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千一：倾听职校生们的表达

近年来，“优绩主义”（meritocracy）一词在互联网上引发着持久的讨论。从教育界到职场，几乎人人都在批评“优绩主义者”。但在批判之前，却似乎鲜有人深入地讨论过这个词的内涵与历史。

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在著作中系统性地提出这个概念。优绩主义认为，个人应凭借其能力、努力和成就获得相应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这一观念不仅形塑了现代社会有关何谓“优秀”的诸多想象，也深刻影响着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优绩主义的观念看起来十分积极，但也被迈克尔·桑德尔等学者认为过于强调个体能力对事业成功的影响，容易滋生一种“精英的傲慢”。然而，与如今饱受批评的现况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都曾发挥的是推动弱势群体解放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正面作用。今年，英国学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的《才华贵族》一书引进中译本，为我们打捞起了这段优绩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伍尔德里奇认为，我们迫切地需要从思想史的角度，针对优绩主义的形象由正面向负面的骤然转变，做一次全面的分析与反思。

今天，当我们热火朝天地讨论和批判优绩主义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回到中国的语境，优绩主义观念又在如何影响我们对自我、他人，乃至何谓“优秀”的看法？我们又是否可能走出优绩主义？本期专题，我们通过专访多位学者和写作者，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12日专题《反思“优绩主义”：我们如何理解“优秀”》的B07版。

B01「主题」反思“优绩主义”：我们如何理解“优秀”

B02-B03「主题」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优绩主义的“堕落”与“重生”

B04-B05「主题」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

B06「主题」林小英：接受教育，是为了让我们把日子过得生动

B07「主题」陆千一：倾听职校生们的表达

B08「中文学术书摘」阅读史和技术伦理研究两则

采写｜刘亚光

长期以来，有关优绩主义的讨论都集中在精英大学中。但对何谓“优秀”的想象与焦虑，却是普遍存在的。中高考不仅是选拔和筛选，同样也是人才的重新分流与定位。在中国，相较于就读普通高中，再进入普通高等院校这条路径，广大的职校生群体一直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在人们的印象中，职校生们常常是考试的“失利者”。优绩主义的讨论对他们来说，似乎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几年前，陆千一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经历了一段出版社的实习后，机缘巧合，她回到家乡的一所大专职业院校任教。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来到过去相对不了解的职校，陆千一经历了一段适应期。她对教学的内容有诸多不满足，也对职校生们的迷茫充满同情。晚上闲下来时，她会去翻看曾经在学校里看过的《学做工》，发现“这些理论完全派不上用场”。

从职校离职前，她希望记录职校生们的生活状态。几经权衡，这本名为《我是职校生》的书最终以口述的方式整理出来。陆千一认为，或许正是因为人们对职校生们生活的不了解，才经常会用一种特殊化的眼光去看待他们。“我们其实都并没有资格去评判或者定义一个群体”。职校生们的写作直白、毫无修饰，是“如开闸放水”一般的真情流露。在写作中，他们真实地袒露自己对职校生活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烦恼与希望。改变现实或许困难，但表达，至少是重建主体性的开始。

陆千一，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某职业院校执教两年，出版非虚构作品《我是职校生》。

“分流”带来的焦虑是具体的

新京报：作为北大毕业生，几年前找工作的时候，你对一份理想工作的想象是什么？当时你会觉得，去一所大专院校当辅导员是一个有些令人沮丧的选择吗？

陆千一：我当时去出版社实习，包括后面到一个大专院校任教，确实都是发自内心的选择，不是妥协或者无奈。可能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给《我是职校生》这本书写推荐序的林小英老师说，我有点“不役于物”，可能是有一点。

我所在的出版社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收获很大。当时收到很多用现在的说法叫作“素人”来稿，就是没有经过专业写作训练的、各行各业的写作者，希望能出版自己的写作。我本科四年都在中文系，当时的志向是想写自己的小说。看这些来稿，好像我对写作这件事也有了全新的看法，发现之前我好像是为了发表而写作，但写作这件事，并不是生活里很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应该只为了开心而写作。

新京报：职校似乎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这里其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比如同学们私下会讨论“谁罩谁”，但学校制度层面其实管的又特别严格——甚至比普通中学更严格。这个有点矛盾的环境会对学生带来什么影响？

