上不是中科大成就了合肥，浙大成就了杭州，而是合肥和杭州的产业体系给中科大、浙大人才有了用武之地，否则他们要像华中科大、武大的毕业生一样纷纷涌向深圳。

特大城市转型升级的典范：杭州 、北京、成都

杭州在计划经济时代属于严重的“边缘地带”。在1952年至1978年，浙江省仅仅获得了134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全国占比为1.56%，仅高于西藏，倒数第二。1985年，杭州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规模仅为33亿，全国排名30开外，是上海的十分之一，也远远低于唐山、锦州、石家庄、徐州、淄博这种二线城市。

改革初期，杭州处境虽然极大改善，但是被苏南城市群的锋芒遮住，可谓苏南吃肉、浙江喝汤，1993年杭州GDP远低于苏州，也低于无锡；从人均上讲，杭州仅为苏南地区60%左右。全国来讲，杭州排名第11，稍高于青岛、烟台、佛山，还是一个标准的二线城市。

总之，这时候杭州除了旅游、茶叶、丝绸这些传统的东西外，还没有像苏州、无锡、佛山等东南新秀那样已经形成地标性产业亮点，主要依靠低水平乡镇工业。进入90年代后，杭州的产业偏向重化工业，形成了荣盛（石化）、恒逸（石化、化纤）、杭州钢铁、传化（物流/化工）、杭州锦江（有色金属、化工、环保能源）和富冶（冶铜）等巨头企业，这些虽然能创造可观GDP增量，其中不乏一些跻身全球500强，但是对科技创新力提升贡献有限，按照这种产业发展趋势，杭州的天花板是南京。

不过进入21世纪后，阿里巴巴的崛起，成功地让杭州在激烈的长三角城市群竞争中形成了自己的差异优势，让在工业化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杭州，在商贸服务、互联网科技上找到了弯道超车的机会，这也算是“后发优势”的另一个例子。

截至2023年拆分之前，阿里集团共积累了近十万数字科技研发人员（相当于天津市全部研发人员总和）和1-2万金融专业人才，奠定了杭州在算力和科创资本的优势地位，又为“六小龙”、“五小凤”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人工智能、新型智能制造等新质生产力方面，杭州已经成为与北京、上海、深圳并列的最发达“四极”，是未来之城。

总体来看，今天的杭州虽然在GDP规模上与广州、重庆、成都和苏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上市公司数量、企业所得税额、个人所得税额上都超越了他们。杭州上市公司市值是苏州的6倍以上，杭州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超过2100亿，比成都、武汉总和还多，因此从竞争力上讲，杭州实质是中国第四城。在人工智能、新型智能制造等新质生产力方面，杭州与北京、上海、深圳并列为最发达的“四极”，是未来之城。

北京城市经营的成就是最容易让人忽略的。首先，1990年代初的北京还是一个有着200多万产业工人的典型的重化工业城市。北京拥有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之一的首钢，以及全国重大石化企业燕山石化，还有全国最大的丙烯酸及酯类生产企业——北京化工厂。这些企业根本不适合都会城市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极大的污染，后来又付出了巨大的搬迁成本。

所以，北京不像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其转型是更加困难的，旧的计划时代重工业的包袱，规模比沈阳、哈尔滨大得多，1985年北京有1110个国营工厂，而沈阳为643个、哈尔滨为514个，相当于两地之和。尽管北京这三十年城建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但是朝阳区、石景山区仍有大量工厂遗址，可见旧的体量之大，转型之难。

所以，北京本质是一个老工业基地的底子，本质跟沈阳、天津、哈尔滨都一样，但是用了十多年时间，到2008年前后就转型为科创、服务业、高端制造为主导的城市，在北方算是孤例。

其次，北京的城市总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位居第二，但是这个第二的含金量成色也是今非昔比。1993年北京的GDP仅为上海的56.8%，或者广州的1.15倍，天津、苏州的1.6倍，但是今天北京的GDP已经达到上海的92.8%，未来超越上海很有可能，或者是天津的3倍、苏州的2倍，人们都觉得苏州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增速比苏州还快。

有人说北京是首都，央企多、金融机构总部多，自然经济体量就应该大，但是北京从来不靠央企总部当做自己的经济亮点和靠山，而是实打实地靠民营的、市场的、服务业的增量，重塑了北京的经济地位。

2025年民企500强中，北京有22家，高于上海的17家，与深圳的25家接近，但是北京的民企实力更强，前20强中，北京的企业占了5家；北京拥有807家上市公司，除去包含的100余家央企及子公司，74家市属国资公司，仍旧有630多家民营上市企业，这个数量远超上海、浙江，仅次于广东省；从独角兽企业数量看，北京一个城市占了全国四分之一，领先于深圳、上海、杭州，从市值看占了45%左右，更是遥遥领先。