陆千一：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们确实经历着两套秩序，制度层面，学校各方面都管得很严，但学生们自己也是有一个“地下秩序”的。他们在一个非常早的年龄，就经历了一种未来发展道路的“分流”，而这条路又被社会认为不是那么地主流。他们对学校权威的认同，相对来说，就是会比普通高中的同学要弱一些。加上处在青春期的中后期，他们对同伴之间的地位、面子之类的事情又会比较敏感，在学校、老师管不到的地方，自然就有一些更叛逆的表现。学校管的越严，这种“地下秩序”也越容易发展出来。

新京报：学生陈楷夫在自述里说：感觉读了专科，人生就变难了。这可能确实是有感而发。当他们在一个很小的年纪落入教育体系的“边缘”，他们怎么寻找信念的支撑？

陆千一：这种因为觉得自己“走了弯路”而有些失落的心态，其实还挺普遍的。和考上好学校的同学的那种兴奋相比，他们自己肯定不会觉得来这里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再加上老师、家长，包括社会的氛围，一切环境也都在给他们灌输这种情绪，类似于“你如果学习不好就会去职校”之类的话语，都会影响到这种心态。当然，这也和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有很大关系。

现在可能学生们压力都大，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学历可能不如以前那么值钱，精英大学里的学生，其实也失落，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毕业之后好像也只能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但我觉得这和职校生们经历的这种失落，还是有区别。我觉得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对未来的这种焦虑会存在，但它更多是你从周围的声音里听来的，具体你毕业之后会面对什么，它并不具体。但对职校生们来说，他们可能会在一个更具体的层面感知到这些问题。毕竟，他们经历的这次“分流”，本身就让他们体验到了一些具体的社会现实。

对优绩主义的不同理解

新京报：这本书里“打螺丝”这个词出现频率很高，经常成为这些孩子们概括自己出路的一个标签。现在其实精英大学里的学生，也会调侃自己出去了是给公司当“牛马”，你觉得说自己“打螺丝”，和调侃自己去当“牛马”，二者有什么不同吗？

陆千一：谈到毕业后的工作，他们确实经常会用“打螺丝”这个词，它不一定具体指某一个岗位，而是一种工作状态。当然，可能因为确实一些人会去工厂，这个词就显得更形象一些。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们也很喜欢调侃自己是“牛马”，我觉得这两者有相似也有不同。“打螺丝”和“牛马”都是劳动异化，但说自己是“牛马”有很多戏谑的成分在，即便做的是一个看起来挺光鲜的工作，在大厂或是律所，也可以这么调侃自己。但“打螺丝”似乎是很具体的，也并不像一种自我的调侃。

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剧照。

这些孩子来到职校前，其实也都是在一个优绩主义的环境里过来的，有些同学小学初中都是优等生，他们也很认可这一套规则。突然到职校的环境后，发现这里好像不用学习也不太有人管，大家也不再比成绩，对出路好像一下也缺乏了明确的目标，就会经历一个颓废的时期，然后再去慢慢重建。老实说，这个重建怎么完成？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比如有一个孩子以前有电竞梦，但没打上职业，学习也耽搁了，来了这里，他还是会不甘心，想着回去继续追电竞梦，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与其说这是一种“卧薪尝胆”，不如说是一个比同龄人提前到来的“奥德赛时期”。

我还是觉得现在职校的教育内容应该更丰富一些，这样才能让职校生们在面对这个迷茫的时期的时候，能更充实，不至于完全在空虚中度过。其实，当学生们接受中学的优绩主义教育一路走来，总会在一个节点面对迷茫的问题，只是有的人是在大学，有的人在职校，有的人是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在传递知识——这个知识很可能还是为了考试——而并没有教我们怎么和自己相处，怎么和他人相处，迷茫这个问题迟早是会爆发的。

新京报：有位学生的习作里说了一句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平凡一生。如果往前回溯，可能在上一个教育阶段，这些职校的孩子都还是怀有“不凡”的梦想的，在职校的环境里，他们会怎么理解“平凡”这件事？他们对社会意义上的“优秀”又有怎样的理解？

陆千一：和他们接触，其实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学校影响的有限性。他们成长的环境，包括家庭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同样是迷茫，有的同学过得相对就充实、开心一点，这个和家长对他们比较宽松的要求、培养的理念就有关系。比如他们会很明确自己就是想学一门手艺，未来想开个小店，有了一个明确的、新的目标，他们就会重新获得一种意义。