北京经历了三十多年经营，已经成为科创第一城，并且与第二名之间距离很大，也有很多人说这是北京高校密集的原因，但是南京、武汉、西安研究生规模合计有北京两倍左右，科创产业实力加起来不抵北京一个区，所以，这种成就更取决于市场化程度、公共服务能力和政府战略规划能力。北京在这些方面也都是全国第一档次的城市。

成都在改革初期，经济排名在十名开外，1993年GDP仅为上海的24%，或天津、苏州的68%，2025年已经达到上海的43%，超越了天津，达到了苏州的89%，成为排名第七的准一线城市。

尽管大家认为成都、武汉和重庆是不分伯仲的强二线城市，但是在一系列关键指标上，成都与武汉和重庆之间距离在逐渐扩大，已经成为中西部竞争力最强大的城市。

诸如，成都是营商环境排名最靠前的中西部城市，与深圳和广州并列为全国仅有的三个市场主体数量超过400万的城市，高于北京、上海，成都每百人拥有的市场主体数量，接近重庆的2倍。从2010年以来，成都吸引了200多万14-35岁青年人落户，是青年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比重达到33%，而上海为29%、重庆为26%。这两个微观数据都说明了成都的对青年人和中小企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未来的潜力。

在产业方面，成都在航空航天、医药、游戏娱乐方面都形成了规模优势，经济总量还比不上重庆，但是有122家A股上市企业，远高于重庆的78家，也高于武汉的82家。

成都的地位提升，里面既有四川强省会战略的推动作用，也有自身运营创新的结果。成都可以说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管理创新做的最好的两个城市之一，2010年代早期，成都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现在又在户籍改革、营商环境改革方面走在前列。

总之，笔者认为杭州、北京和成都属于特大城市运营成功的典范，它们由于过去存量太大，不可能出现深圳、合肥那种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但是实现了经济内部的重构、脱胎换骨，越来越形成自己鲜明的灵魂。

中国特大城市有两种，一种是没有魂的，虽然规模大，但是没有优势鲜明的产业，没有明确的未来；另一种是产业优势鲜明，文化特色鲜明，在竞争中能够找到自己感觉的，杭州、北京和成都，属于这类少数。

稳步前进型城市：苏州、宁波、绍兴、泉州、厦门

改革初期东部沿海崛起的大约有近20个“新贵”城市，从山东烟台到广东佛山，但是至少半数地位下降很严重，如威海、镇江、潮州、汕头、中山等，上述的这几个城市是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者，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竞争力最强的非省会城市。

大致而言，宁波从第22名上升到第11名，从普通二线变为强二线；绍兴从第41名上升到第33名，泉州从第30名上升为21名，厦门从第76名上升到31名（是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中，上升幅度仅次于合肥的城市）；苏州从第7名上升到第6名，尽管上升名次最小，但是与北京、上海、广州的差距大大缩小，实力还是有了本质变化。

苏州有234家A股上市企业，宁波125家、绍兴81家、厦门68家、泉州19家，除了泉州比较少之外，其他几个城市上市企业数量都远远高于一般省会城市。这几家城市A股上市企业综合为627家，大约占了全国A股上市公司的12%或者山东、四川、湖北三个经济大省之和。尽管这些城市因为行政地位的劣势，在人口和GDP规模上比不上很多省会城市，但是产业竞争力和发达程度上则远远超过它们。

部分成功型城市：西安、郑州、长沙

这三个城市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过去其地位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强省会战略下的产物，比如西安占本省GDP的比重，已经超越了36%，而山东、江苏两省省会占比在15%以下。

这三个省会城市在90年代经济地位都不高（尽管西安市一五计划中国家重点项目最多的城市，但是发展始终不理想），1993年的GDP排名分别为40、42和49，在这三十多年中都提升了25个以上的名次，属于省会城市中体量最大、进步最快的之列，尤其是郑州从一个存在感很低的城市，变为中部地区重要都会。

但是这些城市与前面列举的四类不同的是，前四类没有明显缺点劣势，这三个城市虽然成绩多，问题也很明显：它们缺乏强有力产业集群，主要靠规模和传统的投资驱动式发展来支撑，比如三者GDP大致都相当于宁波的65-80%左右，但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在宁波40%以下，反映了企业利润水平低、个人收入低的现实；这种发展路径依赖又导致城市债务率过高，基础设施闲置率高，郑州、西安债务余额都在4000亿左右，GDP占比超过30%，属于较高地区，写字楼空置率在30%以上，也属于基建严重过剩之列。

总结：经营成功城市的共性

全国共有29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大多数发展都是平庸的，仅有三分之一左右做的比较优秀，超出了平均发展水平，以上16个又是其中最成功的，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有很多做的不错的，被笔者忽略掉了。

那么，能否从这些成功的城市中寻找到共性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消费品和服务业为导向的民营经济发达。很多经济学家探讨一个地方创新力强大的原因时，往往就说这个地方民营经济发达，或者民营经济占比高。其实一个地方民营经济比重高低，并不是关键因素，全国民营经济占比超过60%的省份有6个，除了浙江和福建外，其余的湖南、河北、安徽和江西都不是发达省份，河北邯郸、唐山，山东滨州都是民营经济强市，民企500强数量不亚于温州、泉州，但是城市竞争力也不强。而广东、上海和北京的民营经济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科创力却非常强，这是民营经济指标定律没法解释的。

专业界和大众又经常指向某地是因为有顶尖级高校、人才多，比如说合肥发展快，是因为有中科大，杭州发达是因为有浙大。但是我们很容易找到反例，中科大在合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为何前40年合肥产业没有起色？深圳过去没有高校资源，为何科创还异军突起？南京、武汉、西安高新资源异常密集，三城在读研究生数量都几乎跟上海差不多，远超杭州、广州，为什么科创产业很薄弱？所以顶尖高校也不构成城市崛起的充分因素。

笔者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确切地说应该是以生产日常消费品或服务业为导向的民营经济发达，即TO C端的民营经济发达，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一个地方即便是民营经济占比很高，但是如果是以生产TO B端的生产资料，或TO G端的服务为导向，这个地方的市场发育程度就低，创新就不活跃。上述的邯郸、唐山、滨州等都是例子，东北各城市民营经济占比也不一定低，但是它们主要是TO B端的，所以一样处于低水平困境。

TO C端产业因为需要时刻接受亿万消费者的检验，所以，它们具有更强大的研发需求，更强大的技术转化能力，更强的营销创新能力。因此，这种民营经济体产业升级迭代更快，不容易落伍。如果一个企业或一个城市经济主要是TO B端和TO G端，它们对市场变化是非常迟钝的，我们可以看出东北有些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营思路，依旧是前工业化时代的。

同理，一个城市如果是以TO C端产业体系为主，它天生就与高校或人才之间具有极强的联结性，高校成果容易在这里得到转化，毕业生在这里能够得到用武之地。所以，根本上不是中科大成就了合肥，浙大成就了杭州，而是合肥和杭州的产业体系给中科大、浙大人才有了用武之地，否则他们要像华中科大、武大的毕业生一样纷纷涌向深圳。

第二，营商环境优越、公共管理水平高，对企业和就业者友好。如果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那么吸引企业的能力就强，投资和产出的能力也就强。我们且以北京与成都（都是2000万级人口城市），天津与杭州相对比（都是1000万级人口城市），从2016年至2025年，天津市场主体数量从91万增加到182万，杭州从82万增加到222万，北京从199万增加到286万，成都从155万增加到409万。杭州年均增量是天津的1.54倍，成都年均增量是北京的2.92倍，二者营商环境上的优异成绩是迅速上升为新一线城市的关键支撑之一。

在对外来人口友好方面，最成功的是深圳。深圳是5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中最早放开落户限制的一个，2010年起就给硕士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发放500元/月的租房补贴，虽然数字不是太多，但是全国独一家；2016年起每年拨款至少44亿用于支持本科以上学历人员落户，一次性生活补贴本科1.5万元、硕士2.5万元、博士3万元，而这时候多数超大城市对青年人才还都是“爱来不来”，甚至来了也不想要的态度。

受此影响，深圳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数量，从2010年的50.9万，迅速增加到2023年557.9万，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口数量从6.1万增加到202万，增加了30多倍。2010年上海本科以上人口约282万，是深圳的5.6倍，而现在两者几乎拉平。2025年深圳14-35岁人口比例为46%，高于北京、上海15个以上百分点，可以说深圳吸走了大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过去不想要的年轻人，奠定了产业人才基础，也奠定了消费基础，成为特大城市中的逆袭者。

第三，城市管理者具有超凡的战略眼光。多数城市运营者，眼光都是比较平庸的，看哪些产业时髦，就去大量投哪些产业，就像平庸的投资者，看到黄金或茅台股票大涨的时候，也去跟进。这种情况一般都要亏本，比如根据仲量联行发布的《2025 年中国产业园区市场白皮书》，多个城市产业园区空置率都达到了40%以上，出现了很多投入几十亿、上百亿建好基础设施去招商，血本无归的现象。

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在给一个地方做产业定位的时候，一定要向一个优秀企业管理者一样，选择具有前瞻性或比较优势的赛道，而不是盲目跟从。同样处于一个起跑线上的城市相比，东莞做的比佛山、中山、潮州、汕头好很多，苏州比无锡好很多，杭州比南京好很多，最神话级的当然是合肥。最近几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宁夏中卫在算力产业上做文章，也是边缘地带城市逆境中找到合适定位的典例。

在区域经济主场从县域竞争转向城市竞争后，政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拥有大量财政资源的地级以上政府，决策是否得当越来越决定本地人的命运（这某种程度上是经济模式的一种倒退），但愿宜春投资新能源汽车产业，数十亿打水漂的事情，尽量少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