过去学生们接受的学校秩序是比较明确的，比如用成绩排名来形成一种价值观的指引。但职校的很多做法，并不明确，只是一味地严加管理。这使得职校生们会对规则，甚至权力，更敏感。尤其是他们会去区分什么是形式上的规矩，什么是非正式的规则。职校里当然也有一些竞赛、排名，比如技能比赛之类的，学生们当然也会加入到比赛中去。但对他们来说，规则是更具有流动性的。同时，他们也非常能把握一套关系网络，比如谁“不能惹”，谁是实际具有影响力的。相比较之下，我们惯常讨论的陷在优绩主义里的学生，可能会把优绩主义的这套规则理解为一个明确的、固化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很少想这个规则是谁定的。

用表达建立主体性

新京报：这些孩子们会怎么理解和同龄人——尤其是“走上主流道路”的同龄人的比较？我看了之前多篇有关这本书的采访，在很多场合，你都会提到你担心加剧一种对职校生的偏见或者说“凝视”，仿佛他们是一种“非主流”群体，这种凝视具体指什么？

陆千一：这种和同龄人的比较当然会有，但我感觉他们更多还是放在心里，不到特定的时候也不会显现出来。因为生活还是要一天天过，一天天慢慢习惯职校里的生活。除了有些迷茫，其实慢慢学生们还是能享受校园生活的快乐的，也不会老是去和以前走上不同道路的同龄人去比较，有时候他们也会约以前的同学一起出去吃饭。相比较之下，我觉得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割裂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社会大众、媒体，可能都容易觉得职校生是一个比较“非主流”的群体，对他们也有一些刻板印象。

不过，在我做完《我是职校生》的这个自述集之后，对这个问题可能又有新的看法。我刚刚来这边的时候，没有那种对职校生先入为主的预设或者说刻板印象，但我认为这是因为我提前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心理的预期：他们是我的学生，我作为老师不可以有偏见。所以，我会对我的每一个可能的刻板印象非常小心。所以，我也许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预设，只是我小心地约束了它们。那个时候，我和他们只是师生关系。

《我是职校生》作者:　陆千一，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0月

后面随着我们的接触日益密切，尤其是我不仅和学生密集地交流，也接触了很多校内的工作人员，我就逐渐放下了这个比较“端着”的状态，因为我发现自己就是会有一些偏见，也会对他们的一些言论表达不满，比如我就会觉得在那个工人文化比较重的环境里，一些男生的言论对女孩子是不够尊重的。但这不影响我和他们的关系在拉近。这时候的我，可能是更真实的，然后我觉得，我反而从一个老师，变成了他们的朋友。

新京报：你在学校里试图推进一些改革，希望能给到学生更多探索的自由。但你也提到，这种自由，未必让他们变得更好。你是如何笃定你做的这些就是对的？

陆千一：大家现在其实都对优绩主义这件事很警惕，但走出优绩主义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的一个北大的学长一直在做一个大学生陪伴的公益项目，为刚刚进入大学的一些弱势背景的学生提供一些学业、生涯规划上的指导。其实发心都是为了让他们对自己有更明确的认识，不要困在绩点那一亩三分地里。但后来他告诉我，他有次给项飙老师发邮件谈论他做的事，项老师问他：这样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内卷”？我的理解是，这种指导最后也还是会形成一些特定的“发展道路”，大家也会去比较。我就瞬间理解了那句“把自己作为方法”。

我看我的学生们交过来的文字，感慨确实每个人的性格和适合走的路，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当然需要人生的指导，但这种人生的指导，不是一个梯子一样明晰的规划——因为优绩主义给你的就是这样一个梯子。它如果太精确，一定会形成新的束缚。而且我们也应该习惯，走出优绩主义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一定的阅历，每个人的路需要自己耐心地去走。

我在那里做的事情，其实概括起来很简单，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可能充满限制的环境里，让他们能够逐步探索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当然，后面我也觉得，这不是我个体的力量能完成的事情，但我依然认为我的努力是对的。

这种主体性首先是对自我处境的一个充分觉知，这种觉知并不是说我要去肯定或者否定当下我所经历的事情，而是明白自己的性格、思考方式的来龙去脉，包括它们和社会结构的一个关系。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反思让人痛苦，但其实我的学生们通过写作看清这些事，是会让他们感到更安心，更有力量的。当我让他们去写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的形容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像“开闸放水”，句子很质朴，全是去掉修辞之后的真情实感。因为他们在通过这种方式，认真地整理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并且试着与周围的关系互动。它不是一个自言自语。我认为和周围的环境发生互动，是表达的核心。这种表达甚至不一定要是写作，也可以是跳一段舞、唱一首歌，这些都是建立主体性非常重要的方式。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刘亚光；编辑：罗东 申璐；校对：翟永军 付春愔。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